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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由于接受了“社教运动”的教育和“忆苦思甜”的感化，我们这些学生娃，觉得农民伯伯不仅勤劳朴实，而且思想觉悟很高，尤其是贫下中农。梦想将来要像董加耕、邢燕子那样当个社会主义新型农民。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在全国展开。6月底，学校连期末考试都未进行就提前放假，我们就一直待在家里。 9月初，学校发出通知，要求学生们全部返校。到了学校，大家纷纷成立“战斗队”，除了印发传单，撰写大字报这些“革命行动”外，课是没法上了。直到10月上旬，高中学生们都坐免费火车“串连”去了。这里本就是小县城，消息不灵通，加上我们年纪还小，一直在学校“战斗“。校方为稳住我们，以劳动锻炼为名，把我们安排到农村去参加生产劳动。 我们全班三十多个学生，徒步行走十多里路，来到指定的南华公社南华大队，在大队报到后，我们被分成三个组，到三个生产队。吃派饭，分散住在社员家，在驻地生产队里劳动。 我们三个男同学分到一家，住在一家农舍偏房的一间小屋里。小屋里有土炕，可以挤三个人。他们不知从哪里找了几床被子，我们一床当褥子，一人盖一床。我睡得那地方炕面子坏了，形成一个坑，只好凑合睡。 吃饭到社员家，中午是擀面条，里面下着土豆，还有不知名的绿菜，少盐无醋的。此后的这些天，我们天天吃的几乎一样，早上是烙饼小米稀饭或包谷面糊糊，中午一顿寡水（清水）面条，晚上或饼或面。好在我们在城里生活水平原本不高，也不在乎。一天给社员家交一斤粮票，伙食费我们交三毛，学校补助两毛。 第二天早晨吃早饭，是社员自家烙的杂粮面饼，小米稀饭，凉拌白萝卜。 吃完早饭后，我们跟着生产队的会计来到田间。这是一大片糖萝卜（甜菜）地，地头上扔着几把铁锨，几个麻袋，交代了一下，他就走了，再也不见人影。 甜菜地干得坚硬如石，用脚蹬着锨沿铲下去，挖不倒两寸深。忙了一上午，累死累活，十几个人没挖到四麻袋。吃饭时候到了，会计才出现在我们面前，叫我们去吃饭。 中午还是面条，一大瓦盆面条放在炕上，我们几个坐在地下的方桌前，三碗饭放在桌前，主人说了句：“吃完你们自己盛。”就再也不说话。他们坐在炕上，端起炕桌上的面条也就吃起来。那时我们也很腼腆，他们不说话，我们也就低着头只顾吃。 这时的河西走廊，夏粮已经打碾储藏了，就等着缴纳公购粮。秋粮像谷子、糜子、洋芋等还未成熟，相对是农闲时节，虽说是仲秋，由于这里离祁连山下的戈壁滩不远，气温也不低，我们也没有草帽什么的用来遮阳。就这样，我们连续干了好几天。田头歇息的时候，大家累得都躺在地埂上，有的同学就猜测：“是不是社员不愿干的活，正好派给我们干。”虽然有些想法，但谁也不会向生产队提出来。 那时，这里正在搞“社教运动”，大队驻有工作组。工作组的组长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对大队干部说：“这么硬的地，社员挖着都费劲，你让这些十来岁的尕娃去干，他们受得了吗，你们想法给找点轻活干干。” 第二天上午，会计给我们重新派了活，让我们拿着镰刀去砍玉米杆。地里的玉米棒子已经摘完，玉米杆上的叶子还是绿油油的。玉米杆晒干后，用来当牲畜的饲料，或是当柴火，都不错。相比之下，砍玉米杆真算轻的了。近两米高的玉米杆，一两镰下去就能砍断一个，能看见明显的成效。一天下来，十几个人也能砍出两亩左右的玉米杆来。有时候我们就砍一节玉米杆，去嚼杆芯。就像嚼甘蔗似的，用来解一时之渴。 又干了四五天，大队通过工作组给我们传话，说现在农闲，我们干了社员的活，他们没活干，挣不上工分，有些意见，建议我们还是回校去。 现在我们明白了，生产队长为什么派我们去挖甜菜，从干部到社员为什么会对我们冷淡，原来是这样。班干部在大队部打电话请示学校领导，得到的答复是，现在正好有事，你们就回来吧。当天中午，我们吃完饭，也没什么可收拾的，直接就排队回家了。 我们是头一次离家在农村住了这么多天，也是头一次参加这么长时间的农村劳动。总的收获是脸变黑了，手上有茧子了，会用镰刀铁锨了，这也就为以后下乡劳动锻炼和吃派饭积累了经验。最主要的是，我们对农民伯伯有了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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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10 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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