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黄煌长 于 2025-1-13 21:46 编辑
我的人生轨迹(上) ·黄煌长· (遗憾,我把写好并保存的文稿误删了,只好重写,就当练脑子吧。粗心会给自己添麻烦哦!)
1940年3月29日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吉日良辰。母亲嗜好抽水烟,在我五六岁时就去世了,我缺少如山的母爱。
我这人始终表现不错。这不是王婆卖瓜啊!
小学校就在我家祖屋的东侧,走二百多步即可到达,是座两层楼的大楼房,土木结构。我自个背着书包上学堂,不用父母接送。在小学我就当上了少先队中队长。那时学校的娱乐设备只有鸡毛毽子、羽毛球、腰鼓和康乐棋。记得,斯大林就是在我读小学时逝世的(1953年3月5日)。
1954年在闽清二中(文泉中学)念初中,租住在民居家中,吃的饭是自己带陶瓷饭罐在学校食堂蒸的大米饭,外加一块酱豆腐或嫂嫂腌制的咸菜,吃的津津有味,班主任老师批评我狼吞虎咽的吃相。
1957年在县城的闽清一中高中就读,那年头参加了五八年的大炼钢运动,洗铁砂、去深山老林背柴火,还有就是和众人一起打夯,修高炉,大炼钢铁,不知苦累。我还努力搞卫生、参与修建学校操场、在县城耐火砖厂打制耐火砖坯,被学校评为“劳动标兵”“卫生标兵”“学习积极分子”,获得毛巾、日记本等奖品,记入《学校光荣薄》。
书中自有黄金屋,1960年我拿到北京大学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全家喜出望外。赴北京报到时,我挑着用麻袋装的铺盖行李离家,父亲在门前一直目送我,到我的背影消失才回头,对我寄予莫大的期望。据悉,我是我们县考进北大的第二位闽清学子(第一位是白樟镇的吴进贤)。这就是“鸡窝里飞出金凤凰”“穷山沟里走出了有才干的人”吧。
北大在建国门内北京站设有新生接待站,有专车把新生送到所属院系报到,分配宿舍和专业(我们生化专业分为两个班,一班和二班)。头几天可以在学校大食堂免费用餐。大食堂也是学校放映电影的场所,除国产影片,也放映一些外语片。那时电影票5分钱一张,得自带矮凳子。现在北大一张电影票约40元!
校徽,佩戴胸前
离南校门不远有北大著名的风入松书店,在海淀街还有一个大的新华书店。我常到书店看书买书。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顾炳鑫的《列宁在十月》、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读书让我越发聪明。
我住的宿舍楼是34斋(北大宿舍叫斋不叫楼,如德才均备斋),就在去颐和园的海淀路边上。
北大上课没有固定的教室,每天要背着书包、饭盒在宿舍、教室、阅览室三点一线间奔波,很锻炼铁脚板。
北大有很多好玩的景点,如勺园、农园、畅春园、蔚秀园、承泽园、鸣鹤园、镜春园、朗润园、淑春园等九所园林,还有美国人博氏捐资修建的水塔博雅塔、未名湖、图书馆(俗称“一塔湖图”)、孔子和蔡元培塑像、白求恩墓、仿颐和园石舫修建的石坊、临湖轩、花神庙、翻尾石鱼、埃德加·斯诺墓、钟亭、校友桥、校景亭、华表、办公楼、五四百年纪念讲坛等。
这是北大“一塔湖图”(博雅塔、未名湖、图书馆)
“园中之园”——燕南园是教师的住宅区。哲学家汤一介曾感叹这是一座“名人园”: “在我国,大概很难找到一块这么小的地方住有那么多科学、文化名人!”社会学家吴文藻,作家冰心夫妇,社会学家雷洁琼,经济学家陈岱孙,历史学家翦伯赞,物理学家饶毓泰,数学家江泽涵,美学家朱光潜,诗人和文学史家林庚,语言学家林焘,法学家芮沐……都在这里住过。 在北大,我担任过北大广播台编辑、生物系宣传组长。1965年在北大入党。
在文革的十年动乱中,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舆论发表形式,那就是大字报,遍布大街小巷,第一张大字报就是聂元梓写的,贴在北大著名的三角地,被毛主席看到了,毛主席对此赞赏不已,称其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还称聂是“老佛爷”,在天安门城楼接见过她。经过中央批准,聂元梓张贴的这张大字报由新华社播发,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就这样,一场波及全国的动乱开始全面展开。
聂元梓
首先,聂元梓带领“造反派”揪斗所谓“叛徒”,实际是革命功臣。诬陷彭真、薄一波与安子文等领导干部为叛徒。在“造反派”的折磨下,担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刘仁被迫害致死。
其次,聂元梓还将矛头指向了朱德委员长,竟然称朱老总为“反党野心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最后,聂元梓还贴出了全国第一张公开炮打邓小平总书记的大字报,诬陷邓小平是“全国第二号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此同时,还对邓小平的亲人进行残酷迫害。
红袖标五大头目之一的聂元梓,疯狂到亲自审斗首任丈夫,晚景凄苦,98岁去世。
她是红卫兵的头目之一,迫害过很多开国元勋,直接造成18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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