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10日
金色童年
我的父亲十四岁在药店当学徒。父母生了我、妹妹、弟弟。因家境贫寒，住房太小，从记事起，我就和父亲睡在药店里，一直到十七岁下放。我在神农百草的熏陶下，逐渐长大。我在爸爸和十几位老药工的指点和耳濡目染下，对整个药店所需要的一些知识和技能，掌握了好多。我得到父亲的嫡传，毫不夸张地讲，就是现在，给我一个中药店，还是能胜任的。我在药店里学到的东西多着呢，什么加工炮制保管，什么丸散膏丹，什么采集收购等，我都能略知一二。什么切药、碾药、煎药、熬膏，晒药、制药等我也会。可以这样说，我的身上流淌着对祖国医药学热爱的血液。 下放了，受的苦就一言难尽了。我所在的生产队的某些人，由于对我们下放知青的偏见，他们认为“好人不下放，下放没好人”。从此，我们就忍受着无穷无尽的苦难，已经到了这把年纪，我就不说了。如果不是大队支书杨瑞元和顾士武对我的关爱和支持，是不会像这个样子的。人啊！不能欺人太甚，“逼上梁山”就是这个意思。 十年啦，我在无边的黑夜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我没有一天放弃自己的学习。我练毛笔字，我反复阅读《毛泽东选集》。我捧起药书、医书读起来，从没有停止过。在卖命发泄似的干活中，只要一歇下来，我就读着、背着我抄的《药性赋》、《汤头歌》的有关内容。我采药草，学针灸，学推拿等。我自制过药，开过药方等。 在下放当农民期间，我做过饲养员、薪金保管员、生产队卫生员，大队通讯报道员、赤脚医生。农村的活儿，我基本都会，什么重活都能干。我和孩子、小伙子、年轻妇女、壮年男人，老年妇女、年老男人都一起干过。我深受唯成分论和讲社会关系的折磨。我深受别人伤害我的痛苦。在我身患败血症危险时，关心我的人只有夜里偷偷地来看我。在死亡的威胁下，父亲冒雨步行来到我的铺前，第二天带我回家治病。在我大病初愈绝望之时，父亲托人要让我去当药工。这时，大队捎信，要我当赤脚医生。我选择了当赤脚医生。这得感谢大队干部对我的器重，我也要特别感谢医生薛怡安和葛克珍对我的提携。在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时候，真是富有戏剧性。我可比张铁生还要张铁生，只写了一篇作文。这里如果没有插友刘宁余的帮助，是绝对不可能的；没有大队干部的重视和爱护，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公社组织委员刘金林告诉我上医学院，可发榜那天，是上如皋师范。公社医院的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药工笑着说：“弃医从文，好哇！”从此，我就走上了教育岗位。但是，我热爱祖国的医药学没有变，就是现在，那本捧了四十年的古装《汤头歌》，我仍旧经常研读、抄写、吟诵着。 在这里，我再一次感谢全体大队干部对我无私的培养和帮助！我在这里要感谢徐兆余、徐兆法、徐兆宝三兄弟及全家对我的同情与照顾，感谢包雨和、吕红英夫妇一家对我的关爱，感谢杨广富、顾士伟等一批在我难中给予帮助的人，特别感谢和我一起下放的刘宁余、徐淮东、孙良、王存华等等的插友们。同时也感谢给我设置障碍的朋友，没有你们，也不会有我的今天。 这十年的苦难大学铸就了我的一生。 金色童年，快乐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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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23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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