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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乡土的第一天 萧毅
1969年4月底,我来到浙闽交界的农村插队。 下乡第一天早上,从上海乘坐的轮船抵达温州港,一下码头,乘客就受到了检查。在出口处,造反派手持长矛列成两排,挨个检查乘客的行李。 “打开检查!”一名满脸横肉、气势汹汹的队员,吹胡子瞪眼地对我大声吼道。 我战战兢兢地打开行李,随身携带的一只旅行袋、一只皮箱和铺盖被翻了个底朝天,没有查出什么“违禁品”和可疑的东西来,就放行了。我胆战心惊地通过了凶神恶煞的造反派列队,赶紧逃离港口。 码头附近,停着不少搬运行李的私人板车。我找了位车主讨还了价格后,把我的行李从客轮港拉到了10来里远的长途汽车站。从温州市到插队的乡镇灵溪,还得乘坐2个多小时的汽车,跨瑞安和平阳两个县。 沿途的公路两边,一片绿油油的秧苗和黄澄澄的菜花映入眼帘,春意盎然。乘坐的汽车颠簸了一个多小时,开到了平阳境内钱仓的鳌江。 “呯!呯!呯!”岸边传来了几声枪响,向我们鸣枪警告。原来是前面两派正在武斗,车子便停了下来。车子过不去要返回了,车上的乘客只好下车,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自己想办法回去。 横跨在江上的岱口大桥,东西两岸的桥头都修筑了路障和工事,并架着机枪。这边是“红造”,对岸是“联总”,两派对峙、固守桥头,隔江而占、武装割据。桥头及其附近,由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造反队员把守和巡逻,对大桥实行戒严,禁止人和车辆通行。那架势令人发毛,望而却步,我心里也挺害怕的,赶紧离开那是非之地。 无法通过大桥,只好另辟蹊径。那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惊魂未定的我,匆匆啃了几片面包当午饭,便和几位同路的乘客结伴,雇了一条小船,从水路去灵溪。 一路上,河道弯弯曲曲,村庄连绵不断。河边的柳枝吐出了嫩芽,芦笋也钻出来放叶透清了河水。岸上春暖花开,紫云英开着小红花,菜花开着小白花,“春风又绿江南岸”,水乡春景如画。 刚才那恐怖的枪声,好像还在我耳边回响。心神不宁的我,无心欣赏美景,只想早些到达目的地。下午两三点钟,小船停靠在灵溪镇码头。我赶紧上岸,问路找到了区革委会知青办,一进门就见到有几位老乡已在那里等我,搁在心上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知青办主任老蔡向我介绍:“这位是大队的党支书老杨,他们几位是专门来接你下去的。县里拨出了250元安家费给你,公社已为你置办了床、桌椅、锄头、箩筐和蓑衣等,队里也已安排好了你的住所,在那里好好干吧!” 我仔细打量了一下眼前的这位支书,看年纪大约四十开外,高高的个子,方脸大眼,黑里透红,但容颜已显苍老,满脸皱纹,如同新翻耕的土地。 “上海伢!我们三个是专门上来接你的。” 老杨笑着对我说,“走吧!时间不早了,到乡下还有十多里地呢,得赶紧上路!” 离开区里后,我们沿着横阳支江(萧江塘河)边的石径赶路。老杨带来的那两位队里的小伙子,轮流用扁担给我挑行李,扁担发出了咯吱咯吱有节奏的声响。 这会儿,我的心已逐渐平静下来,开始观看路边的景色。路的左边是汩汩的流水,右边是晶晶的水田。插上秧的水田,秧苗泛青;待插秧的水田,被平整得像镜子一样。老乡们正在水田里插秧,只见那秧苗插得整整齐齐,前后左右成一线,秧田犹如作文簿纸张的格子,插秧好像在方格子里写字似的。整齐划一的秧苗、明镜般的水田和弯弯曲曲的田埂等一起,构成了一幅优美素雅的水乡田园画。 一个多小时后,到了龙山。穿过田垄和渡龙江上的木板桥,走进村子,能看到由瓦片、木梁和木板组合建筑的村舍,掩映在树丛中,炊烟袅袅。还能听到连枷的呯呯声,风车的轰轰声、渠水的潺潺声、咯咯和嘎嘎的鸡鸭啼叫声,给人一种生气盎然的感觉。 我们先来到老杨家,老杨家里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老婆名叫桃花,身材苗条,长得蛮清秀的,看上起要比老杨年轻,八面玲珑,精明能干。她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喝水,给我煮了碗米粉面条当点心,面上还加了两个荷包蛋。我午饭没吃饱,肚子已饿得咕咕叫,客气了几句后,很快就把一碗面吞了下去,两个蛋也没剩下。 后来听人说才知道,因山村贫穷,当地习俗,招待客人的两个荷包蛋,来客是不会吃的,吃完米粉面条,留下荷包蛋,下次可再招待别的客人。 傍晚收工后,房东、生产队长若我,到老杨家接我去山下落户:“来了!肚子饿了吧,快跟我回家去吃饭,以后就住在我家了。” 队长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个子矮矮的,背已驼了,纯朴、寡言,憨厚老实。从他脸上纵横的皱纹、善良的眼睛和已经驼了的背,可以看出旧日贫穷和痛苦留下的风霜,以及被压弯了的腰。 我跟着队长去他家,路上见到插秧的队员们陆续收工回家,他们圈起了裤脚管,赤着脚,小腿肚上沾满了泥土,行走在崎岖不平的乡间小径上。 走了一段路就到了山边,有三幢瓦盖板墙的平房,坐落在泉水涓涓的山脚下。山上,青翠的竹子和茂盛的果树成林,就像绿色的烟雾一样笼罩着山体。当走近时,突然传来了一阵汪汪的狗叫声。来到第二幢房屋前,左侧猪圈里躺着的两头猪,看见陌生人来了,睁大了双眼惊讶地瞪着我,爬起身不安地转来转去,发出嗷嗷的叫声。 这幢房屋开有三扇大门,左右两边厢房各住一家人,中间堂屋前后厅为两家共用不住人。队长住在左边那套,进门后左面有两间,前屋大间是队长夫妇和孩子们住的,后屋小间是给我住的;右面也有两间,前屋是吃饭间,后屋是灶头间。 队长老婆年龄约在四十上下,脸庞瘦瘦的,皮肤黑黑的,口齿伶俐,能说会道,一见面就对我热情地说:“你今后不用自己烧饭了,就在我家搭伙吧!” 晚上,队长老婆搞了几个小菜盛情款待,全家为我接风洗尘。队长家有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19岁的大女儿已出嫁,小女儿雪花才5岁。 雪花用筷子夹了块肉刚塞进嘴里,队长老婆就说:“省着点吃!" 然后,在碟子里倒了点肉汤,放在雪花的面前。 小女孩马上又把肉吐了出来,放在碟子里蘸一下汤,再含在嘴里品味,这样反复了好几次,最后还是没舍得吃,留到下顿再“品尝”。 晚饭后,队里的大婶大嫂带着孩子们来串门看热闹,想看看我这个远道而来的上海小伙究竟长得啥样,挤满了小屋和堂屋后厅,问长问短的,待了一两个小时才离去。 人散去后,我吹熄了煤油灯,静静地躺在床上,两眼望着窗外黑夜的星空,心里想:从今以后,自己就要在这里劳动和生活一辈子了,不知情况会是怎么样的?翻来覆去久久才入睡。 …… 1972年12月,我离开农村去东北部队当兵。此后,我曾两次回乡去看望那里的父老乡亲,还去杭州看望了房东若我在那里工作的孙女和读书的外孙。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弹指一挥五十年过去了。下乡第一天的见闻,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难忘,记忆犹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