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火车轶事 每年的春运高峰,火车是载客最多的交通工具。 我是在外地求学和工作的,几十年来,乘了无数次火车,也见证了从加煤的蒸汽火车到现在的高铁火车,时速达二三百公里,大大缩短了两地之间的距离。我为国内交通的发达感到由衷的高兴,自豪!在几十年的乘车过程中也有很多轶事,说出来和朋友们分享! 1961年下半年,我从上海到江西共大总校读书,是平生第一次坐火车,印象是“挤”,当时在节假日我们即使从上海出发也不一定能买到座位票,从南昌回上海也经常没有座位的,有些同学就在座位底下铺张报纸,睡在那里。在走廊,在门边,坐在地上、行李上更是司空见惯!以前每次乘火车都会感到很“脏”,因火车烧煤,从烟囱里出来的烟有很多煤屑会顺风飘到车厢里,落在乘客的头上脸上衣服上,所以,乘火车一般都穿着旧衣服。有些上海人讲究的,在火车快要进入上海时就要换衣服,梳妆打扮一番,不让家人感到自己风尘仆仆回来,这也是对家人的一种礼貌和对自己的尊重吧? 说来好笑,69年7月,我带了两个月大的儿子,从上海乘火车硬座,我把他躺在我旁边没人坐的位置上,他的脸上眼睛边上都有烟灰,要经常用手绢替他擦去。 我来说说火车上发生的不一般的事,那是1966年8、9月份,我和老伴已经工作了,搞完一期“社教”后,回上海度假。这时文革刚开始,上海正在破四旧,马路上到处是大字报,看到红卫兵剪长发,剪小裤腿(6寸以下的)。 就在我们回江西的火车上,发现车厢里有几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男女学生,袖章上写着北航的什么兵团。他们在车厢里看每个女的有没有过肩长发,如发现了红卫兵马上拿起剪刀,把头发剪短,如有人反抗就会被剪成阴阳头,即剪一条辫子,另一条留着,令人哭笑不得!我看到站台上有女孩心疼地哭了。幸亏我的是短辫子,算逃过一劫。 接着,红卫兵就在车厢里看到年纪大的就会问,你是什么成分?记得有一个五十来岁的烫发、穿旗袍的上海女士,她要去南昌看望女儿,她老老实实说,丈夫是资本家。于是,当场被揪出来,挂上资本家老婆的牌子被批斗,红卫兵带领乘客呼口号,然后被押到各车厢游斗。还有一个倒霉蛋老头,穿得破破烂烂,还带着行李卷,牌子上写着资本家,因他自己说开了一家小店,也遭到了游斗的命运。晚上,被游斗的两人,被命令在各车厢打扫。半夜,那老头到站要下车了,可行李不知道放在哪里了?两手空空站在站台上呼天抢地地哭,眼望着火车开走了。五十多年过去了,那可怜老头孤立无助的形象深深印在脑海中! 乘火车,遇到的好人还是多,主要是上下车时陌生乘客帮着提行李。记得我从江西回上海生儿子,那时1969年四月下旬,虽然上火车有人送,下火车也有人接。但东乡站上车是没有座位票的,幸亏是淡季,有人在前面一站鹰潭下车,那乘客就让我坐了(以前普通老百姓有钱也买不到卧铺票)。东乡到上海要十四五个小时,下午四点多,到第二天早上六七点钟到,家里人来接要很早起来。不料,火车开到金华站,停了十个小时,据说,是前面的货车出了事故,正在抢修。我的小叔小姑来接我,结果,等了一天,他们急得不得了,频频问车站负责人,他们也不知道火车什么时候会来?火车终于到了上海。同一车厢一位现役军人和他爱人,他们非常主动把我的行李都帮着拿了。等我家人遇到我时,军人和他爱人都在出口处等我,我十分感动,千恩万谢! 1994年暑假,我从江西去深圳看望我女儿,在深圳回江西也要在广州转车。女儿把我送上深圳到广州的火车,我对面的座位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他很健谈,我知道了他是广州人,刚初中毕业,考上了高中。我估计他是在练习讲普通话。火车到了广州,我要从同一个车站乘上往江西的火车,离开车的时间只有十多分钟,我很着急。和我攀谈的孩子主动送我,帮我提旅行袋,我们一人提一边拉攀,走得就快了。我用普通话问保安在哪里上车,他爱理不理,那孩子用广州话问,他就回答了。我们气喘吁吁找到了上车的地方,已经快要开车了。我又是千恩万谢那孩子,没有他,我可能要误点了,这事情可大啦,这是女儿好不容易买到的卧铺票啊! 再来说说在国外乘火车。2011年10月,我和老伴是从丹东到朝鲜,早上七点不到,我们跟着旅游团乘火车经过鸭绿江,来到朝鲜新义州,似乎才十几分钟就到了,在新义州转车去平壤。朝鲜的安检非常落后,铁路工作人员没让我们下车,让乘客打开行李,他们用手翻捡,如查到手机,长镜头相机都不能带的,我在丹东超市买的朝鲜币两本,在箱子里被翻到了,二话不说,当场没收。 我们坐上了一辆国际列车,大约是苏联五六十年代的,是电动车,一路上开开停停,到平壤一共两百多公里,从早上开到晚上,这速度实在太慢了! 现在,我们每次去第二故乡—江西抚州东乡,从上海出发乘上高铁,只要三个小时就到了。车厢内很干净,车子非常平稳,没有噪音。我东乡的朋友说,她们乘高铁到上海华山医院看病,当天可以来回。跟我们那时乘火车真是天壤之别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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