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东内堡

图为河北定州市内的张寒晖文化广场。

 

我的老家在河北省定县（今定州）北内堡乡东内堡村。定县当时属于保定专区，距北京约160公里。定县属于华北平原，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经是敌后根据地，著名的电影《地道战》、《平原游击队》等艺术作品，就取材于这里。

 

到敌人后方去，把强盗赶出境。不怕雨，不怕风，抄后路，出奇兵；

今天攻下来一个村，明天夺回来一个城。叫强盗顾西不顾东，看日本军力不集中……

                   ──摘自歌曲《到敌人后方去》，赵启海词，冼星海曲

 

1944年7月，我父亲就是在这里离开爷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那一年，他只有17岁。

当时这里是日本鬼子占领的地方，也是共产党、八路军出没的地方。我二爷孙银锣是八路军22团的一个班长；父亲家的邻居刘铁锤在八路军的县大队。爷爷虽然没有参加八路军，但是他也悄悄地为八路军收购子弹。在他们的影响下，父亲参加了县大队，在二中队任侦通员，任务就是侦察敌情，给领送信。由于在敌后，所以大家都不穿军装，农民装束，也没有枪，只给一个手榴弹。实际上父亲当时就是现在电影里说的“土八路”。

1945年，我父亲从县大队抽调出来，准备前往延安，去补充八路军正规部队。临行前县大队还专门设宴为父亲一行送行。前往延安的路线是从定县铁路以东向西方向行进，取道山西过黄河去陕北。当时日本鬼子看守铁路很严，父亲他们穿越铁路只能在晚上进行。在太行山区的阜平县境内，部队给父亲他们发了军装。军装是黄颜色的，帽徽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十二角。整休期间，父亲学会了一首抗日歌曲，歌词唱道：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们要抗日到底，直至赶出国门……

 

部队整休以后继续向西北方向行进。但是行军途中我父亲不小心踩到刚做完饭的余火堆里，脚烫伤后又感染了，无法走路，就留下来在冀西军区独立营一连三排当战士。脚伤好后被编入四分区独立团，后又调分区任通讯员。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为了配合国共两党的谈判，我军裁减部分老弱病残人员。我父亲由于经常有病，身上又是疮又是疥的，上级就安排他复员回家。当时是在安国县冀中分区办的手续，复员证上印有国共两党交叉的党旗，党旗中间还印有孙中山先生肖像。

父亲复员回到家后，村里还给了200斤小米。

1947年，国共两党谈判失败，解放战争爆发。上级号召老兵归队，我父亲第二次参军，部队是解放军华北四纵队12旅，在三营七连当战士。时间不长，当部队打到大清河、沧县（今沧州）一带时，父亲却开小差离开了部队，也不敢回家住，跑到北内堡他姨母家。父亲在他姨母家住了半年，部队打完石家庄、清风店后，在定村、赵庄一带驻扎。父亲所在部队的班长又把父亲叫了回去。

父亲回到部队，营长、教导员把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又关了他三天禁闭。父亲看到他“开小差”前一起的战友，现在已经被提拔，心里也是很不服气。从此以后，父亲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坚定了革命到底的信念。

 

20年后的1967年8月30日，爷爷赶着一辆马车去到定县火车站接我们。

当我们全家回到东内堡村老家的院子里时，好奇的乡亲们到我家来看我们，他们在爷爷家的院子里，呈扇形站了一院子，好象我们是文艺宣传队，马上就要演出似的。

我最关心的是姐姐，分别几年，我已经不认识她了。在许多农村女孩子中，姐姐穿着最不好。当时正是盛夏，十来岁的姐姐象许多男孩子一样，光着膀子，只穿一个裤头。看来没在父母身边，姐姐受了不少苦。

俗话说隔辈亲，爷爷之所以执意要把姐姐从我姥姥家接来，主要是他非常喜欢我姐姐。但是他毕竟是个单身，并不会带孩子，也不会疼孩子。姐姐跟他在家时，吃饭没个钟点，穿衣没个样子。爷爷脾气不好是全村有名的，动不动就发火，发火就没头没脸地打人。姐姐跟着爷爷，挨过不少打。有一次姐姐将一条麻袋借给了邻居，人家很久才还回来。结果粗暴的爷爷罚我姐头顶麻袋跪在太阳底下……

我在爷爷家住时，有一天爷爷带我去子位赶集。爷爷是个手艺人，这次赶集是摆了个鞋摊，他给人修鞋，我帮他收钱。记得爷爷有个熟人来修鞋，修完后人家问爷爷多少钱？爷爷说随便给。那人就给了一枚5分钱的硬币走了。过了一阵儿，那人觉得给得有点少，又转回头来给了一枚5分钱的硬币。这一天爷爷很高兴，逢人便讲我是他的孙子，看得出来他因我而自豪。

可是有一天下地干活，爷爷就对我不满意了。他说我干活不主动，光慌着玩……其实我当时不到10岁，也并不觉得地里有什么好玩的。爷爷嫌我不会捡柴禾，因为我跑到高粱地里去拾柴禾（玉米、高粱杆），爷爷训我说：你到高粱地里咋能捡到玉米秆子？我手拿一根玉米杆说：“这不儿一根央？”爷爷气得没话可说，回来后告诉了我母亲。

多少年后，“这不儿一根央”这句话，还是我母亲议论我的笑话。

我和爷爷相处的时间很短。幸亏短暂，按照爷爷的脾气，日子久了，我肯定要挨爷爷的打。爷爷是个爱打人的人，父亲小时侯挨打最多。父亲南征北战，几乎没有受过伤，却留下了不少爷爷打下的伤疤。他不仅打我父亲，连自己的兄弟姐妹、妻子都打，整个家族的人都怕他三分。据父亲回忆：有一次爷爷把奶奶打得滚在地上，头发都揪下来一把。奶奶告诉我父亲，她要离开这个家。奶奶走了，爷爷和父亲都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走的。他们父子俩到寨墙上看到，奶奶从墙上溜下去的痕迹清晰可见。那时父亲才五、六岁。

这位离家出走的奶奶后来再没有回来。据父亲1994年的日记中回忆：他的这位继母是我爷爷从无极县撤店回家时带回来的，她身材苗条，相貌端庄，只是皮肤略黑一些。她与我爷爷共同生活的那一段时间里，曾给了我父亲珍贵的母爱。父亲在回忆中写道：“我小时侯脖子长了疮，是继母给我熬药治疗，使之痊愈。继母曾抱着我让邻居成宝爷的母亲给我接种牛痘，增强免疫力。没有父母对我的关爱，我岂能长大成人？”

可惜当年爷爷的“家庭暴力”太厉害，让我的父亲过早地失去了母爱。

爷爷是个心灵手巧的人。他虽然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是他不会种庄稼。他属于农民中的匠人，皮匠、鞋匠……他没有学过徒，但是什么手艺活他一看就会。他常说：一类人看看就会；二类人教教就会；三类人打死都不会。他有手艺，赚钱多，花的也多。所以一辈子也没有攒下几个钱，也没置下几件家当。临去世前，家里只有土木结构的房子5间，两个小院子。这两个小院，一个是土改时分的，一个是分家时分的。

爷爷姊妹6人，他是老大。别人后来都有了家室，惟独他是光杆司令。不是没人跟他，是因为他太霸道，谁跟他过谁挨打。太爷家大门上留下了两道斧头砍过的印子，太奶给我父亲说：“那就是你爹粗野的记号！”爷爷晚年时也很寂寞，养了一条狗，最后也被他打死了！

旧社会，爷爷靠手艺走东家串西家，一般都是到一些有钱的人家做活。父亲有时跟着他也沾了一些光。有些好吃的东西，穷人家的孩子吃不上，父亲跟着爷爷却有机会吃到。父亲跟着爷爷也吃过糠、咽过菜。有一年华北平原遭了旱灾，没有粮食吃，爷爷就和父亲吃起了糠饼子、棉籽、榆树皮面、红薯叶之类的。父亲吃了后解不出大便，太奶就用钥匙给父亲往外掏……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爷爷也不偷不抢。那个时候土匪绑票、截道横行，爷爷却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手艺人。

爷爷没活干时，常带着父亲去打麻将，他在里面打，父亲就在门口等。有时边等边唱歌，也曾有过一段快乐的童年时光。

爷爷在本乡本土也算是个知名人士，因为他的手艺好，方圆几十里独一无二；二是他的形象好，个子高，眼睛大，炯炯有神。三是在本村邻里之间有个什么纠纷，他也常常登门调解；四是到哪儿去总带个尾巴──就是我父亲；五是打孩子出了名，在整个村里家喻户晓。

爷爷年轻时也有过辉煌的时刻。他曾在无极县开过鞋铺，雇有小工、佣人。他虽然在家是一霸，但在外面却为人厚道。他常说：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人家给个枣核让含着，都觉得甜，忘不了人家。街坊邻居吃饭爱串门，有时爷爷就把自家的辣椒、菜、干粮什么的，让人家吃。有时别人不好意思，爷爷就主动放在人家碗里。

爷爷爱讲故事，因为他曾在县城里开过鞋铺，大小也算个老板，看过许多戏。冬天夜长，村里有些老头老太太常到爷爷家来串门。当时家里生着火炉，爷爷一边做活，一边给人们讲述“狸猫换太子”等戏曲里边的故事，听得那些老头老太太们入了迷。我父亲当时还小，躺在炕上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在那个年代，老百姓家一无收音机，二无电视机，因此谁能讲故事，谁家就成了娱乐场所。

爷爷年轻时爱腰腿疼，下雨阴天就严重一些。父亲小的时候常常给他按摩，有时还用脚蹬。

在抗日战争期间，爷爷除了经营手艺外，还为八路军收购子弹。他在村里参加了贫协组织，为抗日救亡活动四处奔波。在斗地主、分田地时，父亲常常打头阵，也就在那时，村里分给他两亩土地和一块庄户地。

爷爷最讲究自尊、自爱、自强。他常说：人穷有志，像鸡一样，自己有两只手，刨着吃。他常常一人拉扯着一个孩子，风里来雨里去，为别人做活赚钱。往往是天气越冷活越多，他接到活后，就靠着墙在太阳底下，一干就是一天。那时给别人家做手艺活，人家管饭。爷爷从来不挑食，给好的吃好的，给差的也能凑合。为此，常受人夸奖。有一次父亲到外村的一家做活，东家做饭时，妯娌俩一人放了一份眼盐，父亲吃了也不吭气。东家问：“味道咋样？”父亲回答说：“合适！”结果东家尝了一口：嗨！咸得要死，忙问：“师傅，你咋不说呢？”我父亲说：“我怕我说了你会训那妯娌俩。”

 

这次回老家，我们还到姥姥家住了一些日子。

姥姥有两个家，一个是安国县崔章乡固西村的王家，也就是母亲出生的地方；另一个是无极县大中郎村的高家，姥姥是1960年改嫁到这里的。我们先到的大中郎村，看望了姥姥。随后又到固西村，当时我舅舅已经参军到了越南，姨母在安国县读高中。我记得姨母每天晚上给我母亲说很长时间的话，她给我母亲讲学校里红卫兵的事情，讲课本中的历史故事。她讲了一个铸剑的历史故事，后来我也学过，叫“干将莫邪”。

我们全家回北京之前，姥姥给我们装了一大花布袋（大粗布，蓝白相间）干菜、粉条、花生等土特产，瘦弱的小姨一直把我们送到保定火车站。爸爸背着小萍，妈妈一手拉着小玲，一手拉着姐姐。那一次我们走了很长的路程，路过一个乡镇时，还听到农村群众组织的两派，用高音喇叭在辩论着什么。

瘦弱的小姨背着大布袋弯腰驼背过天桥，真压得够呛！火车不好上，我和小玲都是被大人从窗口塞上火车的。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小姨把我们送走后，一个人在保定长途汽车站坐了一下午、一晚上，等到第二天早晨才乘汽车回家来（当时每天只发一次车）。那罪受的，车站的晚上又冷又潮又吵，小姨就是为了省钱没有住店。

那时的农村和城市，依然比较贫困。可人们好象更注重意识形态里的斗争，抓了“革命”，并没有促进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