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谈旧-斋堂纪事 这个夏天,门头沟斋堂地区遭遇暴雨山洪灾害损失惨重。由此想起了学生时代到斋堂参加农村劳动的一段经历。 现在提起斋堂,人们想到的是京西著名的旅游景点,那里有永定河上游汇流而成的一泓碧水—斋堂水库,柏油路盘山而上,把深山里的居民点串连起来。而在当时,它是群山环绕的散在自然村落。我们劳动的地点只有十余户人家。公路只修到山口,进去后要上上下下翻几座山梁才能找到它。 山里民居因地制宜高低错落。半人高的院墙用碎石堆垒而成,坐北朝南的正房一明两暗。房后是柴屋锅灶,一眼水井,一块菜地。山上土地瘠薄,只种些芥菜和野蔓之类。山区盛产核桃、柿子,却没有大片的可耕地,只有些零散的‘豆腐块’种着玉米和谷子。盛夏季节,我们的农活就是锄草。 学生进村在这里是件大事。自从我们被分别派住到各家各户后,这个小村庄就热闹起来了。清晨,班长沿山梁吹哨集合队伍,引得一阵狗吠。中午扛着锄头回来,房东大娘已经把饭做好了:烘烤得香喷喷的贴饼子或是用野蔓做馅的糜子面蒸饺。大娘一面张罗一面叨唠:俺山里穷,没啥好吃的,你们还要交钱,太见外了。那时我们按每天4角钱的标准交伙食费,房东大多不肯收,有的直到我们离开时才硬把钱塞给他们。 锄草之外,打扫宅院、汲水也是我们理应抢着干的活儿,但却很少能插上手。房东家的后生一边笑着我们‘使费’(吃力),一边轻巧地夺过了扫把水桶。现在回忆起来,对我们这些外来的学生,他们象是看待远行求取功名归来的游子,有几分敬重,那是源于老百姓传统观念中对‘学问’的崇拜;有几分感动,为着大山外面还有人想着他们;还有几分爱怜,象是心疼自己的手足儿女到穷乡僻壤来吃苦—山里人是极其恋家的。 晚饭后是我们深入农户活动的时间。这里四面环山,由于交通闭塞,不少人终其一生没有到‘外面’去过。据村干部介绍,村里没有报纸,没有电,所以也没有收音机(‘半导体’在农村还闻所未闻)。农家能看到字的地方只有贴在墙上的年画。除了他们的生养之地,他们认知外界的唯一渠道是村里的喇叭——有线广播,那是用柴油发电机供电的。除了发布通知外,定时播放些歌曲或京剧唱片。 很快,晚间的活动就集中于两大主题:识字班和联欢会。 教年轻的妇女识字是村干部力倡的。据说以前也曾办过几次扫盲班,但都是半途而废。这些大嫂们拖儿带女,每日炕上灶下操劳,无法集中识字。我们的几个女同学采取一对一的方式确定教学对象,制作了许多卡片,把它们对号入座贴在桌椅门墙上。白天她们出出进进都可以看到这些字,但到晚上拿下卡片来教她们辨认,却常常张冠李戴。逢到此时,她们多半会歉意地笑笑。以当时的环境而言,她们并不理解识字对她们有怎样的意义,只是觉得既是这些‘有学问’的后生大老远跑来教她们,便怀着十分的虔诚矻矻地读着。也真难为她们了。 联欢是最受村里人欢迎的活动。乡间的习俗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其实这也是缺乏娱乐活动的无奈。所谓‘联欢’,就是我们的合唱、独唱加上编些快板、相声之类的小节目,再把学龄前后的娃娃们组织起来教他们唱歌或做游戏。孩子们平时活泼好动,可一旦把他们摆到场院当中,便都怯怯的了。有的躲到爷娘身后,有的撒腿就跑,满场大呼小叫,热闹极了。乡亲们最爱听京剧,同学中几位会哼点儿西皮二黄的便顿时成了‘明星’。每个晚上他们都会被不停地‘点唱’。一些性格内向的同学也抛掉了往日的矜持,拿出自己深藏不露的‘看家本领’,吹口哨、说评书,不仅使演出更多姿多彩,在同学中也引发了一场意外的惊喜。 房东大娘喜欢聊家常,她家的堂屋正中摆着一具棺木,这让我们初次登门时很是踌躇,以为家中遭了不幸。大娘坦然地把我们迎进门,直到发现我们紧盯着那‘不祥之物’时才恍然大悟,乐呵呵地说,那是儿子为她预备下的寿材。按这里的习俗,晚辈早早为老人打造棺木,是孝道,也是喜事。据说,新材打造好进门时还要摆桌庆祝一番呢 。由此聊起了她的几房儿孙,又问及我们各自家在何方,老人安否,那神情像是见到了久别的娘家人一般贴己。乡间的妇女结婚很早,我们的房东大嫂22岁,已经有了4个孩子。那是个心直口快、乐天知命的女子。唠嗑中得知一位女同学20岁了,竟还没有结婚,大惑不解。冲口而出:你在俺这儿对个象吧!那位同学指着她说:那我就跟大嫂‘对象’吧!引起一阵哄笑。 年轻后生的心思是朝向山外的。他们中走得最远的是在门头沟做矿工,常出山乘坐矿区的通勤火车往返,带回些途中的见闻。只有他们才会问我们:‘反右’是怎么回事?是有人要杀共产党吗?或者:我能在城里找到活干吗?他们要改变现状的愿望是十分迫切的。可惜我们这些学生娃不能给他们实质性的帮助。 至今犹记我们离开斋堂时的情景。大爷大娘含着泪花叮嘱着:秋后核桃柿子都熟了,记着回来啊!大嫂们捧出去年留下的杏干柿饼,往我们的背包里塞。她们带着娃娃,或牵或抱,陪伴我们走了很长的山路。年轻人一直送我们到山口,分手时刻,惜别之情化作一脸的怅怅。望着这些和我们年龄相仿却比我们老成得多的庄稼汉,大家都感受到一种牵肠挂肚的隐痛。我想,那一刻,我们的心是贴得最近的。 回来后,乡亲们的声音听不到了,但我们和村干部还保持着通信。新年到了,我们寄去许多年画,并附上了我们的新年贺词。不久,听说斋堂也成立了人民公社。农村人不善言辞,只是按照报纸的流行语汇,说“俺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立了大食堂……”云云。再以后,大家忙着各自圈子里的‘战天斗地’、‘阶级、路线’,斋堂也不再是‘无论魏晋’的净土,这段情缘就渐行渐远了。但每当忆起斋堂,内心都有一股暖流涌动,为着那里淳厚的民风,为着父老乡亲对我们的关爱和期盼。 日月如梭,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再次来到斋堂,已是退休的游客。向镇政府打听‘杨树地’-那个激发我们青春热情的小山村,干部们一脸茫然,甚至没有人能说出来它的‘遗址’。是啊,公路修通了,人们都纷纷奔向山外的广阔天地,谁会愿意守着深山里那贫瘠的土地刨食呢?现在的斋堂,旅游集散地以外的峰峦沟坳都只是游人打卡拍照的背景,不再有鲜活的记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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