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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在农场安了家
我在农场教育部门的工作,得到了领导的认可,领导希望我能扎根农场工作。 我是老高三的,在知青里年龄是最大的,家里一直为我的个人问题着急。其实,我的领导们也为我的个人问题着急,他们就怕我哪一天会因此离开农场。 特别是中央宣布恢复高考制度以后,我的领导更着急了,担心我会通过高考离开农场。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科长冯杰一再做我的思想工作,要我留在农场工作。为此,她亲自乘火车到哈尔滨我的家中,作我父母的工作,我妈说:“那她这么大了,还没对象怎么办?”冯杰说:“我负责!”就这样,冯杰回场后真的百般物色,给我找了现在这位先生,他叫费柏万,上海知青,是知青中最先提拔的青年干部,当时是一分场的副主任、党总支副书记,相处几个月后,在双方领导的一再催促下,76年1月我们登记结婚了,把家安在距离场部12里地的一分场。我依旧在场部工作,每日往返24里地通勤。 左边第一间是我们在一分场的家(2007年知青返场时拍)。
78年3月,女儿还有两个月出生,领导照顾我,不再让我每日往返24里地通勤了,调我到一分场学校当校长,78年5月,我们的女儿出生了。
我和女儿在长水河一分场
不久,知青大批返城,农场遭受重创,各条战线人员奇缺,有的部门甚至瘫痪,农场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79年3月,农场紧急调我们到场部工作,我爱人最初安排在农场纪委工作,我到宣传部工作。这次调转,农场为我们事先安排了住房,领导说,再也不让你来回跑啦!之后,我们一直住在场部,虽然工作不断变动,我们一直为农场努力工作,我爱人后任农场党委副书记、书记。直至1992年,我们离开农场,调到上海工作。 我们后来在场部的家
在长水河时的一家三口
知青来场后,曾一度有一些知青写血书、发誓言,表示扎根农场志不移。而我们,没有血书、没有誓言,在农场一干就是24年,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北大荒,献给了我们深爱的长水河!
1990.7.27王震副主席接见黑龙江农垦干部职工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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