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北京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您有方向，黑夜里想您照路程……

                                ──任红举 词，时乐袭、彦克曲

这首歌是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的插曲，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成了表达红卫兵想见毛主席的歌声。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搞起了大串联。红卫兵都是些中学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提出要“罢课闹革命”。为了表示他们的革命决心，他们要向当年红军长征那样，去搞“革命的大串联”。他们或步行，或乘车（当然不买票），分别去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北京等革命圣地，为的是“缅怀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光辉业绩……”。最后还是去北京的最多，因为到了北京，就有机会见到“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全国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先后到了北京，总要有人接待。于是国务院决定从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中，抽调一部分干部负责接待。

1966年7月29日，父亲接到“青办政干令字0389-0388号”命令：免去他茶卡兵站政治教导员的职务。

正好总后要抽调一部分干部到北京，去接待“毛主席请来的客人──红卫兵”，要求是“根正苗红”的优秀政治干部去。我父亲在当雄兵站时曾有过一段辉煌，刚好符合条件，而在茶卡兵站的工作又不力，所以被抽调到北京去“给毛主席当接待员”。

1966年12月17日，父亲“转业”到了北京。21日到达北京接待处（国务院所属），地址是太平街甲8号。24日晚上，有关方面给父亲等参加接待红卫兵工作的“转业军人”作了一场报告。报告人首先介绍了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然后谈接待工作。

报告人说：红卫兵来北京是来看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接待好红卫兵是一件严肃的政治任务，它的内容包括在北京的住、食、医疗、宣传、领袖接见、参观、交通等等，这些都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否顺利进行，也是对我国军民备战、备荒的一次大演习……

12月26日，接待办的一位同志还给父亲他们讲了一些具体“经验”。他说：接待工作要抱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抱着向群众学习的指导思想去做。红卫兵最相信党，最听毛主席的话。他们敢于革命，敢于胜利，具备了不骄不燥的革命精神。在大串联中，他们有桥不走去渡河，平地不走去爬山，有现成的饭不吃自己做……跋山涉水，一天行军七八十里，一边走一边宣传毛泽东思想，与广大的工农兵接触……

父亲到了北京，工资有所降低。当时父亲的工资级别是行政17级，在北京只拿98元。他原来在茶卡兵站时基本工资是110元，还有高原补助50元，每月可拿到160多元。总后勤部准备将父亲这样的一批军人按转业对待。大家都有些意见，因为都是拖家带口的人了。

父亲在北京的工资降低了，开支却更大了。因为北京距老家很近，不断有亲戚、乡亲来访。当时我姨母也在读中学，也是红卫兵，“大串联”到北京正好遇见我父亲。父亲给她买了鞋、袜子。小姨给我父亲洗了衣服，拆了被子。和姨母一起的那个叫黄志兰的女同学，还穿上我父亲干净的旧军装，在屋里来回踏步、炫耀。那时红卫兵早餐一人一个鸡蛋，姨母舍不得吃，留着我父亲吃。姨母返回前我父亲在饭馆买了3碗面条，让姨母吃两碗，自己吃一碗。但姨母说什么也不吃两碗，当时生活显得非常紧张。

家庭生活紧张，政治生活也紧张。父亲刚开始接待红卫兵时，是不戴领章帽徽的。后来在上访人员的队伍中，有一只由转业军人组成的造反派组织，叫“红旗军”，也是只穿军装，不戴领章帽徽。这个组织后来被定为“反动组织”，于是有些红卫兵就把父亲那样搞接待工作的一些干部也误当成“红旗军”。有些接待人员还被无辜地抓了起来。

后来据说是周恩来总理了解到此事，专门接见我父亲这一批接待工作人员，给大家表示了歉意，并时指示部队有关方面：为了工作方便，凡从部队抽调的工作人员，一律穿军装。工资待遇仍按所在部队标准，等接待工作结束后，仍回原部队。总理的关怀，极大地调动了父亲和他那些战友们的积极性。

1967年3月30日，父亲接到母亲在西宁发来的电报，让父亲立即返回西宁，因为孙红妹病危住院。当时父亲正处于等待工作期间，没有回去。到了4月7日，父亲又接到母亲和表姐彩莲的联名来信，说上一次发电报时小红（孙红妹）已经不在了。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伤心，孩子已经一岁多了，胖胖的，大大的眼睛，说走就走了。父亲只后给母亲写了封回信，安慰母亲一番，自己振奋起精神，又投入到紧张的接待工作中去了。

1967年4月24日，舅舅王英林起程前往越南，参加抗美援越战争。在此之前，舅舅开车到北京石景山来拉过大炮，也和父亲见过面。

1967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知，内容大意是：

为了保证各地代表团来京会谈顺利进行，有利于中央对各地问题的解决，中央要求各地代表团中有争议的双方能够达成协议，保证以下六条能在各地实现：

1.不上街游行；

2.互不打架，互不冲击；

3.不抓人，不扣人；

4.不阻碍铁路、公路、轮船运输；

5.不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

6.不夺枪，不开枪。

达成协议后，双方应立即用电话通知回去，保证切实执行。

文化大革命中，军队系统也搞“大批判”。1967年7月21日，在海军大院搞了一次批斗活动。当时被“揪出示众”的有彭真、薄一波、张爱萍、肖尚荣、许光达、廖汉生、苏振华、杨勇等一批老将。

父亲在哪里工作，我们也随后到哪里安家。1967年，我家随着我父亲又到了北京，当然家具还都在茶卡放着，只有妈妈、我和两个妹妹乘汽车、火车到了北京。

父亲所在的红卫兵接待站，设在北京东城区新中街接待站，距工人体育馆不远。这个接待站隶属于国务院，是利用新近竣工的十几栋居民楼作为客房的。我见到许多房屋内的墙上，留下了红卫兵洒脱的笔迹，有标语口号，也有豪言壮语。

在北京，母亲曾带我一起，乘军用卡车到八达岭长城、十三陵等景点去参观，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日游”。

在北京，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电视。那是父母带我到街上一家专门看电视的场所，看一次要花5分钱。当时的电视机体积较大，是电子管的，黑白图象。我们看了新闻后，还看了一个故事片。

令人印象较深的是，我在北京看过几次展览。一次是《百万农奴站起来》，专门展示西藏和平解放前，由于处在奴隶社会，所以比较残酷：奴隶主将奴隶的人头骨做成喝酥油茶的碗，将大腿骨做成可以吹响的号角，还有那晾干的人皮、药水泡着的眼球……让人毛骨悚然。还有一次是展示文化大革命武斗中的一些刑具、血衣，看上去就像是战争年代留下的物品。当时武斗人员有一句反动口号：“**万岁！”这真是我们国家的悲哀。

我们到北京后不久，就抽时间回了一趟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