我是在北京出生的,并在那里生活了12年。之后的58年都是在四川度过的。尽管在北京生活的年头不过是四川的五分之一,但那12年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记忆也最深刻,它对我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记得那是1966年我12岁刚来四川的时候,各方面都不习惯,说话听不懂,水土也不服,腿上长满了“湿热”疙瘩,上个公厕跳蚤就上身了,抖来抖去抖不掉,咬得满身都是包。老师讲的课我都会了,他们也不如北京老师讲得好。由于上述原因,一时间,我的情绪非常低落。
苦闷之中,我想到了求助北京老师。我写了两封信给我的班主任索老师,把苦恼通通倒给了他,希望他告诉我解决的办法。作为班主任,索老师很忙,但他却给我这个已经调走的学生回了信,满满写了三页纸。他要我多去掉“我”字,多树立“公”字,不断明确人活着为什么,少年们学习为什么。我提到有同学看不惯我穿凉鞋还要穿袜子,索老师说,这是“城市和农村的习惯区别”,让我“适应当地的习惯”,“不要脱离群众”。让我“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扎根,在祖国秀丽的江山中,贡献我们的一切。”
索老师的信我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现在都保存着),反反复复领会信里的精神。我想,北京是回不去了,既然到了现在这个地方,也只能适应环境,学习相关的技能了。就这样,在索老师的帮助教育下,我终于慢慢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
由于对索老师充满感激,2008年,我写过一篇《老师,您听我说》的散文,好几家报纸、电台都采用了。我还将它记录在了我的新浪博客上。没成想,这篇文章恰好被我的一个北京小学同学看到了,他与我很快取得了联系。通过电子邮件,我们一起回忆小学生活的点点滴滴,憧憬着大家能有见面的一天。
快乐到来的时候往往猝不及防。2013年5月,知道我思念北京亲朋的老伴忽然“开恩”,同意我一个人到北京探亲(自1993年到北京旅游后我一直未再去过北京),由他独自在家照顾96岁生活尚能自理的父亲。就这样,我在北京见到了三位小学同学(其他老师同学都联系不上了)。那一晚,我们在一起聊过去,谈现在,想未来,都很感慨。经历了那么多人生变故,走过那么多沟沟坎坎,大家还是觉得童年的纯真最令人怀念,还是觉得小学同学的感情最真挚可亲。
这就是我的北京情结,这段经历我永远不会忘记! 左上第一人为索老师,第五人是我(摄于196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