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老知青自强不息 于 2022-4-27 16:07 编辑
72、告密与陷害 一九七四年，一封告密信将我置于不仁不义百口莫辩的尷尬境地。至今想起来依然心有余悸不寒而栗。 那是上山下乡的第六个年头。随着招工招生的重新启动，知青政策有了些许松动。知青的家长们各显神通，竭力通过各种渠道让子女尽早逃离苦海。留守农村的知青除了少数是家中实在无能为力的平民子弟外，就剩我们这些被打入另册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了。 那时，散居各插队点的知青几乎都独处一隅形只影单，只有赶场天（周日）才有机会从四里八乡赶到场坝（小镇）上匆匆一聚。 我插队的地方在湘黔边界深山老林中的独家村。每次与其说赶场还不如说是赶路，因为那条崎岖蜿蜒的山路实在是太长了,清晨出发赶到小镇已到正午。如果在小镇呆的时间稍长，天黑前就根本无法赶回自己栖身的小屋。 因此，性格内向又不善交际的我变得郁郁寡欢更加孤僻，在留守知青中除了另一公社的挚友小青和友生外，再无可以交心的朋友了。 又一个赶场天。一踏上小镇街头我就觉得不对劲：那些不十分熟识的同学的目光赤裸裸地流露出对我的轻蔑与鄙视；相识的同学也对我爱理不理，极力回避我的目光，有的甚至视如路人与我擦肩而过。 我狐疑地在小饭店找到小青想探个究竟，但小青对此也一无所知。只好等友生来后再看看他是不是知道点什么。 终于盼来了友生。不等我开口他就毫不客气地盯着我：“他们说你是点水雀！” 点水雀—告密者？我如五雷轰顶莫名其妙。 “你给知青办写过信？” “写过”，我没有理由否认：“这事小青晓得。” “我晓得”，小青立刻证实道：“那封信我看过，与别人无关，我可以证明安平不是那种人。” 一周前我确实给知青办写过申诉信。在信中我竭力为自己辩护，声称自己不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因为家父（省水文总站的工程师）于1958年因言获罪，被判刑3年。但早已刑满留场就业，不再是“五类分子”，应该由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我不是黑五类，不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范畴。 我天真地以为，凭我的申辩和劳动表现（这从公社对我的屡次推荐可以证明），知青办也许会在“政审”时放我一马。圆我的上学梦。 今天看来，那时的想法实在愚蠢之极幼稚可笑。因为否认自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立论本身就是无法自圆其说的悖论。否认的结果无非两种：其一，承认自己是“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其二，证明自己是“不用教育就好的子女—自来红”。前者当然不是我的本意，后者却绝非我辈能享受的殊荣。 友生让我知道了原委：上周确实有人在知青办看到用我的名字向知青办写的告密信，告发佘某（我们公社另一个大队的知青）曾经在镇供销合作社偷窃过一把小刀。 这事此前我毫不知情，告密从何谈起？我真比窦娥还冤啊！ 尽管我历来反感“饥寒起盗心”之徒，也不屑于与偷鸡摸狗之辈为伍，但我更恨暗地告密的奸佞小人。我怎么可能与其同流合污呢？ 怀疑猜忌和中伤依然在知青中蔓延。没有人站出来公开与我理论，我无法自证清白，更无处鸣冤。 到底是谁？为什么要盗用我的名义告密？我百思不得其解。 虽然不善交际，但我向来与世无争，从未在知青中得罪过谁呀。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除了继续忍受白眼和误解，我又能怎么样呢？随它去吧。 告密信没有奏效，佘某还是被省水电学校录取了。 一年后，我与小青一起造访原知青办主任周立金。自我介绍之后，周很奇怪地问：“你就是王安平？”“是啊。”“你与竺某有啥矛盾？”“没有啊。”“那她为什么要用你的名字写举报信呢？” 天哪，陷害我的人竟然会是她！ 这真应了那句古老的名言：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竺某是本公社三个留守知青中的唯一女生,在佘某相邻的小队落户。她曾告诉我，同伴们离去后，为预防不测，孤身一人的她每到夜晚就紧闭门窗，就寝时绝不会忘记在床头放一把锋利的柴刀。 我同情她的处境，更钦佩她的勇敢与坚强。在原先离去的同学和我的眼中，她是既善言谈又活泼大方颇有教养的女子，这从大家送给她的雅号—“博士”便可见一斑。 她对我俨然以大姐自居，曾用“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安慰屡遭“政审”打击抑郁沮丧的我。而我也乐于在偶尔搭伴赶场时充当她的临时保镖。 此刻，她在我脑海中的形象轰然坍塌，剩下的只有愤怒、鄙视和厌恶。 显然，当初她企图一箭双雕，用告密信阻止佘某进入水校以便自己取而代之，同时将告密者的恶名转嫁到我的头上。 可怕又可恶的女孩！ 真相大白。我却无力诏告天下洗刷冤屈。因为那些留守知青们早已带着对我的误解陆续离开了农村。而竺某也悄悄转点不知去向。
1998年12月30日，我应邀参加本校（贵阳市第十六中学）赴天柱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纪念会。 之前我反复考虑怎样找竺某算帐：是单独质问她？还是当众揭露她？我太想出出这口憋在胸中长达24年的恶气了。如果她主动赔礼道歉，我能不能原谅她？我该不该原谅她？ 竺某没有出现。 今年（2008年），我又将参加本校“老三届”同学离校暨上山下乡40周年纪念会。但我已经没有找竺某算帐的冲动和与她理论的兴趣了。 年近花甲，昔日的怒火和怨恨已趋于平静。回顾历史，我以为是畸形的年代让竺某产生了畸形的心理，是特殊历史时期恶劣的政治环境扭曲了她的人格。从这个意义上讲，她又何尝不是可怜又可悲的受害者呢。 当然，这绝不能成为她告密和陷害别人的理由！ 我想类似竺某这样的告密者在当年的知青中也许不乏其人，如果他们能够重新审视自己当年的丑陋行为，真诚认真地反思和忏悔，也许会得到受害者的宽恕吧？ 因为我深信，道德法庭只对道德尚存良知未泯的人具有威慑力。 仅此而已。 （2008-11-28） | 
发表于 2022-4-26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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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28 1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