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兄弟五个,四个兄长都是在家门口摆席举行婚礼的。大哥二哥由我父亲操办,三哥四哥由我二哥操办。
那时,到举行婚礼的头几天,宰猪杀羊,备粮备菜,在自家院子里搭起棚子,并借用邻居的房子,租些餐具桌凳,请个厨子做几桌菜,俗称“流水席”。婚礼那天,请婆家和娘家的亲朋好友吃席,娘家客和有些贵客在房间里,其他人就在院子里就座。
我是在兄弟们中,唯一没有办酒席的。那个时候,在老家办没人操持。家门口的顶梁柱二哥,四年前病逝了,其他兄长和我大姐,都在外地,加上孩子们多,都各顾各去了。母亲岁数大了,其生活来源主要靠二姐和大妹,还有我不定期的寄点,就算有俩钱,也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的。所以,办酒席的事想都别想。
由于我们两家都是普通人家,经济条件都一般,老人们又远离我们,无法操办。若在单位上办,在当时的形势和条件下,但就采购那些肉菜粮油,对我们这些外地人来说,一点门路也没有,有钱也买不到。再说,我们没有那个经济实力。所以,我也是城里的外地人一样,婚事简办,就是用香烟、茶水和糖果招呼客人。
我和未婚妻领了结婚证后,打算在1978年元月把婚事办了。不久前,单位分给我们小套楼房,我们略加拾掇,想方设法备了点糖烟酒和瓜籽,也没举办结婚仪式。腊月底,我们两人坐火车,去天津拜见老丈人和丈母娘,也可以说是“旅行结婚”。等年后回来再招呼贺喜的亲朋好友。
岳母家坐落在天津百货大楼附近的一条胡同里,一排平房共三间房子住三户人,院子里各家搭个简易棚子当伙房。岳父家住的是一间临街平房,大概十五平米吧。房内放置一张1976年防震时睡的双层铁床,再有一张木桌和两把椅子,米面木桶也兼顾凳子的功能,空间所剩无几。岳父是区劳动服务公司的经理,工资还可以,但抵不上儿女多啊。岳母提前退职在家做饭带孙子。哥嫂是工人,工资不高,有两个孩子,上班路还特别远。小舅子在乡下插队,小姨子还在上学。在大城市里生存,也是很不容易的。
岳父和岳母为了一家人的过年和迎接我这个姑爷,准备了不少年货,鸡鸭鱼虾菜肉、烟酒糖茶。在当时计划经济时代,好多东西是定量的,也是要票证的,能准备到这个份上,他们确实是尽其所能了。
岳父他们不是本地人,天津没几个亲戚。除夕年夜饭,岳父请来他们本家的堂叔、表叔(我们晚辈分别称“八爷”和“表爷”),再加上大儿子和儿媳妇及孙子、孙女、老儿子、老闺女,还有岳母和我们两口子,十二口人,挤坐在八仙桌周围。岳母做了好些菜,冷热荤素都有。大家吃菜喝酒,春意浓浓。岳父在饭桌上当场宣布,我们两人上了火车,就算是正式结婚了。随后又就着“腊八蒜”吃了白菜大肉饺子。
表爷只身一人,有一间房子,他打扫了一下,把钥匙交给我们,到别处借宿去了。晚上,我们两口子就住他家。
这顿除夕年夜饭,与现在相比,无论数量和水平上都有天壤之别。后来,国家富裕起来了,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再在天津过年,鸡鸭鱼肉、虾蟹鲜蔬,应有尽有。老百姓不再为办年货、吃年饭犯愁了。但是,我们新婚之时,赶上春节,这顿年夜饭,等于给我们补了婚礼,对我而言,这个春节是一生最隆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