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六六年九月参加了第三期社教，还是到广丰，刚开始时还没有成立社教文工队，我是分在另一个公社的红星大队的工作组，工作组成员有十七八个，就我一个是女同志，驻在大队部那里的生产队。
开始时当地干部安排我住在村庄外，田野路边的一间茅草屋里，我没二话，就把行李放在那里。他们说让一个当地的女孩陪我睡。后来没找到合适的女孩，工作组同志来看了我的住处，觉得不妥。又把我安排到一间已在做牛棚的大屋子里。这座房子很正规，（我估计原来是地主家的房子）正面的外墙，下面是用石条砌的，上面用砖头砌的，比较高。两扇大门上有雕刻，还有两个大圆环。进大门右边有一间房间是一家四口住，用木板隔开。左边一间给我住，里边有一张床，大约是人家空出来的。
我的这间也是用木板隔的，但靠门边上方的木板缺了一块，人可以爬进来，或者可以用手伸进来拔门栓。另一边是墙也有一个大洞，洞的那边晚上拴了几条牛。大门正中的里面有一个较大的天井，天井的右边屋檐下，是那家人吃饭的地方，左边就是拴牛的地方。后来，组织上把我调到文工队，有一个同往的男队员到我住处，帮我拿行李，看到我的房间，他说你一个女同志怎么敢住在这里，怕不怕？我原来就没有想到怕，因为房子里还有一家人住，晚上大门是关紧的，后面小门也是关紧的，养的牛是不可能闯到我房间来的，我觉得自已判断正确，所以不害怕。
我在红星大队虽然才半个月，有一件事却终身难忘：就是我被一条大黑狗咬了。事情是这样的，那天大队部加餐，地上有些骨头，坐办公室的队员就在打扫，有一条大黑狗在那里吃骨头，这条大黑狗我一点也不夸张就有藏獒那么大。我站在那里看到人家不好扫地，就用脚轻轻地碰了一下狗嘴，狗也是轻轻地‘吻’了我的脚，我的脚背上就有两个牙印，顿时就渗出血来。扫地的队员也是刚出大学校门的，年轻气盛，看到我被狗咬了，就拿起一根竹棍，拼命打狗，打得狗嗷嗷直叫唤。我倒可怜起那条狗来了，急忙喊：“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当时，也没有条件去打防疫针，幸亏那条狗没有狂犬病，否则我死定了。工作组里有个队员懂得草药，他马上去田埂旁采了一些草药，捣烂后敷在我的脚上，每天换一次药，好像四五天后就好了。
社教文工队成员是把各个工作组中能歌善舞，会搞乐器的人抽出来的。一共有十五个人。一个队长带队，管政治思想和组织纪律的，一个编剧，没有专搞乐器的，有好几个演员都会吹拉弹唱，象手风琴，二胡，笛子等，是多面手。女的连我一共有六个，只有一个会弹月琴。我不会乐器，但也可凑数，敲敲开场锣鼓也行的。有一次，我们去县城参加汇演，有个节目我们全队人员一起上台，可热闹呢！
我在文工队的日子是最开心的。我们基本上住在公社驻地。每天上午排练节目，下午就出发下大队或者到其它公社去演出。路近的话，演出结束后就回驻地，路远的话，就要担着行李和道具住在演出地。出外时，我和另一个女同志合用被褥，她也是上海人，未婚，有个男队员对她很有意思，所以，我们两人的行李都由他担，我因此也沾了光。我们第二天上午还是排练，下午出发到另一个地方。我们每到一个地方，群众十分欢迎，尤其是孩子，就像过节似地，大家欢天喜地，呼朋唤友。很多人家都邀了亲戚来观看演出。我们进村时，一路上都有很多孩子，在我们旁边蹦蹦跳跳，欢呼雀跃，嘴里不停地喊着：“戏子来了！戏子来了！”我们那时就会不开心，对他们说：“我们不是戏子，我们是演员。”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挺好笑的。
我们演出的舞台都是用木板搭的，公社一级的舞台是现成的，较高有屋顶。大队的是临时搭起来的，音响设备没有，不像现在可以放磁带，来伴唱伴跳，也没有麦克风，扩音器，灯光是用汽灯，还蛮亮的。现在，连农村里也看不到这种汽灯了。
我记得我们演出的节目，大概有舞蹈，新疆舞，鄂尔多斯舞等是自编的。有《五对老伴学毛选》，《五对老伴看打靶》也是舞蹈。还有一种剧目叫三句半。就是有四个人，每人手里拿一个敲打乐器，如锣、鼓、铙、钹。每人说一句就敲一下手里的乐器，前三人每人说一句，最后一人只说两个字，就敲一下锣，所以就叫三句半。
还有每到一处去演出，编剧同志就打前站，去那里工作组了解本大队的好人好事，并马上把它编出来，唱法是有套路的，等我们演员去了以后，我们六个女的每人分背几句，加一些简单的动作，晚上就上台演出。因为唱的都是本大队的人和事，观众会感到特别新鲜，被唱到的人高兴死了，大家听到熟人的名字都很兴奋。还有小戏剧象歌剧《白毛女》选段，这一段的内容是讲在年三十晚上杨白劳给喜儿扎红头绳，还有黄世仁来讨债，逼死杨白劳，抢走喜儿的情节。群众非常喜欢看，这戏演完了，有一个队员会带头呼几句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打倒地主阶级！”顿时，群情激愤，演出效果非常好。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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