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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公孙九娘 于 2012-6-1 22:53 编辑 <br /><br /> 社教 1964年，学习了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后，我们到内蒙古临河的黄羊木头公社参加“四清”。 我们所到的地方是自治区“四清”的试点，工作队有北京来的军委工程兵总部的军官，还有地方机关事业单位抽调的干部，再就是师院的学生。 工作团团长由时任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的李雪峰担任。黄羊木头分团团长是工程兵政治部主任李大同，副团长是我们系的老师马国藩。 头道桥下车之后，我们很快地坐上了来接站的汽轮马车，一路向北行进。 漫漫的黄野，风沙一片，远远地看见几个不相连的土屋，灰土土的，那就是老百姓的居舍。树，一路上很少见，随处听到的是断断续续的鸡鸣和沉闷的狗吠声…… 车，先在六队停下，一块儿吃午饭——油炒的小米干饭和老百姓腌制的酸菜，虽然有点不习惯，但毕竟是饿了，还是匆匆地填满了肚子。 下午，我和林玉、张志诚分到了三分队。组长是老蒉和老付，还有工学院的一个女老师。 男士们在一个老汉的土炕上铺好行李，算是有了一个工作的家了。女老师安排在北头一个农民家里。 于是，大家清清屋子，扫扫院子，就开会研究工作…… 休息时候，村外看看，倒也新鲜：冬日的河套平原坦坦荡荡，一马平川；纵横的水渠把大地分隔成无数的棋盘；渠道上疏疏落落地长着几棵小树，偶尔也有鸟雀的叫声……但主色调则是光秃和荒凉。 老百姓住的多是土坯砌起来的房子，方方的，前面也突出着屋檐。不过屋子里倒也灶净窗明。好的人家还会多一个方形的长柜，整齐地摆着些物什，显得比较殷实、富有。
当时，要求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且鸡鸭鱼肉蛋不许吃。当时的生活，应该说是相当艰苦的。 我记得头一天吃饭的时候，黑碗里盛着黄灿灿的小米饭，临时找了两根树枝做筷子，夹着原汁原味的酸菜，比六队的第一顿饭显然又少了些油水…… 我和工学院的女老师负责查工分工作，要查账，翻原始发票，常常工作到深夜。 三队的老百姓居住很分散，有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感觉。当时在北头查账，夜里要回南头休息。领导规定：走夜路不准打电筒——怕暴露目标，所以，一个人只好在黑暗中行进。记得经过一段开阔的坟地时，真有点头发竖起来的感觉。我的胆子从此还练大了。 吃饭，是在贫下中农家轮流着，一般都是小米饭和酸菜。后来，一天里会有顿面食。 尽管如此，有人还是熬不住，因偷吃肉犯了纪律…… 吃派饭，这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一项工作，边吃边聊，既可取得革命群众的信任，又可发动他们投入揭批四不清干部的斗争。 贫下中农的代表叫吴定定，他是个极老实的人。对工作队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在他的带领下，各项工作进展得都很顺利 过年时，放了十几天假。当时，父亲已调动工作去了贵州，我的母亲和妹妹、弟弟还在原平。单位有留守人员。 过年前，我写信让家里寄张免票，准备回去过春节。 没料到，妹妹去开免票时终点站没开到头道桥，而是开到了呼和浩特。因为差了一大段路程，我犹豫了一阵，到底也没动身回家。 最后，北京总参的老付回京了，工学院的两位老师也回呼市啦。光剩下我和林玉、张志诚三个人，只好在生产队里过大年。 记得三个人买了不少的猪肉，一齐劳作，顿了一大锅。在当时平日连白面都很少吃的年月，算是个大大的“肥年”了！ 过了节，禁忌又恢复。小米、酸菜又成了每日的主食。说真的，剩下的一些肉皮，竟成了美味佳肴。晚上饿了的时候，连老付也要跟着我们吃上两块儿！ 和老付一起来的，还有谭震的女儿谭小兰。她后来到六队参加了四清工作…… 65年初，《十六条》发下来，工作有了新的依据，工作的中心也明朗了。 “四清”工作结束时，村民们恋恋不舍！我们的最大纪念是给村上建了个公共厕所！原来这里的农民就是在旷野大小便的。 回校后，又接着搞学校的革命大批判。 七八个人分一个专题，几乎每天都忙于写作。 这时，报纸上不断发表火药味很强的社论。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等。看样子，一场大的运动又要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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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12 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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