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丑老头 于 2021-9-30 09:05 编辑
（作者是我小学校友，大通小学是我的启蒙地）
我是个农村出生的人，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从乡下来到城里工作、生活。屈指算来，自己离开农村快40余年了。如今，人已入古稀，杖朝之年也就在眼前。对我而言，周围一切都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唯有自己对故乡的情结，不但没有变化，反而越来越眷恋，越思越亲切。有时会天真地想，假如时光能倒流，自己真的愿意回到那个逝去的年代、熟悉的故乡，过着那种虽不富裕，但很快乐的农家日子。说起在乡下的日子，我的眼前会立刻浮现出一幕幕动人的情景，想起一个个有趣的人物和故事……
茶 馆 ：老家在和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平湖市新埭镇交界的大通桥（今惠民街道大通村），远离城市，是标准的“深乡下”。许多新鲜事传过来总会比其他地方慢一拍。我上一辈的很多乡亲不要说去上海、杭州，就连嘉善县城都没去过，有些人即使去了，也不知道魏塘镇是县城所在地，闹出“县城我去过，魏塘没去过”的笑话。上世纪60年代前，那里没有稳定的水路、陆路公共交通工具，唯有一只为供销社送货的航快船，靠人摇，要四五个小时才能到达县城。一班晚至朝开的小客轮也要到60年代中期才开始正常的航行（水位高轮船过不了桥，枯水期水浅容易搁浅）。
因为闭塞，这里消息不灵，茶馆是人们交流信息的主要场所。小时候，农村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茶馆，就是大通这样的小集镇，也有三爿。一条面杖港把小镇分成两块，东侧为平湖县界，有周姓、王姓两爿茶馆，西侧是嘉善县界，只有毛阿大（老板姓周）一爿茶馆，有百多个平方，周围有肉店、豆腐店、南货店、烟杂店，市口好，生意一直很红火。一座东西向的大通桥把小镇连成一体。
小茶馆历史很悠久，有些还可追溯到民国初期甚至更早。茶馆大部分是家庭式的，几张八仙桌，一只茶灶，几把紫铜烧水壶，考究的备有清一色的紫砂茶壶、茶杯，供应的茶只有普通的红茶和绿茶。平时烧水、泡茶、收钱都是老板亲力亲为。这里的茶客乡脚很远，多半早上四五点钟就起来了，步行几里路到镇上，泡一壶茶，便和同桌人天南海北地闲聊，六七点钟吃完“白茶”（冲泡多遍已经没有茶色和茶味，像白开水一般的茶）回家。条件好一点的花几分钱买个包子当早点，边喝茶，边吧唧吧唧吃包子，引得喝清茶的人直咽口水。
茶馆里有一位叫王福基的老先生，我对他印象十分深刻。据说他是民国时的读书人，解放前因家道中落中断学业，一直赋闲在家。由于自以为是读书人，走起路来迈着方步，还时不时用右手食指擦擦鼻子，有点像鲁迅先生笔下孔乙己的样子。但此人为人倒是刚正不阿，据说因为看不惯日本鬼子在茶馆胡作非为，挺身与他们理论被暴打一顿，还跌了两颗牙齿，险些丢了性命。解放后，王福基年纪大了，一直靠政府救济过日子，直到终老。平时，茶馆是他唯一的活动场所。有时茶馆人手紧，临时需要帮帮忙，他也很乐意，但需要老板或者负责人一本正经请他，报酬多少倒不在乎。时间长了，茶馆里也把他当成不在编的员工，平时给点茶叶之类的东西，逢年过节给点小钱，他也从不计较多少。正因如此，他来喝茶当然是免费的，回家时还让他打上二瓶开水。在茶馆，王福基自然是个南通京北通海的大话家，他抱打不平与日本鬼子理论被打的事自然是他引以为豪的话题，讲完了还会斯文地骂一声“没教养的东洋人”。在这过程中自然少不了有人给他递烟点火。只有在这时，他才会深深地吸上一口烟，在吞云吐雾中品味自身的价值。
茶馆有时也是人们讲理、评理的场所。解放前，老百姓有冤无处申，茶馆虽然不是执法场所，但是个百姓评说的地方，只要你说的是事实，有道理，茶客就会把这个信息带到各个地方去宣传，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听前辈说，当时有个乡自卫队的队长看中了一个已经定亲快要过门的农家女儿，两亲家投诉无门，最后在茶馆里摆开场子请大家评道理，弄得那个自卫队队长名声扫地，被乡长训斥一顿，只好作罢。所以地方恶势力对茶馆这种公共场所也畏惧三分。
逢年过节，茶馆是小集镇唯一的娱乐场所，这时也是茶馆最热闹的时候。茶馆请来说书艺人，搭起一个两三平方米大小的舞台，放一张说书桌子。那时比较受欢迎的是农民书（又称钹子书，流行于江浙沪一带农村），艺人用一片铜钹（越薄越好，有一点碎纹声音更佳，作为说书时的乐器），说正书前也唱个开篇。演出以说为主，间或唱一段，和评弹差不多，中间有“小乐惠”（休息几分钟）。听书时茶客要比平时多付几分钱，票务收入由艺人和茶馆拆账分成。书目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七侠五义》《小五义》《十美图》《说岳全传》等等，一档书一般说半个月，也有说个把月的，当然还有唱几天“漂脱”的（艺人水平低，听众越来越少，影响茶馆生意，说不下去提前“剪书”）。不过在那个年代，文化娱乐活动奇缺，被“漂”的概率很低。我是听靠壁书（不买票站在旁边）的常客，特别欢喜听《薛仁贵征东》《七侠五义》，有时甚至为听书逃学。
小小茶馆平时只能安放20多只桌子，容纳百来个茶客，遇到好的说书先生，生意火爆，人数翻倍，常常把茶馆挤得水泄不通，老板只能在泡茶收钱时冲一壶茶水给茶客，再也不能加水了，许多人只能捧着茶壶站在过道里听书，后来连老板也只能无奈地提着开水壶站在那里动弹不得，面带歉意和大家一起听书直到结束。碰到这样的艺人，茶馆老板会早早把下一期的生意定下，对艺人的生活照料自然也更加细致殷勤。上世纪80年代后，苏州评弹开始进入茶馆，特别是小书（评弹分评话、弹词，评话称大书，弹词谓小书），有单档、双档甚至三档，有男有女，表演活泼逼真，弹唱悦耳动听，深受茶客欢迎，还吸引了一批年轻人成为茶馆常客。原来红极一时的农民书也逐渐淡出茶馆。
乡村茶馆最红火的时光是解放后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衰落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是因为改制，茶馆本来就是微利甚至无利、亏本单位，自然在第一批改制之列；二是因为乡镇企业多了，农民进厂务工的越来越多，农村已经没有了农忙、农闲之分，青年又不习惯到茶馆喝茶，茶客越来越少，茶馆经营入不敷出，迫使镇上三爿茶馆先后关闭。逢年过节的文化活动转移到乡镇新建的大礼堂或者剧场。 （ 发表于 2015年12月4日 嘉兴日报《嘉善版》，《柳洲》杂志2016年第一期 ）
作者简介：陈志平，汉族，嘉善人，1944年6月生。现为浙江省曲艺家协会会员、嘉兴市戏剧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八场越剧古装戏《留衣亭》、实验戏曲《绿袍情》、六场越剧现代戏《追梦路上》等，曲艺中篇嘉善宣卷《宾旸门》、嘉善宣卷《良心桃》《寻碑》等。其中《良心桃》《寻碑》先后两次获得中国曲艺牡丹奖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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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30 08:12
发表于 2021-9-30 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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