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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老乔 ----冀州市文化名人博学奇才乔居
乔居,是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河北省冀州市的文化名人，他博古通今，学识渊博被全县（市）公认为首。人们习惯称呼他“老乔”。 作者一参加工作就与老乔在一个单位，40多年间，向他讨教学习，联系没断。至今，他的音容笑貌、贡献作为，仍然记忆犹新，难以忘怀。根据他自己写的回忆录及历史档案资料和个人记忆及采访，撰文记录留存。
乔居青年时照片
乔居老年时照片
乔居(1927--2003),原名张典，别名张崇文。河北省冀州市门家庄乡王海庄村人。他是因为向往革命、奔赴延安而改易的姓名。 老乔的父亲张树叶是日本留学生，回国后在北京的中学、大学教书。老乔跟随父亲在北京读小学、中学，中学还没有毕业，赶上抗日战争，去了大西北，完成中学学业后，上了西北大学。从大学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从军参加工作。被授上尉军衔。1965年，返回故里，先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后从政担任政府副县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协副主席。曾经是两届河北省人大代表及代表团副团长。1993年离休。离休后，担任冀州市“关工委”主任。2003年12月病逝，享年76岁。
追求梦幻奔延安 老乔青年时，走过一段越过敌人封锁线，从“沦陷区”的北京到“国统区”的西安，又奔向“解放区”延安的路程。 “七·七”事变以后，老乔读书的北京，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成为“沦陷区”。“沦陷区”的北京，物价没个“准稿子”，使人们生活相当困难。 当时，老乔虽然仅仅10多岁，但是，耳闻目睹日本侵略者傲慢自居的举止言态和日本宪兵队的横行，亡国之情让他心里无比愤慨。一种渴望摆脱“沦陷区”的幻思，常在心头萦绕。 事有凑巧。1942年底，老乔家里收到他大哥由国民党“统辖区”（“国统区”）西安辗转捎来的信，信中说，西安安全，让老乔前往继续读书。虽然，父母认为老乔年岁不大，有些不舍，但是，由于父亲开明而做工作，全家通过了。 1943年，老乔的父亲几经托人，带领他西行。让他扮作人家的孩子或侄子，并且要求他尽量少说话，避免因为“北京腔”而带来麻烦。老乔跟人从天津到徐州、到亳州、到河南，经洛阳，达到西安。沿途屡屡经过敌人封锁线，受到日寇和国民党部队岗哨的盘查，敌人态度极其恶劣,不但凶神恶煞地像审贼一样地问这问那，还要搜身、没收东西。把老乔的一双新力士鞋也给勒索去了。 到西安后，老乔的大哥让他继续上中学，1947年，他上了西北大学。 老乔在大学期间，与几个爱好文学的朋友经常互相传阅各种中外优秀文艺作品，相互切磋写作。由于一些进步同学的介绍，开始看到前面刊印着蒋中正撰写的《中国之命运》，后面却有毛泽东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的小册子。当然，是在相当秘密的条件下看的。 老乔从阅读毛泽东的这些著作中，思想开始引向一个崭新的领域，开始知道或者说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校内进步同学引导下，他阅读了张恨水等写的《延安访问记》之类介绍解放区生活的书籍。从这些介绍延安的文章中，了解到毛泽东等革命领袖伟大而平凡的风范，了解到延安的民主新生活。 老乔看到，在“沦陷区”受日本人的气；在“国统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腐败和法西斯统治。一种追求美好的梦幻，渴望到“解放区”去的强烈愿望在心头燃起。 老乔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同窗好友耿法恭(后来知道他是共青团团员)，耿联系学校内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地下党组织同意与老乔有同样想法的学生们由西安奔向革命圣地延安。 1949年，老乔22 岁，与几十名同学，穿越胡宗南胡匪的封锁线，奔赴延安。 去延安出发前，老乔他们都改易了姓名，他和两个平日要好的同学，都改姓“乔”，3人以“岁寒三友”的“松、竹、菊”分别做为自己的名字，老乔取用“菊”的谐音“居”字。从此，他的姓名就成了乔居。 他们一行几十人，事先编成若干小组，基本是5人一组，每组有男有女。他们从西安出发，坐火车到灞桥下车后，沿着关中乡野小道步行。在行进中，各个小组拉开一定距离。 当天夜里，通过国民党部队封锁区，人们不能吭声，保持安静。夜深入静，山口处刺骨得冷风，使他们半躺半卧地互相拥挤在一起还打哆嗦。恰巧遇到解放军的巡逻班夜巡，解放军战土把他们引上山坡，把干粮袋中烤的面块倒给他们，并把身背的水壶交给他们喝水。随后，解放军战士领他们顺着山坡弯曲的道路，走到解放区的边缘村庄。他们被分散到农户，坐在乡亲们的热炕上，吃过香喷喷的陕北农家饭后，村干部们还去看望他们。 第二天，老乔他们有组织地沿着有兵站的路，艰苦地向延安方向走去。一路上兵站内的同志对他们十分热情，吃饭睡觉都安排得很周到。但生活却相当艰苦，吃的是小米干饭，白萝卜咸菜。经过多天艰苦跋涉，他们走到所盼望的革命圣地延安，望见清凉山上的宝塔，望见清清的延河水，大家兴奋得要跳起来。 老乔他们到延安后，被安置在清凉山延安大学。校长一开始就严肃地告诉他们，延安生活十分艰苦，到延安，首先应该学习的是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他们在学校里，基本上是学两门课：一是学习革命理论，较系统地学习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学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必然联系。上课的教室不是露天，就是在窑洞，每个人一块木板做桌子，捡块石头作坐凳，学习条件很艰苦，学习精神却十分振奋；二是参加劳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住的窑洞靠自己动手去挖去整理，陕北的黄土土质很硬，在挖洞中每个人手上虽然都起了不少的泡，但一种革命意志、延安艰苦奋斗的精神却在心底滋生，感到劳动的愉快。他们穿的衣服没有扣子，是用小竹棍顶替的。刷牙洗脸用品，是靠给机关商店或乡亲们干零活挣得的钱购取。 老乔他们在延安时，虽然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已经离开，但是，从延安人民对党的领袖，对中国共产党热爱之情，延安人民的艰苦奋斗的精神中受到很大教育。延安的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是延安人民那和谐、纯朴、自由的生活，那种革命向上的情绪，和“国统区”的西安等地相比，令人有一种截然不同的直感。使大家深切体味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歌词中的现实含意。 1949年初，北京解放的消息传到延安，4月份解放军横渡长江的消息也传来，解放战争胜利的捷报一个又一个地传播。延安大学里一片欢腾，大家再也按捺不住自己奔腾的情绪，都冲出学校，跑到延河边，奔向延安街头，又是歌唱，又是高呼革命口号，激动狂欢。蒋介石统治的旧中国政权被摧垮了，一个崭新的国家政权就要产生了。这些对自己祖国怀抱着满腔热血的青年学生，对这一伟大事件是抑制不住自己激奋心情的。特别是老乔，从“沦陷区”的北京，到“国统区”的西安，又奔向“解放区”延安的青年，为一个崭新的祖国即将诞生，欢乐的心情更是难用言语表达的。 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延安大学的学生都做为迎接解放西安后的干部后备力量接受应有的训练。老乔参加了延安大学文工室创作组，排练出迎接西安解放的第一台小话剧《红军回来了》。
从军为政不离文 老乔的别名叫“崇文”，他一生的工作，如同他的名字一样，都是致力于教育和文化。 老乔从1949年参加工作后至1993年离休，共45年，在部队从军16年，在地方为政29年。45年间，无论从军还是为政，对于文化始终不弃不离。 (1)在西安“西北军大”。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老乔从延安大学分配到贺龙司令员为校长的西北军政大学，简称“西北军大”。他自延安大学急行军至西安“西北军大”，结束了学生生活，初着戎装，开始了从军生涯，参加了革命工作。 老乔在“西北军大”担任学校校报的编辑。他们编辑的校报，是四开四版的铅印小报。每日一期，编排、校对、审稿，工作一环套一环，十分紧张，几乎天天熬夜。编辑室八、九个人，多是部队老同志，经常指点、督促老乔的工作。工作虽然相当紧张，但是，生活在这样亲切关怀的同志式大家庭里，使他处处受到教益，处处得到关怀，春风化雨中，心情十分愉快。 (2)在成都西南军区。1949年11月，在“解放全中国”的进军令下，“西北军大”的工作人员和学员，在贺龙老总率领下，要去参加解放大西南的战役。在去大西南前，贺老总还深情地嘱咐老乔他们这些初临战争的学生军人，“要在解放大西南战役中，上好解放军战士的第一课。” 1949年底，老乔随西北野战军，乘坐大卡车由西安出发，经宝鸡，越秦岭，奔四川，沿途而往。部队常常沿着古栈道行进，傍崖临江，山路崎岖，山峰对峙，奇险无比。山峻，水急，路崎岖，行军也急，很快进入川西大城市成都。 老乔随军一路行来，只见国民党军队沿路溃退，狼狈不堪，所经城镇村落，倍受国民党退兵抢劫烧掠之苦，呈现出一片兵荒战乱景况，沿途尽是国民党军队丢遗下的武器弹药，甚至还有他们的家属。国民党部队如惊弓之鸟，仓皇败逃之态显露无遗。 老乔他们每驻扎一处，都要访民俗，查民情，给群众扫院子、挑水，做好事。部队还派专人去检查军纪，征求意见。部队进驻成都后，纪律要求十分严格，不准随意上街，更不准入茶馆饭店。他们从驻地外出时，都是排成整整齐齐的队伍，行进在街道上，吸引着市民们惊异的目光。四川老乡在旧社会深受旧军队欺凌之苦，见了兵先怕三分。看到这些纪律如此严明的队伍，又惊又奇。有些上了年纪的四川老乡，还亲切地把他们称做红军。 成都解放以后，于1950年秋，老乔被分配到西南军区第二工作团，参加整编改造国民党第七兵团的工作。领导专门召集老乔和几位学生出身、从事编辑和其他文字工作的同志，颇加嘱咐，要求经受住这场特殊任务的考验，保持气节；并介绍了许多在非常情况下须应当采取的应变措施。 改造第七兵团，工作不但辛苦，而且有很大风险，是一种特殊领域里的战斗。和那些在旧军队多年的军官整天打交道，被打骂、被绑架的事时有发生，去改造国民党部队的同志，有的还被残害，牺牲了生命。 有一次，老乔到连队去采访，赶上部队吃中午饭，由于主管军需的还是国民党第七兵团原班人马，他们旧习未改，依然克扣军饷、军粮，使士兵们常吃不饱。老乔等人去吃饭，旧军队的连长又故意制造麻烦，想伺机挑动矛盾。他们的连、排长们则借机旁敲侧击搞小煽动，使去的同志挨了饿，还得任凭他们发牢骚。 改造和反改造，整编和反整编的斗争不断发生，有时还是相当激烈的。一些高层起义军官，由于对我党政策存有疑虑，个别的则怀有敌意，在学习讨论中，常常用挑衅性语言和我军代表争议。工作团的同志，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心平气和地给他们摆事实、讲道理，针锋相对地揭露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反人民的法西斯实质。通过艰苦耐心的民主教育，使第七兵团广大军官绝大多数分清了是非，站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方面来。 民主教育以后，在第七兵团又开展起一场广泛深刻的诉苦教育活动。工作团领导，巧妙地运用革命文艺手段，在不同教育发展阶段，推动诉苦运动深入开展。诉苦教育中，部队“战斗剧社”为第七兵团起义部队演出了《血泪仇》《白毛女》和《刘胡兰》3场戏。不少劳苦出身的士兵从戏中情节，联想起个人悲惨遭遇，痛哭流涕，晕死在广场上。在各连诉苦时，许多士兵纷纷诉说家庭受剥削压榨、自己被拉壮丁的种种悲惨境遇，声声泪、桩桩恨，一种报仇血冤的悲壮气氛弥漫第七兵团。工作团首长又及时引导他们，追根算帐，把仇恨集中到代表官僚买办阶级、地主阶级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身上，把个人在旧社会所受之苦，化为阶级仇、阶级恨。老乔参加的那个连队诉苦后，竟有3名贫苦出身的士兵，跪在毛泽东主席像前，感激涕零地诉说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感恩心情。第七兵团的广大士兵，把已提高的阶级觉悟，变成踊跃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昂热情，他们说：“是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给了我们新生！”不少士兵咬破食指写血书，表示要求加入人民军队的决心。 老乔在成都时，是会议记录和采编记者。工作团有个编辑室，负责编报纸，报纸叫《学习与生活》，每天一期，内容主要反映改造起义部队的动态。老乔他们既负责采访，又负责编辑，采编合一，工作相当紧张，几乎是天天干到深夜，困倦了常用冷水冲冲头，一洗倦意。编辑室的同志，还常常沿着那崎岖的山路，步行或骑着战马到连队去采访， (3)在山城重庆西南军区。改造起义部队任务完成以后，老乔随部队到达山城重庆。 到重庆时，渣滓洞、白公馆等美蒋特务的罪行恶迹依然存在，许多烈士的遗骨尚正掩埋。配有电铃的层层铁丝网，盘折迂曲迷人行踪的山路，仍使人走进去，难转出，美蒋特务恶迹，历历在目。 第二野战军和西北野战军，在新的历史转折中实现了历史的会合，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这3位久经沙场、功勋卓著的老战友相聚一起，组成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在庆贺宴会上，刘、邓、贺3位首长，及李达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王新亭，还向老乔他们祝了酒。 1951年，老乔到西南军区直工部宣传科工作。老乔有机会听到秦基伟将军回国所做的《上甘岭战役报告》。这位亲自指挥上甘岭战役的将军，培育出了黄继光等战斗英雄，他所率领的英雄部队创出史无前例的史诗般的英雄业绩：在只有3.7平方公里的上甘岭阵地上，在43个的日日夜夜中，敌人倾泻了190万发炮弹，把山头削平2米深，岩石炸成粉末。在这被称为世界战争史上空前集中的炮火面前，我们英雄的部队硬是凭借坑道作战，用自己顽强的毅力，抵住了美国侵略军900余次的疯狂进攻，英雄的战士们有的连续作战22个昼夜，不但粮食、弹药缺乏，甚至空气和水也缺乏，口干得说句话也感到艰难，吃块饼干常把嗓子划破。战争形势虽然极端严酷，他们却坚守阵地寸步不离，取得了上甘岭战役辉煌胜利。 1952年底，组织上让老乔和一位姓侯的同志去重庆市郊，为部队招收一批文化教员。我们领到任务后，到重庆市郊海棠溪、老君洞一带，招收了百余名青年学生，其中女性占一半以上。组织上把对这伙青年人的组织管理任务交给了老乔和姓侯的同志，他俩连哄带管，经过一二个月的初步训练后，总算把他们顺利地带至川西大邑县安仁镇西南军区文教大队。在文教大队，由老乔管理训练从重庆带来的50余名男女青年。每天，他同这些青年学生一起跑步出操，学射击，练爬山。经过一年多训练，学员们陆续分赴各部队，不少同志去参加抗美援朝。听说战斗都很勇敢，有的牺牲在朝鲜战场上。 文教大队结束后，老乔到西南军区机关工作。当时工兵部队的一个艰巨任务，是修筑成渝铁路和川藏公路，架桥、铺路、开山，工兵战士长年累月战斗在僻乡山野中，生活条件相当艰苦。老乔往返于各个工兵连队的施工现场中，目睹战士们把饥饿、冷暖抛在九霄云外，一个个小老虎似地战斗在施工工地上。他们在困苦、危险面前，表现得那样豪迈、乐观、纯真，心里只装着为祖国无私地奉献。铁路和公路第一次出现在四川盆地上，实现了几代四川人民梦寐以求的愿望，老乔亲眼看到四川老乡眼望火车奔驰在成渝间的那种欢欣和激情，他也深深地感到欢欣。 老乔在西南军区直工部宣传科、工兵司令部政工科工作时，除担任部队机关干部语法修辞教学外，还下基层检查部队文化学习活动情况。后来，领导调老乔至大队部当干事，负责写材料。 老乔在部队，1952年是排级，1953年就被提升为连级。 (4)在四川省军队通信团。1954年，老乔被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通信团政治处，担任政治理论教员。期间，他几乎跑遍了整个四川省。 在通信团，老乔担任部队干部中、初级两个班的政治理论教学工作。初级班讲社会发展史，中级班讲政治经济学。参加初级班学习的多是连、排干部，参加中级班学习的多是团、营干部。在讲课中，他发现这些经受部队多年锻炼的老干部，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社会阅历丰富，学习中不死抠字眼，常常结合实际提出些问题。有的人向老乔提问：“我打仗时，没有按照你讲的战术办，怎么也胜利啦？” 老乔除每周讲4节理论课外，把主要精力放在努力自学马列主义书籍方面，坚持 “啃苦果”，研读马列主义原著。他给自己制定出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计划，每天都在拼命地自学，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列主义，争取看懂苏联出版的马列主义原著，还挤时间复习了俄文。 (5)在春城昆明农场和军区政治部。1958年1月8日，组织确定老乔到滇南孟定坝，参加劳动锻炼，让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艰苦磨炼，去接受工农教育。他同百余赴边大军，分乘几辆军用大卡车，沿着中缅公路前行，渡澜沧江，攀无量山脉，穿越大雪山余脉，到达终点孟定坝。 孟定坝地处亚热带气候，气温高时可达摄氏41度，初到时，都有些闷得透不过气来。孟定坝的集市，当时买卖非常原始，记账用结绳，鸡蛋论串卖。 在孟定，老乔他们白手起家，开创孟定农场。先是从兴建自己的宿舍开始的。从山坡上把砍来的一根根竹竿和尺把长的茅草，搭成他们住的一排排宿舍。住处搭成后，紧接着就是开垦荒田。他们用锄头、砍刀，把长得高耸密集、盘根错节地扎在肥沃泥土中的芦苇，砍掘起来。老乔是第一班的班长，每天带着十几个同志，披星戴月地苦干在苇田中。开荒任务结束后，又开始平整土地，地平好后是种植甘蔗。 1959年，农场场部需要办一个交流信息的场报。场长把办报的任务交给了老乔，他一个人，又采访，又编稿，又油印，一天忙得团团转。 后部队学习文化的热潮掀起，老乔从事部队文化教员。他分工负责教语文，讲授从小学到中学的全部课程。 1960年，老乔被部队要回去，回到昆明市。他被安排到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文教科，分工负责《大学语文》的教学和编写部队《文化教育经验丛书》。 老乔经常深入基层，下连队。有时，到山险林密，荒无人迹，峭壁危崖，野兽经常出没的地方去。走崎岖山路，渴了就捧着崖壁间清泉小饮，饿了，就把随身携带的装有糯米的竹筒装上泉水，架在石块上煮熟，然后用刀劈开竹筒，吃糯米饭。他还去过中缅边界，吃过象肉。 1961至1962年，老乔到连队去蹲点。住到班里，同战士们同睡一个大板铺。蔬菜和粮食全靠内地供应罐头，生活条件相当艰苦。 下连队很险惧，要坐那种“竹溜索”渡江，就是一根用竹篾拧成的粗缆绳，横在江河之上，全靠人攀着这竹绳爬过。有的要靠战士一把把拽过去，有时从高处往低处让人一推，溜过去。 1962年9月20日，老乔随同赵主任、张副部长等7人，乘坐美制卡不仑犬指挥车从碧江返回昆明。车行至大栗树坡，山高坡陡，突然刹车失灵，车飞速下滑，司机控制不及，车横着向崖下冲去，撞到一棵粗大树身上。这次车祸，7人中，赵主任这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死亡；司机与一参谋受重伤；老乔等4人属半重伤。当时，把老乔与张副部长、陈参谋甩向天空。老乔只觉得如腾云一般，被挂在大树粗干上，半个脸被划伤，衣服被划破，然后跌落下去，撞伤腰椎。在危急情况下，张副部长如指挥战斗般，带着严重伤疼，指挥人们，拼命爬上200米高的公路处去拦车，拦住保山军分区吉普车和一辆运粮车，把赵主任尸体和他们急运至永平部队，又连夜兼程，驰赶昆明军区医院。 老乔回忆，自己在部队，似这样死里逃生已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在50年代，因为割痔疮动手术，伤口迸裂，流血过多，昏迷不醒，幸有通信团首长，及时组织一个连的战士输血抢救（因适合他的“o型”血少），才转危为安。 在部队期间，老乔被授大尉军衔。 他除去在贺龙领导下经常接触外，还有幸受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元帅的接见，并得以和这两位老革命家合影；有幸见到刘少奇主席和王光美同志、陈毅副总理和张茜同志、叶剑英元帅；有幸见到郭沫若、竺可祯等同志。 (6)在故乡文化教育单位。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天，老乔开始脱下自己留恋难舍的军装，转业回到故乡---河北省冀县（今冀州市）。他1964年至1980 年，先后在冀县教育科担任副科长、在冀县文化馆担任馆长、在冀县中学担任副校长。期间，曾经被抽调的“四清”工作团和冀县革命委员会宣教组（今冀州市委宣传部），负责宣传报道工作。 老乔在“四清”工作团写了14万字的《南午村村史》；在宣传部撰写、发表了很多有分量的文章。他以自己当记者、编辑的实践，指导开展了全县的通讯报道工作，使冀县的通讯报道工作，在全衡水地区11个县中名列前茅。 (7)在故乡行政机关。老乔1981年至2003年从政，先后担任冀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冀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冀州市政协副主席、冀州市“关工委”主任。他是衡水市11个县（市）中唯一的非中共党员“关工委”主任。 老乔从政期间，主编并且亲自撰写了《冀县地名资料汇编》《冀州文史》和建国后的第一部《冀县志》。 老乔为学生、为青少年、为党团员、为文学爱好者、为干部们、为教师们作革命传统报告和业务辅导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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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14 0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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