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喜鹊 于 2021-11-27 20:02 编辑
经历——我参加搞社教运动(1)
经历是无法复制和粘贴的,它的独特魅力就是给人的精神增添了一笔笔财富,使我们不会再陌生地面对生活。这种财富也都会在不断的积累中体现它的不可替代性。(网摘)
这是我的回忆录,是半个世纪前我的亲身经历,让50后60后等年轻朋友们了解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时的偏僻农村是怎样的落后。
我是一九六五年农大毕业生,当时我们刚从大学出来的被称为“三门”干部。哪“三门”? 即:家门、校门、机关门。所以我刚去单位报到,组织上就要我去农村锻炼,也就是去参加搞社教运动。
要求知识分子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通过参加社教运动,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来个脱胎换骨。其实,我本来就分在一个垦殖场当农业技术员,参加搞社教不过是从这个农村到另一个农村罢了。我们江西东乡县(现已提升为抚州市东乡区)把抽上来的干部组成一个社教工作团,由县副书记当团长,通过短期培训后就开赴到广丰县的一个公社去搞社教运动,也就是原来的四清运动。“四清”即: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通过运动要把从公社到生产队的四不清干部挖出来,根据《二十三条》文件,要把党内的走资派揪出来。,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我被分配到一个最小的工作组,只有七个成员。我们去的公社坐落在山里,汽车开到离公社十五里处就只能下车步行,我的行李是组里热心同志帮我担的。到了公社,我们组又步行十五里才到达目的地,叫石井大队。这个大队是在一个山谷里,是最偏远的地方,与江山县交界。这里地势险要,解放前是土匪出没的地方。所谓大队实际才几十户人家。
我们人少,也只有我一个女同志,又是大学生,所以我就担任办公室工作,住在大队部,工作组只有两名男同志下生产队去住,其余的都住在大队部。当地大队干部都靠边站。
大队部原来是个小庙,早已没有菩萨,大殿里可以开会。大殿右边还住着两户人家,左边有四间,大约是解放后新造的,大的一间做办公室。我一人住了一间,是原来大队干部住的,有床还铺着稻草,挂着蚊帐,条件还不错。右边天井旁屋檐下有一个灶,一口大锅可以烧水。小门外是山,有一年四季、昼夜不息流动的泉水,用剖开的毛竹把水引下来,成了真正的自来水。
这个大队只有两个较大的村庄,一个有十九户人家,叫石坪村;另一个有十户人家,叫石岗村,它们分别坐落在大队部的左右,各离一里多路,其余的分散在半山腰,有四户,两户的,都离得较远,约十里左右。
我们一到那里,放下行李。全组同志就到野外去开会,很神秘。工作组初来乍到不了解情况,就把当地所有的干部都当成四不清干部,把群众都当成会去告密的嫌疑人。那时是十月初,田里小虫子很多,我手脚和脸上被虫子咬了几个大包,又红又肿,奇痒无比,还不敢说,怕人家说我是上海来的资产阶级小姐,吃不起苦。
我们是到群众家里吃派饭,主要是去石坪村。村里群众很欢迎我们去吃饭。那里耕地很少,都是小面积的梯田,所以大米很少,主要口粮是红薯。早上薯煮粥,中午薯蒸米饭,晚上又是薯煮粥。每天我们一人给一斤粮票,三毛钱,这对当地农民来说是笔不小的收入。我们工作组有规定,在群众家不准吃荤菜,否则就是违反纪律。只有去公社开会时我们就去食堂加餐,主要是红烧肉,每份约半斤,我们女同志都可以吃得了。在吃的方面,我不但适应而且非常喜欢吃红薯。因为那时在上海到粮店去买红薯,不但要购粮证定量还要排四五个小时的队,才能买到。所以,对我来说天天有红薯吃就好像老鼠掉在白米缸里了。
这个地方非常穷,交通不便,远离城镇,没有副业,除了一点农业,少量的烟草和毛竹,没有其它收入。
我们去了以后,天天组织群众开会,贯彻中央《二十三条》文件,发动群众揭发大队、生产队干部的四不清问题,但搞了三个月,实在揭发不出什么问题,因为如果有一点收入,生产队当场或年终就分给大家了,经济账目很透明的。结果只能给大队干部硬扣上多吃多占的罪名,也无法处理,其实,也是很少的钱,退赔就是了。生产队长连吃占都没有,也没有一个地主、富农可以拿来斗斗的,所以,阶级斗争不激烈。 有一个书记是前两年的下台干部,他原来是个苦大仇深的雇农,在土改时是个积极分子,天寒地冻打着赤脚,走十几里山路去斗地主。后来他当上了大队书记,前两年说他有作风问题,被开除党籍,撤了大队书记的职务。我们经过调查,了解到原来是这样的:他因为穷四十多岁还是个光棍。有一个外乡女人是个童养媳,受不了婆婆的虐待,就从婆家逃出来了,后来这个书记就同她结了婚。我想这个处分是过重了,但这不是我们工作的范围,故也没有平反之说。
那里的生产队长可以说绝对清廉。石坪村的生产队长,他生了四个孩子,住在一间四面通风的屋子里,一个房间只有一张床,房间外是个凉棚,当客厅,有一张方桌,四条长凳,可以吃饭。我们去时,他第三个孩子在生病,躺在床上,身上盖的是一条象渔网一样的破棉絮,上面还加盖了一披蓑衣。我实在想象不出,他们一家六口人晚上怎么睡?他最大的孩子才十岁左右,最小的还在喂奶,这个日子以后怎么过?后来工作组为他家申请了一床棉被,一件棉袄。他家对工作组真是感激涕零了。
村里有个女孩叫桂花,有十二三岁,看到我非常热情,每次都是笑嘻嘻的打招呼:“周同志,吃过饭了吗?”,有时我刚从厕所出来,她也是这样打招呼,我就会忍俊不禁。我看她穿得破破烂烂,一件黑衣服,肩头露在外面,一条裤子分不清是长裤还是短裤,屁股都要露出来了,从秋到冬没有换过,山里冬天很冷,下雪、结冰也是这样穿,不过几乎每人手上提了一个火砵。那里树木很多,都是砍下来当柴火烧,火炭就装在火砵里,用来取暖,每人都有一只,火砵是装在一只象花篮一样漂亮的篮子里,那里篾匠的手艺是不错的。后来我了解到桂花的父母双亡,靠哥嫂生活,哥嫂也穷,又对她不好。我觉得桂花还不如在城里讨饭的叫花子。这样的女孩十四五岁就要找婆家,找了婆家才会有新衣服穿,所以早婚现象严重。
还有个小女孩,才五六岁,长得十分漂亮、活泼可爱,她与祖母相依为命。她父亲去世了,母亲改嫁,祖母年纪大了,缺少劳动力,生活非常艰难。小女孩也是穿得破破烂烂,我觉得她好可怜,实在我无法抚养她,否则我真想把她带到家里做我的女儿。后来我趁去公社开会之际,替她买了几尺花布,因为没有布票,只够做两条长裤,我就用手工替她做了两条花长裤。她可能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穿上了新衣服,高兴得又蹦又跳。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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