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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纪念——父亲田家英的收藏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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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弃我取”的意外收获 父亲收集清人手迹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大量地搜集,当在一九六二年以后。 建国初,毛泽东委托田家英帮他建立一个个人图书室,加上毛泽东点名组建的新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也需要大量图书资料,几年间,跑书店成为父亲一项不称为“工作”的工作。 在古旧书店,父亲无意间发现清代学者的信札、轴联、手卷俯拾即是,因年代较近,少有人重视,可他从中发现了很有价值的史料,他管这叫“人弃我取”,这便是父亲收藏的开始。 北京琉璃厂的文物商店,西单、王府井古旧书店,是收获最多的地方。父亲的另一个渠道,是利用和主席外出开会和调查的机会,在上海、杭州、成都、武汉、广州等文化大城市收集。 毛泽东偏爱杭州和武汉,据统计,建国后仅杭州共去过五十多次。上海、广州则是中央多在此开会之地。由于常来常往,他和地方上文物行家结成朋友。上海市文化局的方行、浙江省文管会的叶遐修,都和父亲友情笃深。文物商店的行家也成为他的朋友,平日帮助留心。父亲的收藏之所以成系统成规模,是得到众友人诚恳帮助的结果。 例如一次在杭州开会,田家英听说古旧书店有海宁藏书家后人卖出的一千多封清人信札,便即同店方联系,借回驻地,他利用工作间隙,一周内把上千封信札过目一遍。为弄清信与信之间的关联和价值,信札摊在地板上,他伏在地上反复琢磨,最后买下40封,有顾广圻、周春、许梿等著名学者的手迹。其中周春(一七二九——一八一五年)致吴骞信,提到《红楼梦》及作者曹雪芹(一七一五——一七六三年),此信写于1794年,据曹雪芹故去仅三十一年,信中说“曹雪芹之名字、履历皆无可考”,请吴骞“祈查示知”。这应该是迄今最早有关《红楼梦》的点评, 对于《红楼梦》作者考,是极有价值的史料。 父亲研究问题讲求系统化、体系化,收藏清人墨迹,亦如此。 记得父亲办公桌案头常年放着一本泛黄的书,是民国版萧一山编《清代学者生卒及著述表》,清代学者按生年排序,籍贯、著述、学术派系、社会地位,一目了然。这是父亲选择藏品的“航向标”。凡收到一件,就在书上人名前划一红圈。他对朋友戏言:此乃“清朝干部”花名册也,希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书中所列一千多位学者墨迹收全。他的收藏思路,清晰明确,可见一斑。 父亲注重学者、官吏的墨迹,看重的是它的史料价值,他共收信札六百多通,涉及二百多人,写信授信双方,于经史、音韵、金石、天文、历法、舆地、书法、绘画各有千秋,通信间,或交流考据心得,或记述所闻轶事,或描述风土人情……,零散书信汇集起来,对了解真实的社会,像是打开了一扇窗口。 信简多是一封一封淘来的,攒多了,父亲将相关联的汇编成集。例如,将清早期著名学者赵翼(赵瓯北)等十一位给孙星衍的信汇集为一集,取孙星衍编纂的《平津馆丛书》中“平津馆”三字,为信札集命名《平津馆同人尺牍》。授信人孙星衍是清代著名藏书家,他对经史、古文字学、诸子百家融会贯通,所编《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堪称善本。而写信人赵翼则是宋代宗室,乾隆二十六年授翰林院编修。赵翼以诗词著名,其诗重性灵,思想新颖,诗存达四千八百多首。与袁枚、张问陶合称“乾嘉性灵派”三大家,不愧为大才子。 再如钱大昕、翁方纲等给钱泳的信,被合集为《梅华溪同人尺牍》,取钱泳号梅溪而得名,雅致又别致。授信人钱泳乃吴越武肃王三十世孙。他生性洒脱,修建一座写经楼,仿东汉蔡邕,用石碑写孝经、论语、大学、中庸,刻石置放楼中,碑版流传江浙,又传入朝鲜、日本、中山邻国,名声大振。钱泳一生好交友,长期做幕客,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结交翁方纲、钱大昕、孙星衍、章学诚、包世臣等众多名士。而给钱泳写信的钱大昕,是乾嘉一代儒宗,与纪晓岚并称“南钱北纪”,其治学以“实事求是”为宗旨,不默守汉儒家法,把史学和经学放在同等重要地位。钱大昕历时五十年,对《史记》、《汉书》、《元史》、《金史》一一校勘,撰成《二十二史考异》。钱大昕倡导的治史,转变了一时期的学术趋向。 又如冯桂芬、郑观应、杨锐、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维新人士,父亲在他们的通信合集上注明:“此册所收乃晚清输入新思想者”。 父亲每晚七点办公,通常到深夜两三点方睡。工作前他习惯腾出一小时对收藏品整理考据,有时也和我母亲一起欣赏,一日不看,便觉缺失了什么。可惜“文革”后田家英的笔记片纸未还,心得体会亦无从考量了。 “专项收藏”的魅力 父亲的专项收藏,得到党内有此爱好的友人的理解和支持。父亲的老相识辛冠洁说,“当年老同志中喜好文物的不少,但专项收藏,目的这么明确的,我敢说,只有家英一人”。谷牧、胡绳、魏文伯、李一氓、夏衍、辛冠杰、陈英、姚洛、姚旭、王力等,都曾经或将所藏相赠,或帮助寻找补缺,表达了他们对文化热爱的共识。 到一九六六年,父亲的藏品已达两千余件,时间跨越明朝末年至民国初年的三百余年,涉及人物五百余位,囊括了清代各时期的学术流派和有代表性的人物,蔚为大观。 龚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年)行书珠镜吉祥龛心课册 所藏大致分三个阶段。 明末清初收藏的,主要为抗清、仕清的文人志士的墨迹。到死不吃清官饭的抗清人物有:傅山、朱耷、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出任清官吏的人物有:周亮工、吴伟业、龚鼎孳等。然无论抗清的,还是接受清廷官爵的,都是著名大儒。 顾炎武、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通经学、史地,音韵,与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孙奇逢则与黄宗羲、李颙并称“清初三大儒”。这些人在清初创立新的治学方法,为清学“开山”,成为明末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 龚鼎孳、吴伟业,虽然仕清,被前朝人所不耻,但由于他们富有才气,诗文并工,在文人中,声望很高。因是江南人,与钱谦益并称“江左三大家”。还有一些官场实力派人物,他们又是理学名儒,如魏裔介、李光地、万寿祺、徐乾学、朱彝尊、徐乾学、孔尚任等。 第二段,乾嘉时期(乾隆、嘉庆两朝),这一段父亲下功夫最大,学术气息最浓。首推应该属“乾嘉学派”和 “桐城学派”,前者师法汉儒,后者提倡宋明理学,他们在学术相互对立,然各有千秋。 “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惠栋、戴震,弟子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汪中等称皖派。“桐城学派”的代表人物为方苞、姚鼐、刘大櫆。田家英的收藏中,两大派系代表人物居然齐全,可见下了功夫。其中汪中,一介布衣,家贫,无力求学,十四岁入书店当学徒,博览了经史百家书籍,后学术成绩斐然,校验《四库全书》,被称为奇才。 名气大的学者还收有:《四库全书》总篡修官纪昀(纪晓岚);于官吏和画家集一身的钱维城;翰林学士朱筠;翰林院编修、湖广总督毕沅;与惠栋、焦循并称“乾嘉易学”三大家的张惠言;地理学家徐松;开拓边疆地理学、民族关系学之先河的地理学家张穆;《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史学家、思想家、中国方志学奠基人章学诚。被称为“书法清四家”的翁方纲、刘墉、永瑆(成亲王)、铁保四人作品都收了;而钱维城、毕沅则是乾隆状元。 还有今人熟悉的扬州八怪画派,父亲收到金农、郑燮(郑板桥)、黄慎、李方膺的字。西泠八家丁敬、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的字都收了,这些人多出身贫寒,生活清苦,而往往清高孤放,借书画抒发胸臆,他们作品具有胆大创新之风,在艺术史上独具位置。 第三阶段,为一八四〇年以后,中国社会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一阶段,父亲关注时代风云造就的杰出俊才,如思想家龚自珍;民族英雄林则徐;清末“戊戌六君子”。“六君子”收到谭嗣同、刘光第、杨锐、康广仁的墨迹,他很遗憾,六人中缺了林旭、杨深秀的墨迹。一九六一年父亲在长治搞农村基本单位核算的调查,后到山西晋祠宾馆起草中央文件,偶然在晋祠发现了一幅杨深秀水印件《松风水阁图》,题款有杨深秀的44个字,杨是山西闻喜人,重要的维新派人士,即使是水印件,父亲也视为珍品收下了。 父亲最看中收藏中龚自珍的一幅中堂,龚自珍是近代改良主义先驱,主张革除弊政,抵制外辱,人物分量极重。知音好友来了,必拿出欣赏。田家英一九六六年五月,“文革”发动前含冤离世。此珍品“文革”中被陈伯达顺走,再也没能找到下落,实在可惜了。 林则徐的《观操守》中堂,则是精品中的精品,是林则徐遭贬黜后自作文:“观操守在利害时,观精力在饥疲时,观度量在喜怒时,观存养在纷华时,观镇定在震惊时。防欲如挽逆水之舟,才歇力,便下流;从善如缘无枝之木,才住脚,便下坠。”林则徐这段内心直白,是他情操的真实写照,说出了人的操守、精力、度量、存养,要在经受考验的环境中才能体现得真实的道理。 晚清离今天很近,所收藏的著名人士人们相对熟悉,比如经史学家、湖南岳麓书院创始人王先谦;参与洋务运动,兴办路矿,主张西方科技的学者郭嵩焘;爱国文史学家、“旧文学的殿军人”李慈铭;碑学帖学并尊、自立门户的书法艺术家杨守敬;发现了殷墟甲骨文的甲骨文之父王懿荣;最早于甲骨学研究取得主要进展,并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收藏大家罗振玉;中国近现代交替时期新史学的开山学者王国维。这些学者除了学业卓著,著作等身,他们的书法都是各有千秋。尤其是王国维,是父亲作学习的楷模。 再有洋务运动代表人物曾国藩、张之洞,吴大澂、端方等墨迹。 林则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〇年)行书观操守轴 心灵的慰藉 曾和父亲工作了十七年的逄先知说:收藏清代学者墨迹,是田家英的业余爱好,却成了他全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他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更加充实,更加丰富。逄先知的话是有所指的。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面对左的指导思想,父亲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的话。一九六二年,因向毛泽东反映包产到户,被指责为刮“单干风”的代表人物。这一年,成为他政治生涯的分水岭。 失去了主席的信任,可想父亲的思想是何等苦闷。然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让他在以后备受冷落的日子里,把一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清史的研究上,空闲的日子,他花大力气收集藏品,收获的喜悦和成绩,给了他精神世界以极大的安慰。 文化陶冶着性情。一九六一年父亲在浙江调研,当目睹老百姓缺粮断炊,病饿致死的情景,极大的内疚压在心头,他不由想到郑板桥的诗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感慨系之地对省委书记林乎加说,“一个封建社会的县吏尚且如此关心百姓疾苦,何况我们共产党人呢!” 调查时,对工作组有同志担心反映问题会冒风险,他说,“人生最惨无非是妻离子散,死于非命。难道我们的命比老百姓的命大一些吗?我们革命不就是为了老百姓吗,为老百姓而死又有什么不好呢?”这是他的肺腑之言。 从浙江调查回来,父亲请篆刻家陈巨来将林则徐的诗“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祸福避趋之”刻成一对印章,奉为座右铭。他说,“如果有利于国家,就不顾生死去做,哪敢为了个人的祸福躲避或追求其他”。 面对即将来临的政治风暴,父亲和母亲说过: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一品行,和他一向仰慕的爱国志士“士可杀,不可辱”的思想精髓,不无关联。 一九九一年,田家英个人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引起的人们对我父亲的深切怀念,赵朴初老人观展后难以抑制敬重和感怀之情,赋诗云:“观其所藏,知其所养,余事之师,百年怀想”。 展览之后,全家将一百一十余件藏品捐给中国历史博物馆,包括吴伟业、龚鼎孳、王时敏中堂、龚自珍吉祥龛心课册、林则徐、邓廷桢对联,何绍基的代表作等清代著名学者、仁人志士的墨宝。 一九九五年、一九九九年、二〇一三年,文物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选集》上下编、《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信札》上中下册,将田家英收藏品的全貌大致公布于世。 如果说父亲未能实现他撰写清史的夙愿是人生的憾事,那么小莽苍苍斋的收藏系列成书,流布人间,当是对他未竟夙愿的一些弥补吧。 如今,父亲的藏品部分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些清代学者墨迹凝聚着父亲的心血,每逢专题展览拿出展示,看见它们,就像看见了父亲。对我们,对公众,都是永久的纪念。
曾立、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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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1-26 11:45
发表于 2023-11-28 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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