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前程坦荡时能谨慎谦虚，受到挫折时也能啸傲长空。但人生中不乏有“最”。在即将走完人生征程，来几个“最”的总结也是潇洒走一回的一点表现更是一种借鉴。
我最遗憾的事：
当我到北京工作后再未见妈妈一面。其实我走时，妈妈已经是病入膏肓，非常需要我在身边的。但是她为儿孙们的幸福，不但同意我走，而且在我走的那天，当我带着颤抖的声音向她告别时，她是那么的平静，只是嘱咐我注意身体和把孩子给她看好了。在她老人家离世之前的几个小时，每逢有人进屋，她总是挣扎着睁开眼睛，如果来人是女的。她很快就闭上了疲惫的眼睛，如果来人是男的，她那模糊的眼睛总要瞅上好一阵子，确认不是我才合眼，那盼子归的泪水顺着被病魔折磨的蜡黄色的脸往下流，如此反反复复直到丧失意识为止……。当我披星带月赶回家中，亲爱的妈妈已经躺在了冰凉的地上与世长辞了，只有她头前的那盆我留下的君子兰还是那么的生机勃勃。姐姐就是一句话：“妈可是想你了”就再也说不出话了。朋友们的：“你不是真儿”的指责令我无地自容。我那时只有狠狠地抽自己的耳光，恨不得耗尽全力购买一付后悔药。
我最尴尬的事：
1992年2月25号，亲爱的母亲去世了。身为共，产，党员、人民警察的我，受一辈子革命的父亲教育的我，两袖清风，竟然没有钱为母亲办一场朴素的丧事。当时伤心至极的我问父亲有多少钱，父亲说为母亲治病后还剩400元，我当时也只有600元，还需要留回去的路费。父子俩经过计算这些钱也就够给母亲抬杆打墓，办丧宴是无论无何也不够了。于是商定就不请客了。父亲非常难过的说，你妈养了你们三个一场，死了连丧宴都不摆，让世人笑话呀。闻听父亲悲伤的话，我的心呀，几乎要碎了，但是，没有经济实力，说什么也是白搭。第二天，我姐夫闻知此事后，拿来了1千元钱，说你们没有钱，我给出1千元钱，岳母苦了一辈子，还把他的孩子给带大成人（我的外甥一直在我家由妈妈给拉扯长大成人），怎么也得办几桌丧宴呀。当地的风俗，有儿子的母亲，其丧事是不能让女儿家出钱的。舅舅见此非常激动的说，你们弟兄两人怎么能这样呢？再难也不能让女儿家出钱呀。当时的我，尴尬地恨不得地上有个缝钻进去……。在离开延安前，我到妈妈坟前告别时暗下决心，这钱我一定要还上。但是我知道那时才挣百多元的我，残废的妻子没有钱，儿子上学，借住在岳父家，太难了……。要想积攒这一笔“巨款”，谈何容易？可是我不忘父亲伤心的话语，不忘舅舅的激动，更不忘我在妈妈坟前的誓言，这以后的两年内，我利用业余时间写稿、打工……等等，终于在最快的时间里凑足了1千元钱给我姐夫寄去，把这笔令我这辈子最尴尬的欠款一次还清了。我诚挚地感谢他们给我的帮助。同时我也给父亲写了信，说明这钱是我写稿打工挣来的“对得起父亲母亲的教诲”。还给舅舅写信汇报了此事，请他谅解“当时外甥的万难”，也说明外甥还是履行了一个儿子的基本义务。
我最替父亲伤心的事：
2000年3月8日，与病魔斗争了10多年的父亲终于走完了他那“七十余载（组织悼词之语）”革命的征程。受党教育一辈子的父亲临终前，仍然怀着对共，产，主义的美好追求，再三要求我们永远跟党走：“政治上永远清醒、经济上永远清白、生活上永远朴素”。坚决不让为抢救他多花钱，“群众还很苦，下岗工人需要钱”。
但是父亲啊，您却没有想到哦，您为人民打天下那可是提着脑袋的举动呵。但现在谁还想到你们呢？就在父亲临出殡的头天傍晚，正在挖墓的工人突然下来找我说有人不让他们挖，还要填已经挖了半截的墓穴。我们非常奇怪，因为这都是事先办妥的事，怎么会节外生枝呢？于是我上山去看看。果然在新挖开的坟墓前坐着两个身着淡黄色制服的人，俗话说，孝子的辈份低，年近半百的我给两人嗑了个头，必恭必敬的问有什么事，结果两人说他们一位是桥沟乡政府土地“专员”，一位是尹家沟村土地委员。两人异口同声说我们挖坟没有经过他们批准，我说乡政府不是已经批准了吗，怎么会没有批准呢？两人非常干脆地说那不行，乡政府是批了但我们管土地的人还没有批，“程序不对”。我当然明白这是纯属无法无天之作，但第二天一早父亲的灵柩就要出殡，已经没有时间再交涉了。我只好强压火气说那你们说怎么办，两人说好办好办，你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知道该怎么办。我一听，嘿，公开的腐败分子，当然比起那些达官们只是小毛虫了。陕北风俗丧事进程绝对不能有任何干扰故为父亲后事的顺利，我忍了。问他们需要个啥道道，两人倒也实在“占地费400元，另外我们两人这辛苦的，再给跑腿钱100元就能行”。我拿出500元钱给了两人，两人马上眉开眼笑地说这就对了，极快地把钱拿去数也不数就放入衣服口袋里。然后两人忙不叠地连说这下绝对没有问题，虽然我们年轻，但是你高建邻十几年前在延安的威名我们也知道一二，放心放心，这哈绝对没有人敢找你们的麻烦了。两人还假惺惺地说你忙你忙，我们现在要下山到高老（当地群众对我父亲的尊称）灵前烧张纸，祭奠祭奠他老人家，高老真是党的好干部。说完就下山了，临走还威风三道的吆喝挖坟的工人“好好干，不要误事”。
唉，父亲，你当年提着脑袋为人民打江山挣田地，惟独没有给你挣一块葬身之地！连趁你去世之机敲竹杠的小腐败都夸你是党的好干部。儿子为你骄傲，更为你伤心。
我处理最干脆的事：
那是在我们把父亲临时安葬在尹家沟后山上后，我过去老东家下属的延安市风景林场也派人来收“绿化费”，数目倒不多，三百元。也许是觉得不好给我说也许是其他原因，他们没有见我而是派当年在任家台林场的曾与我是同事的邓院玲同志上门找我弟弟收取这笔费用。我弟弟问我怎么办我当即答复一切按照人家要求办马上给钱。弟弟逐把钱交了。随后我怕风景林场不好意思还给场领导杨延青同志打了个电话，说明“绿化费”已经交了请他们放心，我不会有意见的，按照规定办本来就是咱们应当做的嘛！唯一的一个请求就是看在多年老同事的份上“别派人把我那已经死去的老父亲给刨出来就行了！”当然，人家场领导明确的答复不会有这事的。
我最得意的事：
还是在那段那无法无天的日子里，父亲刚刚被解放出来，全家人还是那么心有余悸，生怕又有什么风吹草动再把父亲给打倒在地。母亲再三给我们叮嘱干什么都要忍受，不要被人家抓住把柄加害父亲。但是现实生活中总有难以忍受的事。那是1968年夏天的一个中午，突然几块拳头大的石块穿破屋顶直落屋里，有一块险些砸在久病卧床的母亲身上。当我们跑到屋外，发现是地革委家属院住的几个13、14岁的半大小伙子的恶作剧。本来我想上前说说，母亲知道那几人的父母是造反派正吃的香，生怕再给我们带来灾难，就不让我去。我只好找来梯子爬上屋顶准备修补被砸开的洞。不料就在我低头修补漏洞时，袭击又开始了，我好不容易摆好的瓦片又被击碎，还有一块石头直接砸到我的身上，火辣辣地好痛。在这种情形下，我把母亲的嘱咐终于给抛一边，跳下屋顶，冲上去朝着为首的苏某脸上就是狠狠地一巴掌。苏哇的哭叫着你等着你等着就跑了。不一会，他和他妈来了。我们知道，他妈是某单位的人事科长，现在正与支左部队一军官打的火热。由于她投入军官的“怀抱”，何人敢惹？所以非常地骄蛮。敢在她头上动土，真是吃了豹子胆了。果然，她来了后对我大声喝骂，我当时本想豁出去与她理论一番，但是母亲再三嘱咐父亲刚“解放”，千万不要给父亲惹事，尤其是不要招惹他们，就没有理她。本来我们以为事情过去了。不想晚上军官和“如夫人”竟然又来找我们的麻烦。当我穿上衣服出去。那苏姓小子认为靠山在跟前非常嚣张，居然跑上前踢了我很痛的一脚，我立即还手狠抽那小子一耳光，那劲可比白天用的大多了。小子的脸顿时红肿了起来，疼的杀猪般嚎叫。军官见我还敢当他面痛打“贵子”，勃然大怒，一句“他妈的，你找死呀”，就上前要揪我，还故意把一只手按在了腰里的手枪套上。身患重病的母亲强挣扎出来直给那军官和“如夫人”说好话，但是人家根本不听，特别是“如夫人”，一口一个“把他抓起来法办”。正在这当口，父亲回来了，也认识父亲的那位“支左”部队军官气鼓鼓地对父亲说：“老高，你看把我们娃娃打成了什么样子”。可父亲只对那军官说了一句话，那军官立即像泄了气的皮球再也不吭声了。父亲说了句什么话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这是你的娃娃？”由于军官知道名不正言不顺，自己再厉害也不是苏姓小子的父亲，而且他同“如夫人”的关系也是那时所绝对不容许的。所以父亲一句话就击中了其要害。他啃吃啃吃只好独自走了。他一走，那苏家母子在众人的哄笑中也灰溜溜地走了。我呢？得意的不知怎么才好：哎呀父亲，你真是从战火中打过来的，一句话就把敌人给打趴下了，不悔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
我最高兴的事：
1999年夏，儿子经过刻苦努力大学毕业工作了。邻居们闻此喜讯后，对我说老高，这一下就顶给你调了十几级工资。是呀，工薪人家，我又没有发财的道（其实是不走“发财”的道），孩子上大学正赶上得自己出钱了。为了支持孩子顺利完成学业，再苦再贫我们也要坚持到底，我和老伴几乎天天清水白菜豆腐，而已经懂事的孩子也知道节约：常常吃个烧饼就几口咸菜就算一顿饭。有一次我去看孩子见如此伙食，很是难受，孩子反而安慰我说就喜欢吃这样的饭。但是，再困难孩子学习方面的事，我们可不敢耽误，孩子毕业写论文需要复印大量资料，复印费，出，孩子学习外语需要录音机，买。宁可多吃几顿白菜豆腐这投资必须投也愿意投。孩子工作后首次发工资的那个月底，这多年来我的工资第一次没有花完，我和老伴拉开放钱的抽屉看了又看，好长时间就是不敢相信。
发表于 2024-9-25 16:24
楼主
发表于 2024-9-25 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