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合一和党政分开

遨翔天地间

在“改革开放”时期，为了展示开放宣传“党政分开”。在高校党委系统只负责组织、宣传、统战等党务，学校的具体运作则是校长负责，包括教务、科研、人事、财务等方面。

清华大学14日在校内办公系统发出的通知（截图），决定将党委办公室和校长办公室的职责整合，组建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简称党政办。

党政办为学校党政职能部门。

通知称，此举目的为“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

北京清华大学官网。

建国七十多年我国机构一直在改革，前几十年宣传“党政分开”，现在又“党政合一”，这是在循环运行....。

从善如流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天道轮回
权利监管、奖罚分明=问责制度

青城山人

哈哈哈，厉害了。

青城山人

从善如流 发表于 2024-1-18 09:49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天道轮回
权利监管、奖罚分明=问责制度

一针见血

申老李

欣赏 老师 佳作

山洞

    你你我我，尝尝试试，品滋咂味，反复琢磨。这倒也是一个办法。

遨翔天地间

山洞 发表于 2024-1-18 11:27
你你我我，尝尝试试，品滋咂味，反复琢磨。这倒也是一个办法。

在位都是临时的，只能品滋咂位当下，没有反复琢磨的机会。时不我待！

遨翔天地间

国外大学的管理改革及其启示
顾秉林
转载自教育部网站
　　管理是协调和革新生产关系、推动并解放生产力的重要手段。高校作为知识创造与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应适应时代与社会变化的新要求积极进行管理改革，从而激发教育领域的先进生产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更大贡献。认真分析研究世界一些著名大学管理的经验和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这里，我以这些学校管理理念和改革为案例，谈谈我对大学管理的一些认识。

　　一、当前国外大学管理改革的社会、理论背景及发展趋势

　　不同国家大学宏观与微观的管理模式及体制，是特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教育传统、现实与需要相互作用的结果，深具国家民族特色。大学管理在宏观层面上，主要指政府对公立大学的管理，主要有集中型、分散型和混合型三种模式。在微观层面上，大学管理则指大学的内部管理，主要有四种：校长负责制、董事会负责制、评议会负责制和共同治理制。近年来，大学为适应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需要和高等教育激烈竞争的需要，加快了大学管理改革的步伐。大学管理呈现出以下特点和发展趋势：

　　（1）知识经济与市场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新要求。新知识、高科技给高等教育教学内容的选择、更新提出了新要求；就业岗位范围与科技含量的增加使社会对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种类、业务水平和思想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网络技术在时间、空间上的优势对高等教育传统课程及教学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伴随着经济与市场的全球化，教育资源与受教育者的全球流动性日益增加，这给教育服务激发了新的市场力量，同时也使各国高等教育间的竞争更加激烈。

　　（2）进入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向高教管理提出了新挑战。整个20世纪后半叶，西方发达国家陆续进入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我国也在21世纪初进入了这一阶段。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公立高等教育面临许多挑战：学生人数迅速增加，但学生来源、状况日益复杂；学校数量、规模不断扩大，但办学经费越来越紧张，管理越来越困难；社会对教育的质量和绩效的要求提高了，但与此同时，却很难接受教育成本提高的事实；高等教育在争取有限资金时常常落后于社会更为关注的如扶贫、卫生、基础教育等。高等教育由精英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在办学理念、教学内容与形式、学术标准、管理与决策及高等学校的功能、模式、招生和聘任教师的政策和办法等方面，都会发生质的变化。

　　（3）社会思潮对高等教育管理理念产生重大影响。1999年世界银行在关于教育发展战略的一份文件中指出：在过去的10多年里，我们的社会环境发生了5个方面的重大变化，即：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市场化；市场的全球化；技术的革新；公/私角色的转换。其中，政府在经济中越来越减少直接干预，在教育中，政府依旧扮演主导角色，但各种私人机构也越来越多地介入。①这些重大变化，特别体现在当今流行的社会思潮中，已经并正在给高等教育管理改革带来重大影响。

　　（4）在多元利益主体博弈间寻求平衡的改革趋势。高等教育无论怎样变革，似乎都可以用在多元利益主体博弈间寻求平衡的改革趋势来加以概括。进入大众化、普及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大多数国家政府一方面从统一管理走向分层次、分类型管理，从全额拨款、直接管理变为通过专项投入、借助中介组织间接管理；另一方面又以各种方式加强了对大学人才培养质量与知识创新能力的监督检查与大力支持，以保证大学服务社会目标的实现。从大学内部看，由于组织规模的扩大、大学功能的复杂性和多样化，大学越来越多地聘请校外董事及管理专家，取代兼职做管理工作的学术人员，成为大学内部事务的管理主体。这客观上要求高校具有及时反映外部变化，并根据可预期的变化迅速进行调整的柔性化管理，从而处理好校外社会力量、校内行政力量与学术力量间的平衡与和谐。

　　二、国外大学管理改革案例及其启示

　　近年来，高等教育管理改革已成为世界性潮流，国外一些比较成熟的改革案例和正在进行的改革历程对我国高等学校的管理改革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加强统筹规划，构建多样化、分层次的高等教育体系：美国“加州高等教育发展规划”及其启示

　　20世纪上半期，美国加州已形成多种公共高等教育机构争相发展的局面：多校区的加州大学，各类独立学院，以及混杂多样的中学后教育机构。二战后，加州进入高等教育系统的人数猛增，“地方社区对建立地区公立高校的渴望和计划几乎失控”。1960年，加州以州宪法的形式出台“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据此构建起的加州高等教育系统，“最显著和恒定的特点就是院校的层次性”。②

　　第一层次的加州大学(UC)拥有9个校区，在校生人数超过16万，“重点进行研究生与专业教育”，是加州唯一的“由州政府资助的研究”学术实体，其中不乏像伯克利分校、洛杉矶分校等世界顶尖级大学。第二层次的加州州立大学(CSU)是由独立学院融合而成的四年制高等教育系统，有23个分校，34万正式注册学生，重点进行本科学术教育及部分专业的硕士教育。第三层次的加州社区学院是最大、最混杂的中学后院校群，有140多万学生，其职责是为不同需求的学生提供计学分或不计学分的课程和培训，进行多种形式的职业技术或通识教育。虽然加州高等教育系统本身并非十全十美，但它为公立高等教育系统树立起“规划型分类”的典型。这种分类通过法律约束或政府推动，建立起了对不同高等教育机构功能分化有指导性和约束力的规则与秩序。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正处在规模大发展和体制大转型时期，仍然存在高等学校层次定位不明、职能不清、竞争无序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借鉴国外“规划型”分类的做法，对我们构建具有多元目标、功能明晰的高等教育系统，更合理地配置资源、更有效地培养人才，具有积极作用。

　　（二）厘清政府与大学职责，促进大学的自主自律：日本大学的法人化改革及其启示

　　多年来，日本的国立大学一直是政府机构的组成部分，政府对大学的管理包揽过多，大学缺乏自主权，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在新自由主义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主导下， 2003年1月，日本国会审议通过了《国立大学法人法》等法案，自2004年4月起，日本所有国立大学“独立行政法人化”。由此引起的管理改革主要表现在：构建大学自主运营机制；建立民间化、专业化的市场运营机制；强化“校外人员参与”和“第三方”评价体系；建立弹性人事体制；等等。

　　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虽然遇到很多阻力，目前仍在继续，但无论其结果如何，改革在厘清政府和学校职责、加强大学自主自律上的努力，符合世界高等教育管理改革的趋势，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近年来，我国的高教管理体制改革已经取得重大突破，高校获得了更多的办学自主权。但是政府管得过死、过细的问题仍没有真正解决。核心问题是政府与学校的职能及相互关系在法律规定上并不清楚，导致高校总在呼吁政府放权，政府则又困惑，究竟该放什么权。在新一轮《高教法》的修订中，应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学校的职能，确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使政府专司“掌舵”，高校努力“划桨”，真正实现高校的自主办学、自我约束，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高效率的现代大学治理模式。

　　（三）以政府为主导，推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日本、韩国等国的做法与启示

　　日本长期以来通过《大学特别会计法》，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从国立大学教育经费中独立出来，政府对这两所大学实行教育资金定额制，为这两所日本顶尖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进一步提高研究型大学的竞争力，日本政府正实施著名的COE计划（卓越教育与研究中心），国家用巨额资金投入，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卓越研究中心。韩国政府于1999年推出KB21（Korea Brain 21）计划，在5年内共投入约12.5亿美元，集中支持重点研究生院和学科的发展。目前该计划已完成第一期并进入二期，国家投入二期的经费大大超过一期。德国、新加坡及我国的台湾地区也都提出了相应计划，这些都表明高等教育领域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

　　作为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要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要大胆通过体制和制度创新，集中力量办大事。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211工程”和“985工程”，都是典型的目标导向性决策，是我国在高等教育资源比较紧缺的情况下实现赶超战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英明之举。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是个长期、持续过程，国家必须有稳定持久的政策目标和努力。在现阶段，我们要以“211工程”、“985工程”为手段，继续推进已经开始的重点大学建设工程。应将这些大学的专项建设费用与持续经费投入有机结合起来，使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有比较稳定、坚实的资源保证。

　　（四）实施成本核算和补偿，促进大学的科学研究：美国大学科研经费管理及启示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一流研究型大学，也是科技研发实力最强的国家。美国联邦政府大量投资于研究型大学的基础科学研究，在对大学科研经费的管理上已形成一整套基于成本核算，通过划分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来补偿大学，支持研究型大学综合发展的管理思路与方法。

　　直接成本是和具体项目密切相关、可以明确确定的费用，包括科学家的薪金和研究团队成员的工资(包括学生的学费减免和奖学金等)，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材料和补给，旅行费用，项目相关的硬件设备以及转包合同等。间接成本也称作设施和管理成本，是和项目密切相关却不容易加以具体区分的费用，包括设施成本、管理成本以及其他任何没有详细列入设备费清单中的支出费用。

　　由于间接成本是联邦政府在支付特定科研项目的直接成本之外，另外付给高校、用于支付高校设施和管理支出的费用，因此，对大学的基本设施建设、管理与运行，乃至大学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综合性发展都有补偿与支持作用。高校间接成本比率由高校与联邦政府下属机构谈判确定。据2000年的一项统计，15所研究型大学科研经费的间接成本一般占研究经费总额的44%—64%之间。③这一做法，强化了大学责任意识，优化管理程序，加强专业服务，提高绩效水平等方式，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科研投入的产出率，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我国研究型大学作为国家科技研发、特别是基础研究领域的重要力量，在国家科研经费中获得份额不断增加。但大学纵向科研经费只能用于项目本身的直接成本，而对支撑学校整体科研实力的基本设施建设、管理与运行以及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未能发挥综合补偿与支持作用。因此，应充分认识高校科研活动的特点和综合效益支出，对于高校的科研拨款应增加管理费用和人员经费，把相关项目的间接成本纳入项目总预算，从而提高科研经费对大学整体科研实力建设的补偿与支持度，提高科研经费的综合效益。

　　（五）加强大学战略管理，形成学校特色及核心竞争力：斯坦福大学的案例与启示

　　斯坦福大学在20世纪上半期，还不是一所富有盛誉的学术机构，但到20世纪60年代，它已出现在美国的“十佳”大学名单中，目前已成为世界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之一。导致斯坦福大学成功的原因很多，成功实施战略管理对其崛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4年，斯坦福大学制定“未来20年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把斯坦福大学从一所地区性大学变成全国著名的研究学府。为此，学校全面实施“学术顶尖”战略，引进优秀人才，把有条件的系科办成学术顶尖；建设“斯坦福工业园区”，推进大学将前沿科技成果直接转化为生产力；集中财力、物力、人力资源，组建前沿性研究所、实验室，培育“引导世界”的人才。1959年，斯坦福大学提出，既要扩大收入，又要将研究项目整合到学校的体系之内。在这一过程中，斯坦福大学始终与社会、特别是工业界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调整各系所的研发方向和学校整体发展策略，为研究型大学走出“象牙塔”，建设“创业型大学”(entrepreneur university)，提供了新模式。

　　从斯坦福大学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效的战略管理可以明晰学校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可以更有效地分配和使用资源，可以在系统、超前思考的基础上，发展学校的比较优势与特色。但发展规划不等于战略管理，如果规划不能动员全校的积极性和资源、不能获得有效的实施和评估、不能及时根据环境调整策略，再好的规划也难以发挥作用，因此，必须把规划提高到战略管理的高度。目前我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在编制自己的发展规划，斯坦福大学的战略管理案例对我国大学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六）坚持民主，提高效率，加强责任：牛津大学正在进行的管理改革与启示

　　过去十余年来，牛津这所古老大学的发展速度很快，但也遇到许多问题和挑战。进入21世纪，牛津这所古老大学也擎起改革大旗，自2002年起先后公布《牛津教学战略》、《牛津学术战略(绿皮书)》、《牛津管理结构(绿皮书)》、《牛津大学管理(白皮书)》等重要改革文件。

　　牛津大学本次管理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加大校董会在大学管理中的作用，分离大学的行政和学术管理，提高大学的行政管理效率，保障学术活动在大学的首要地位。其管理改革的理念可以用三个核心词来概括：治理(governance)、问责(accountability)和透明(transparency)。“治理”是指大学内部的决策过程，通过广泛参与形成大学发展目标及实施目标和政策的运作机制；“问责”是实施治理的原则，包括民主问责、财务问责、内部及外部问责等；“透明”是保障问责制实施的条件，不仅指大学决策过程要透明，也要求大学具有尽可能高的机构公开性。

　　牛津大学的案例使我们充分意识到大学管理改革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大学作为知识密集型组织有其特殊的结构特征，大学管理必须在遵循管理普遍规律的同时，体现不同于其他社会组织管理的特殊规律。目前，中国的大学正处在转型与发展的关键时期，这要求我们的大学管理改革在学习借鉴国外大学和其他领域先进管理经验的同时，积极探索和发现符合中国国情、体现时代要求的大学管理新路径。我们应通过创新，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管理现代化之路。

　　参考文献：

　　①参见The World Bank，Education Sector Strategy，1999，pp1—3

　　②杰拉德•盖泽尔主编，沈红等译《美国多校园大学系统：实践与前景》，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152页。

　　③Indirect Cost at Berkeley, A Primer Final 11/16/04.

顾秉林，1945年出生于吉林德惠 ，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和材料科学家，清华大学原校长。2003年4月至2012年1月任清华大学校长。
1960年至1965年就读于包头市第九中学，毕业于芜湖市第一中学；1965年进入清华大学学习；1970年大学毕业并留校工作；1973年3月至1975年7月及1978年1月至1979年11月，先后在清华大学固体物理研究班学习。1979年赴丹麦Aarhus大学学习；1982年获得博士学位；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顾秉林长期从事功能材料的组分、结构与性能关系的研究和材料的微观设计。

从善如流

青城山人 发表于 2024-1-18 10:19
一针见血

全国人民代表每届提案；
官家及亲朋资产知多少

彩色风筝

来来回回， 时光流逝， 走来走去，还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