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老知青自强不息 于 2022-2-11 17:07 编辑
13、工分 下乡三个月后，队里才给我们评工分。 参加评分的只有全队里的8个男人，其中还包括世枚的父亲、大爷和桂花佬3位老人。 那时我就有些纳闷，都什么年代了，这里的乡亲们怎么还有封建的大男子主义，什么都是男人说了算，不是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么？更有甚者，家里待客，妇女不仅不能上桌陪客，还要恭恭敬敬站在旁边为客人斟酒添饭。 平日里她们同样下地干活挣工分，收工回家急急忙忙挑水、砍猪菜、烧火做饭，还要照顾孩子。男人们回家一屁股坐在堂屋门口，接过女人端来的面盆洗脸后，便心安理得地抽旱烟等着开饭，从不见他们为老婆搭一把手帮帮忙。 开会不要妇女参加，她们落得躲到一边干干私活。似乎对我们的工分也不感兴趣。 大家坐在我们的堂屋外，队长开门见山：“今天大伙给老王他们几个评一下工分，他们来了几个月，大家看看工分怎么定？”乡亲们你望我我望你，一时间没人答话。 第一次让人这样当面评头论足，真让人五味杂陈不是滋味。我忐忑不安地望着他们，不觉有些脸热心跳。 世枚的大爷盯着世明提议：“我看还是世明先讲讲吧，他对他们几个要熟悉一些。” 世明——世枚的哥哥，就是我们第一次在金岸大娘家吃饭时碰到的那位退役军人，原是某部驾驶兵，因故被提前发配回家，入伍前在农村就已经娶妻生子。在外面闯荡几年，自然与我们交流起来就不会像其他乡亲那样存在语言障碍。队里指派他带我们购买所需的生活用品和劳动生产工具，我们的安置费也由他代管，因此与我们接触的机会的确要比其他人多得多。 “那我就说，”世明也不推辞，“我看这样，老王7分。老欧嘛，6分半。老刘和小任6分，小管5分。”说完又问我们：“你们几个有没有意见？” 我们低头不语，其他人也没有说话。 三个男生中我的个子最小，工分居然比他们定得高，我猜想一定与此前到白市挑装备有关。 一个月前，队里派世明带我们3个男生到白市购买我们必备的第一批装备——自用的农具和炊具。 锄头、柴刀、镰刀各五把，大小鼎罐三个，一口炒菜锅和一个三角撑架，全是铁家伙。这些东西分装在两只箩筐里按说分量不重，但对我们这三个初来乍到从未负重长途跋涉的学生来说，也实在不轻。 开始，我们3人轮换着挑担子，说说笑笑边走边聊，倒也不觉得十分吃力。慢慢地，压在肩头的担子似乎越来越沉，即使轮空休息赶路时也有些气喘吁吁。大家一言不发默默赶路。 当担子又一次压上肩头时，我努力加快了脚步。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惯性使然，脚步一快，肩上的担子仿佛不再死沉死沉的。我两手紧抓筐绳尽力保持平衡，扁担随着步伐的节奏上下晃悠，担子似乎顿时轻了许多。渐渐地，我越走越快，把他们远远甩在后头，一口气登上了兰溪山顶。 放下担子，我就势坐在以两个箩筐为支点的扁担上，等老十他俩上来换我。 记得有人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我想眼下的这副担子不正如弹簧么？ 山风扑面而来，我不禁打了个寒颤。他们依然无影无踪，再不走，我难免感冒。不能再等了，我起身挑起担子继续赶路。 就这样，我一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始终没能等到他们，独自把装备挑回了队里。 …… “你们有没有意见？”队长又一次问。 我心里并不高兴，尽管在同学中我的工分最高，却连队里的妇女也比不上。她们8分，老人们9分，男子都是10分。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初到农村，啥都不会，干活的确比不上妇女，挑担子未必赶得上老人，哪里还有本钱讨价还价？只得把不快藏在心底表示同意。 插秧前，同学们陆续回家了。而我因为家境困难，不得不独自待在农村参加生产劳动，无意间竟在知青中成了积极分子。 这时，四舅受母亲之托到生产队里看我，看到我锋利的柴刀和堆放在院里的柴禾，他赞许的点点头，问我每天挣多少工分，我如实告诉了他，感到非常难为情。 不想我们的谈话被桂花佬的儿媳妇银秀嫂听见了，她私下里对我说，只要我天天跟大伙一起出工，我的工分就会和她们一样。 不知是她的意见起了作用，还是我独自坚持感动了乡亲们，当年我的工分的确从那个月加到了8分。 年底结算，我挣得1300分，扣除粮款，还分到65元现金，是5个知青中惟一没有超支的人。 我到邮局给母亲寄去十元钱。钱虽不多，毕竟是我离家后挣得的第一笔钱，只想给千里外的母亲些许安慰。 为我办理汇兑的欧阳奇怪地打量我：“别人都是来取钱，你怎么还有钱往家里寄？” 我随口撒了个谎：“是帮别人买东西的钱，东西买不到，寄去还人家。” 当年贵州物资匮乏，而湖南的日用商品要丰富得多。许多知青常常往贵阳邮寄洗衣粉、肥皂牙膏等等东西。欧阳没有理由怀疑我的谎话。 第二年，我的工分加到9分。实际上我大多数干活的时间也是与桂花佬同进同出，他教会我插秧、薅田、砍田坎、出牛圈（牛粪）等等农活。 到了第三年，队里一致同意我和男子们同工同酬——10分。至此，我基本完成了从城市学生娃到新农民的嬗变。 | 
发表于 2021-12-18 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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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18 1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