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迦粘花,湖叶微笑” ————引用:2010.11.5。《佛前清莲的博客》
傅大士(497-569),姓傅名翕,字立风,号善慧。《续高僧传》称傅弘,又称善慧大士、鱼行大士、双林大士、东阳大土、乌伤居士。东阳郡乌伤县(今浙江义乌)人。南朝梁代禅宗著名尊宿,义乌双林寺始祖,中国维摩禅祖师,与达摩、志公共称梁代三大士。初受天竺僧人嵩头陀指点,躬耕于松山,日常营作,夜归行道,苦修七年,自谓得首楞严定(注1),并能通儒、道典籍,于是学徒云集,并皆能虔诚精进,不惜身命。 ◆松山结庵修行 傅大士生活在两晋南北朝时代的梁朝。六朝时期国家南北分裂,尤其是两晋十六国,黄河流域充满着战争、灾祸、死亡。生活在那个时代,无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看不出有什么可靠的出路,人们过着生死无常的恶梦般的生活。而佛学是一门求解脱、讲慈悲的学说,于是佛教的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学说就在各地盛行起来。南方比北方安定,随着北方土族和劳力的南迁,经济文化日渐繁荣。齐梁之际很长一段时期南北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社会比较安定,文化包括宗教都很快兴盛起来,而佛教尤为得势。当时的梁武帝、陈武帝等皇帝都成为虔诚的佛教徒。傅大士就在这样一个时代应运而生。 建武四年(497)五月初八日,傅大士出生在乌伤县稽亭里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里。父亲叫傅宣慈,母亲姓王。傅大士16岁娶妻,名叫留妙光。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普建,一个叫普成。 傅大士年轻的时候,端靖淳和,无所爱着,少不学问,时常和大家一起去捕鱼。傅大士捕到鱼后,每次都要把装鱼的竹笼沉到水下,使这些鱼有一个自由离去的机会。他想鱼儿能游出的都游出去,留在笼子里不出去的那才算是因果所致。他这样捕鱼,受到乡里人的讥笑,认为他是愚人。 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傅大士24岁。据传,有一天,他在稽亭塘边捕鱼,依旧对鱼说:“该走的走,该留的留。”此时来了一位头陀名叫达摩,印度人,从嵩山而来,人们叫他嵩头陀。受达摩之教,傅大士临水照影而顿悟前缘。他对嵩头陀说:“炉韛之所多纯铁,良医之门多病人,度生为急,何思安乐乎!”于是,他抛弃了渔具,和嵩头陀一同回家。因问修道之地,嵩头陀指了指松山下双梼树,说:“此可矣!”过后,傅大士就来此结庵修行,这就是以后的双林寺。 傅大士因受嵩头陀之教,临水照影而顿悟前缘。当代国学大师香港的南怀理先生认为这是“释迦粘花,湖叶微笑”,同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宗门作略。但傅大士悟到前缘后,便发大乘愿行,不走避世出家的高蹈路线,所以他说出“度生为急,何思安乐乎”的话。这是参禅学佛的精要所在,不可等闲视之,以后傅大士的作为都是依此愿而行。 傅大士在双梼树下结庵修行,山顶有黄云盘旋,所以后来这山就叫云黄山,也有人叫横云山。云黄山在今义乌佛堂镇东部,周围30里,画溪环山而过。画溪和乌伤溪汇合后向西经100余里流到东阳郡驻地,即今之金华。这里是金衢盆地东部,周围群山环抱,地形起伏,沃野数百里。 傅大士先在双梼树下搭了一个草棚,偕同妻子留妙光,躬耕而居,过着农禅的生活。在山坡地垦植,种满了粟、麦、瓜、果,有的时候还给别人打工。他就这样,白天劳作,晚上修学,勤奋过日子。他总是以救度众生为己任。有一次,有人来偷他所种的瓜果,大士非但没有加以责怪,反而给他装满了一篮子,叫他拿回家去,表现出他大慈大悲的情怀。 他这样苦行了七年,修学愈加精进,渐渐地便有许多乡里人前来顶礼膜拜,在他身边聚集了很多信徒。傅大士自己也认为已得“首楞严三昧,并得无漏智”。得楞严三昧者在佛教中是非常高的境界,认为只有住十地菩萨才能得之。傅大士这一年是31岁,正是梁大通元年(527)。 是年,地方上发生饥荒。傅大士为了化导大众,先劝化妻子信佛,施舍了田地产业,设大法会供养诸佛大众。他作唱说: 舍报现天心,倾资为善会。 愿度群生尽,俱翔三界外。 归投无上土,仰恩普令盖。 这次大法会之后,大家普遍处在无隔宿之粮的困境之中,大士家也不例外。大士的慈悲德行,感动了地方上的人,同里的傅昉、傅旺,变卖了所有家产拿来布施。他的妻子留妙光也每天纺织佣赁赚钱。大士将这些钱都转赠给别人和修道的人。 傅大士是大乘佛教教义的推行者和实践者。大乘佛教的行道,为了众生可以施舍资财、眷属、妻子乃至自己的头目脑髓,但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傅大士的事迹愈来愈多,愈传愈广,大家都认为他是弥勒化身。这时,天台山有一和尚,名叫慧集,精勤佛法,闻有东阳傅大士,深解大乘,遂日夜兼程,来见大士愿为弟子。大士为他讲经说法,他也就朗然开悟。时慧集已37岁,年龄比傅大士还大6岁,又是天台山忠实的佛教信徒。他的皈依门下,为傅大士弘教找到了一个得力的助手。 ◆三次进京见梁武帝 傅大士从通达摩开示,经过10年的修道和弘法,在社会上已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已形成中国式大乘佛教的基本理论,门下还聚集了一批能以生命殉道的信徒,一时人才济济。同时,寺院经济亦有所发展。到了中大通三年(531),傅大士与弟子在云黄山居室前十里许开荒种麻豆等粮食,并建造了精舍。其地由赐濑里贾昙颖捐舍。这时他考虑到寺院地处偏僻,虽然“门徒肃肃,学侣洗洗”,惟行化一方,法不广被。必须感动人皇和京城的贵族官员,才能将他的教法普及开来,达到“通被慈悲,义无偏党”的效果。 但真正要感动官员和皇帝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梁武帝大通元年(529),傅大士的门徒傅普通,认为应该和当地官府联络沟通,就带领了100多人去县城要求晋见县令范胥。可是范胥是一个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物,没有接受他们的请愿,给了他们一勺闭门羹。 中大通四年(532),新县令萧诩前来上任,松山的僧侣们认为是一个机会,地方士绅傅德宣伙同三百僧俗上县衙门,可是县令并不相信傅大士的道行,所以也没有什么表示。 其时,梁武帝宣扬佛教,京城高僧云集。但是傅大士没有受到邀请,他对慧集说:“上人若能修无漏圣道者,当为我到京都去,舍命完成弘法大任。”于是慧集先到了京城,陈说傅大士的德业。开始没有人理他,他就到宫门外击鼓陈述因由,结果被罚服劳役。他在服劳役中仍继续宣扬佛教,还造起了砖塔数层。主管的人看他精神可嘉,就报告上司批准,把他释放还山。 到了梁武帝中大通年间,经几年的努力,傅大士名声渐起。中大通六年(534)正月二十八日,傅大士认为打出去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写了一道奏折,遣弟子傅旺入都致书梁高祖武皇帝,提出治国三策。书的原文是: 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白国主救世菩萨,令条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以虚怀为本,不著为宗,无相为国,涅槃为果;其中善,以治身为本,治国为宗,天上人间,果报安乐;其下善,以护养众生,胜残去杀,普令百姓俱禀六斋。 傅大士这封给皇帝的信,充分体现了佛教平等思想和摆脱儒教君君臣臣的束缚,也显示出义乌人憨直性格。 同年(534)十二月十九日,傅大士第一次到达京都蒋山。闰十二月八日梁武帝在善言殿接见了傅大士。 傅大士和梁武帝第一次接触,即谈得很投机。同时梁武帝还招待他吃饭,叫他住同泰寺,后徙钟山定林寺,并供给膳宿诸般费用。从此,“京洛名僧,学徒云聚,莫不提函负帙,问慧咨禅”。大士本人则“居阴离松,卧依盘石,于四彻之中,恒泫(流)甘露;六旬之内常雨天华”。 翌年,梁武帝改元为大同元年(535)。正月,武帝幸华林园重云殿开法会,自讲三慧般若经。于时王侯满筵,公卿连席。皇帝专为傅大士独设一榻,以大土绝世通人,故加殊礼。不一会,皇帝来了,王公大臣都去迎接圣驾,只有傅大士一人坐着不动。傅大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非但没有引起梁武帝的不满,反而更受尊敬。这次讲席既散,皇帝赐之水火珠一枚,直径达一寸多,珠圆明洞澈。皇帝体察大士住在山里水火难至,故以此珠赐之,取水火于日月之意。 这次法会之后,梁武帝又于寿光殿单独宴请大士开讲玄妙的理论,整整谈了一天。这一次讲论什么,不得而知。徐陵在《傅大士碑文》中作了如下记载:“大士言如重颂,句备伽陀,音会宫商,义兼华藻,岂唯宝积献盖,文成七言,释子弹琴,歌为千偈而已。” 有一次,梁武帝请大士讲《金刚经》。才升座,大士抚尺挥案,一敲便下座。皇帝给他弄呆了。在旁边的志公问武帝会否。帝日,“不全。”志公就宣布:“大士讲经已经完毕。”再请讲,大士索拍版升座,唱四十九颂便去。 这个志公和傅大士是同时代人物,但志公比傅大士年长,而且声望之隆,在傅大士之先。达摩大师到中国的时期也在志公与傅大士之间。达摩大师虽然传授了禅宗的衣钵给二祖神光,但当时他们之间的教授方法与作风,仍然非常平实,的确是走定慧等所持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如来禅路线。所以南怀理先生说:“唯有志公、傅大士等中国禅,可称为中国大乘禅作略,才有透脱佛教的形式,滤过佛学的名相,潇洒诙谐,信手拈来都成妙谛,开启唐宋以后中国禅的禅趣——‘机锋’、‘转语’。尤其以博大士的作略,影响更大。” 傅大士中大通六年应诏进京,大同元年(535)正月入重云殿参加皇帝举办的法会,使他得到了佛教高僧大德的敬重。如慧和法师者,年未二十已深究诸佛秘藏,讲论无敌。时归依头陀寺隐法师,及隐公将欲迁化,法师乃计谋后事,问:“谁可依止?”隐公答曰:“东阳傅大士自然智慧,深解大乘,可依为师。”于是法师礼谒请为弟子。这说明傅大士影响之大。加上这时又得到了信佛的皇帝萧衍的尊敬和器重,他的名声遂传遍朝野。 傅大士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到四月份就回到云黄山。同年九月二日,为了感激皇恩,复遣傅旺去京都敬献如意宝珠。 大同五年(539),傅大士第二次进京。三月十六日,帝于寿光殿与他共论佛学真谛。傅大士阐述了“息而不灭”的道理。“息而不灭”用现在的语言说,息就是止,就是稳定,但这并不是停滞,并不是什么都不存在,意思是说要在稳定的前提下存在和发展就是真谛。梁武帝却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讲实用、讲功利,如此则未免流俗。大士退而作偈。十八日以偈进帝,阐述“息而不灭”的道理。其大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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