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歌诗画】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45周年感吟

快乐大歌

不要误解周恩来忙忙碌碌，事务主义，他其实至高至圣，是伟大的思想家；

不要误解周恩来拘谨韬晦，他其实至情至性，常常洒脱不羁；

不要误解周恩来阴柔委屈，他其实阳刚十足，火辣辣地激荡奔放；

不要误解周恩来吞声忍让，那其实是大智大勇，最有自知和知人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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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有的国家的驻联合国大使向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提出“凭什么就中国的周恩来能享受下半旗的待遇，而其他国家的不能？”

　　联合国秘书长这样回答他们：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只要作到了周的这3点：

　　1，周死后没有留下一分钱的财产

　　2，周死后无一儿一女

　　3，不留骨灰

　　我一定在你们死后下半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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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就心里难受 堂堂一国总理 吃的就 几小碗 再想想今天的我们的某些领导们  心里汗颜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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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的自信、他的风度，通过外国人的眼神就能看出来！他被国际上称为最难对付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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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力量叫人格 ，这种鞠躬叫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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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鞠三个迟来的躬吧！

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致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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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乘公交，微服私访】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南宋诗人陆游的这句诗说的是深入实际，亲身实践对获得正确认识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了解民意，掌握真实情况，为管理决策提供帮助，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周恩来是几十年如一日，到群众中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事必躬亲，祖国的大江南北，城市乡村，处处留下了他的足迹。
　　这里说一段周恩来“夜乘公交车，调查北京市民乘车难”的佳话。
　　1954年某一天下午5点多钟，周恩来对秘书何谦、卫士赵行志说：“群众反映北京市公共汽车拥挤得很厉害，一下班要在路上浪费一两个小时，今天咱们去乘公共汽车，了解一下情况。”说着，周恩来披上大衣，带着秘书和卫士出了国务院北门，来到北京图书馆停靠站。
　　等一会儿，公共汽车来了，周恩来等群众都上车了，才最后上车。车上果然很拥挤，没有空座位。周恩来往里走了几步，手握住吊环，站在车中间。汽车开动了，人们在拥挤中顾不上东张西望。一直走了几分钟，站在周恩来对面的一个乘客才大声叫起来：“哎呀！，这不是周总理吗？”“总理”？“总理？！”车厢内立即活跃起来，有的乘客站起来让坐，有的往中间挤，有的把手伸过来。随行的秘书和卫士见此情景，心里十分紧张，忙往周恩来身边靠拢一些，恐怕他被挤倒。周恩来挥动着一只手臂，对大家说：“请坐！请坐！别挤！别挤！不要动。”
　　乘客们请周恩来坐下，他坚决不坐。一个乘客凑上来，握住他的手说：“总理，您那么忙，怎么还来坐公共汽车？”周恩来笑着回答：“我也来体验一下你们的生活嘛？”接着，周恩来就和乘客们攀谈起来。问他们都是哪个单位的？住在什么地方？每天上下班需要多少时间？有的乘客光顾和周恩来谈话，忘了下车，坐过了站；有的乘客挤不到周恩来跟前，总不甘心。新上来的乘客向他打招呼，下车的乘客又向他告别。随行的同志劝他说：“公共汽车上的情况就是这样了，咱们赶紧回去吧。”周恩来不肯，下了这趟公共汽车，又上了无轨电车，在北京城转了大半圈。
　　回来后，周恩来将交通局等有关部门的领导找来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和制定解决公共汽车拥挤的具体措施。他还指示：“国务院各部门和有关单位，如有条件的话，都要用大车接送职工上下班。”经过周恩来的努力，缓和了北京市乘公共汽车拥挤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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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1976年1月8日去世后，我们整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的工资收入和支出账目。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节余部分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周恩来总理别无其他进账。而支出的项目比收入的项目要多一些，大体有这样几项：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零用费(购买生活用品)，特支：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费。
　　从有记载的1958年算起，截至1976年，两人共收入161442.00元。用于补助亲属的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这两项支出占两人总收入的1／4。
　　这说明两位老人对有困难的同志都给予补助，他们把同志们的困难看成自己的困难，对亲属、对同志体现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比如说，给周总理开车多年的司机钟步云，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遇难，多年来总理、邓大姐都关心着他的家人。得知他的女儿结婚，邓大姐给她送去300元作为结婚的费用。在60年代这300元可不是小数了。邓大姐经常这样讲，拿自己的钱补助同志，也就节约了国家的钱，这些同志就不会再向国家申请补助了。
　　周总理的月薪404.80元和邓大姐的月薪342.70元，合起来是747.50元，在当时领导人的收入中，算是不少的。五位常委的工资都是一个级别，而夫人们的收入就不等了。总理和大姐没有亲生子女，经常把剩余的钱拿出一部分来补助他人。他俩除每月应缴纳的党费外再多余的钱，积蓄够5000元就交党费，在我到西花厅工作的期间，他俩曾三次交党费共计14000元。总理去世后，两人合计积蓄5709.80元。这以后，邓大姐个人还交过3000元党费。80年代，随着工资的调整，邓大姐收入增加，1992年7月最高达到过706.50元，她仍然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仍然帮助有困难的亲属和工作人员，对执勤部队进行生活补助，捐赠希望工程、亚运会等。
　　1992年，邓大姐去世后，我们遵照她的嘱托，把她所有的积蓄，包括已购买的国库券550元，共计11146.95元，全部交了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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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周恩来总理去某地视察工作，飞机着陆后，他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表示感谢。这时机械师正蹲在地上工作，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握手后就站在机械师身后耐心地等他，并示意别人不要惊动他。机械师工作结束后转过身来，才发现总理站在身后，不禁大吃一惊，忙说：“对不起，总理，我不知道您在等我。”

总理笑着说：“唤，我没影响你的工作吧？”

“没有，没有”，机械师赶忙说。周总理这种尊重别人，讲礼貌的好品质、好作风深深地感动了机械师和在场的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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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 “你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 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