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期，从1967年至1970年，我们停止了进口成套设备工作。1971年才开始进口一些发电设备、制氧设备等。在70年代，引进大型成套设备这一设想始于冶金部。为了增加钢材品种，满足国家生产建设对薄板的需要，冶金部早在1964年就曾提出在武钢建设冷热薄板轧机项目的意见。1971年，又一次提出要上这个项目。经过国家计委研究同意，于1972年8月正式报告国务院批准。根据周总理指示精神，又相继报送了《关于为三十万吨乙烯配套加工进口所需成套装置的报告》《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经过上上下下反复研究，国家计委又于1973年1月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提出了进口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这个方案即是人们熟知的包括武钢一米七轧机在内的“四三”方案。国务院很快批示原则同意。“四三”方案确定后，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总费用达到51.4亿美元。但是在实施过程中，没有全部实现。
到1977年底，实际对外签约成交为39.6亿美元。引进的主要项目有：有一米七热冷薄板轧机、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4套电站设备、一个烷基苯工厂、一个工业汽轮机制造工厂和斯贝发动机、43套综合采煤机组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等。这批项目，除了单机项目按现汇交易支付外，成套项目都采用延期付款方式。截至1979年底，绝大部分设备都进厂安装投产。全部计算下来共投入资金260亿元人民币。“四三”方案是在周总理的直接指挥和大力支持下组织实现的，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和国务院领导顶着江青等人煽动的极左思潮的压力，果断决策，实施“四三”方案，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成功举措。一方面我们自己发展有这个需要，另一方面世界市场也存在着有利的时机，我们抓住这一时机，引进了一批先进的设备。有人讲，这是第二次“156项工程”。
武钢的一米七轧机建设项目包括炼钢厂、连铸车间、热轧厂、冷轧厂、硅钢片厂。除炼钢厂设备是国内设计、国内制造外，连铸和冷轧设备是从联邦德国引进的，热轧和硅钢片设备是从日本引进的。这些引进设备具有大型化、自动化、高速化、连续化的特点，是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先进水平。年设计生产能力为热轧板卷300万吨，加工成品板材279万吨，填补了我国冷、热轧薄板，电机，变压器硅钢片产品的空白。
说起钢铁工业设备的引进，就想起“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当时他们叫嚷进口外国设备不能进口美国的，买美国货，是洋奴哲学。当时攀枝花钢铁厂在建设中本应进口美国一种设备，后来没有办法，只好进口意大利的。后来维修时打开一看，发动机还是美国生产的。因为设备制造所需零部件不可能由一家全部包起来，哪个国家的配件好就用哪个国家的，这是最经济的办法。
综合采煤机组是从联邦德国引进的，原计划引进100套，实际只进了43套。从此，我国迈开了采煤机械化的更大步伐。
13套大型合成氨装置（加上上海一套共14套），于1975年和1976年各建成了3套，“六五”期间陆续全部建成，年设计生产能力1300万吨，建设地点遍及各农业大省。1980年全国合成氨产量1497万吨，比1975年的607万吨翻了一番还多。
4套大化纤设备，几乎买全了世界化纤专利技术。投产后，年生产化纤近40万吨，可织成纯合成纤维织物18亿米。这对解决全国人民穿衣问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几个大化纤厂投产后，才取消了实行多年的限量购买棉织品的“布票”制度，我国人民的衣着越来越丰富多彩。
3套石油化工设备投产后，我国塑料和合成橡胶产品开始基本立足国内，从而可以不进口或减少进口。
4套电站设备分别从法国、日本等国引进，共200多万千瓦，弥补了1967年至1975年少装发电设备400万千瓦的一半，缓解了一些地区供电量严重不足问题。
当时对进口的东西有个说法，叫作“一批二用三改”。周恩来总理在1970年3月全国计划会议上说：有些东西自己没有的总要进口一些做个样机。“一批二用三改”这个说法不对。买，就是为了用；不用，你进口干什么？提法要调过来，改成“一用二批三改”。一是用，用的过程中发现缺点可以“批”（找出问题），“批”了就应该改进。毛主席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对进口的东西不要迷信，要批判地接受。如从日本进口的维尼龙设备，投产后一用，发现有些关键部件有问题。用，才能发现，发现了就要改。
在这次引进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从全局看，主要是引进规模过大，投资高峰错不开，挤占了没有引进项目的地区、部门的基建投资。从局部看，有的项目由于引进的技术设备不够成熟或有缺陷，或因国内分交的设备未能按期到货，建设周期拖得很长；有的项目由于国内资源、配套工程没有完全落实，投产后长期达不到设计能力；有的项目没有同时买进制造技术，不得不另花外汇进口配件；还有在引进中忽视了同时引进国外的科学管理经验和操作技术等。这些教训至今仍值得吸取，引以为戒。
1974年，江青又一手制造了一个“蜗牛事件”，不仅留下中外笑柄，而且使引进工作一度陷于停顿。这一年2月，四机部派出彩色显像管生产线考察团到美国，考察结束时美国康宁公司送给考察团每人一件小礼品“玻璃蜗牛”。这种工艺品在美国常作礼品和陈设品。但就是这么一件小事，四机部有人写信给江青，说蜗牛爬行，这是讽刺我们的。江青见信如获至宝，自己不知也不问此物含义，就煞有介事地借此大闹。她先是到四机部兴师问罪，大放厥词，说这是“美帝国主义向我们挑衅”，“侮辱我们爬行”，要坚决回击！说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是“国内有人屈从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崇洋媚外”，嚷嚷“这条生产线，我们不要它的”。她趾高气扬要外交部向美国驻华联络处发照会、提抗议、把蜗牛退回去。周总理得知，立即指示外事部门弄清楚国际上接受礼品的规定，弄清楚美国人送蜗牛的用意。同时，总理又指示外联部找一些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调查一下。两天后，我驻美联络处主任韩叙来电，同时中联部也把在华专家访调报告送到总理办公室，共同的结论是，蜗牛在美国被视为吉祥物，有歌颂蜗牛的诗歌。蜗牛造型的工艺品也常被人们作为互赠礼品或陈列小摆设，它没有快与慢的概念，互赠蜗牛工艺品不仅没有恶意，还是一种友好的表示。蜗牛工艺品也是西方圣诞节的传统赠送品。美国康宁公司送小礼品，是想讨好买家做成这笔生意。外交部在详尽调查核实的基础上，还向国务院书面报告，建议不必退回礼品，也不作外交交涉。因事涉江青，总理处理极慎重，专门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已印发的立即收回。其实江青是“项庄舞剑”，祸心所指是总理，妄图以此掀起更大风波，不想她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闹了个无趣，以失败告终。但受“蜗牛事件”的影响，不仅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工作被迫推迟整整5年，后来还多花了9000万美元。更可惜的是，其他引进项目也一度陷于停顿，江青的无知任性，给国家造成无端损失。真是荒唐乖谬，莫此为甚。
江青一伙蛮横胡闹，处处与总理作对。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虽屡演屡败，仍任意妄为。早在“蜗牛事件”前她还大闹了一场“租船、买船事件”。1964年，为尽快发展我国远洋运输事业，在毛主席的赞同下，国务院提出造船和买船同时并举的方针。1970年总理根据多年租船的经验提出，力争在几年内结束主要依靠租用外国轮船的局面，大力发展国内造船的能力。在国内造船一时还不能适应需要时，适当买进一些船，把远洋运输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总理提出造船、买船并举，道理很简单，租船，花了钱，我们还没有主动权，进出哪个港口，往往要听船东的。买船虽开始要多花点钱，可所有权、指挥权都在我们。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方针。可是“四人帮”一伙，又借此发难。先是王洪文跳出来叫嚷：主张买船的都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攻击矛头对准国务院业务组，对准周总理。接着，江青又出来“骂街”，说：“从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一直到刘少奇、林彪，奉行的都是‘造船不如租船，租船不如买船’的洋奴哲学”，说这“推行的是一条‘卖国主义路线’”。一时间，造船、买船的事闹得沸沸扬扬。“四人帮”鼓吹的“造船”舆论，听起来“很动人”，实际上他们对国家经济领域的许多事都一窍不通！总理根据我国当时实际能力，实事求是，或租，或买，或造，能造则造，不能造通过租船经营积累资金买船，买船比租船从长远看经济上划算。远洋运输企业资金积累多了也有利于发展自己的造船事业。这是个资金积累的过程，有什么错？说起这件事，还有个笑话。大家知道造船要有船坞。可这伙人说什么“地球这么大，还不就是个造船的船台吗”。他们看到沿海渔民在沙滩上打造打鱼船，就异想天开地要在沙滩造远洋轮。真是无知荒唐。
也就在“四人帮”大闹特闹造船买船这件事情上，毛主席发现了他们的政治野心，并说了那一段为中国历史学家关注的话。1974年7月，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又说，“你也难改呢”。主席指着江青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指江、王、张、姚）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主席在会上两次郑重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主席的话说得那样重，点出了“四人小宗派”的问题，这很不寻常。江青的确野心“难改”，对主席的话阳奉阴违，不仅没有收敛，反而伙同王、张、姚变本加厉地攻击总理。但“四人小宗派”即“四人帮”这个词，人们记住了，对这伙人的嘴脸也看得更清楚了。
“四人帮”无视当时有利于我国的国际形势，以极左言辞大肆攻击我国扩大进出口贸易，破坏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举措。张春桥攻击进口成套乙烯装置，说出口原油是“买办资产阶级”的行为，“比蒋介石还厉害”。江青擅自召集12个省市区会议，会上她大放厥词，说她没有听到主席讲过“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话，她辱骂出口原油、煤炭、布匹是“汉奸行为”。姚文元把出口煤炭、原油，进口成套设备，说成是“投降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殖民地”。1975年3月和6月，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时，会上江青一伙又大骂出口原油，进口化肥、化纤成套设备，是“洋奴、卖国、汉奸”，攻击外贸部“有一批卖国主义者”，指责建立煤炭出口基地是把煤矿“租让给外国”了，叫嚷在中央政治局内部“有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
那个时候，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国务院业务组顶住那么大的压力，坚定执行“四三”方案。在打倒“四人帮”后，我国国民经济能够在崩溃边缘上迅速恢复过来，与那时抢先进口的这批先进设备不无关系。
来源：《中国经贸导刊》2020年11期，作者袁宝华，选自《袁宝华回忆录》
发表于 2023-3-29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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