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待续

小常晓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麻烦、痛苦，从不再向她诉说一句，自己默默地顶住一浪接一浪的
厄运。
后来我家被赶到一个大杂楼，我们住在一楼把角的两间屋。周围的男孩子知道只有一个
女孩子守在这里，而且是狗崽子，把窗户的玻璃都打碎了。我用纸条一条条地贴好。邻居强
迫我一个人交全楼道的电费，只因我家有电视和收音机。我当冲压工，在工厂出事故受伤，
这些我从没告诉过妈妈，也不向任何人诉说。直到有一天，小姨从武汉来北京看病，来看我，
看到了我居住环境的险恶，给我妈妈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跟机关说，要搬
家。这样我妈从干校跟军管会交涉，我们从大杂楼搬到一个与另一家合住的单元里的一间七
平米的小屋。五六个一同进厂的女学员帮我把东西搬到三楼。我自己象耗子一样，一件件地
把东西拖进屋摆好。
但是这就成了我后来十几年挨骂生活的第一罪状。
我在这里住了很短的一段，就去了陕西的三线工厂。妈妈从干校回来，挤在这么一间小
屋，又根本不会和邻居相处，可想而知心情有多恶劣。后来去陕西后，我每次回京探亲，大
概只有一天的好脸，接着就是没完没了地因为房子骂我。就因为我自私，只顾自己，丢了原
来的两间屋，一家人挤在这么个七平米的地方。然后就是你从小就坏，跟李锐一样。妈妈从
来没问过我那些年是怎么过的。妈妈下放湖北干校，我一个人在北京要给她寄那没完没了的
包裹，她的每件东西要在那家商店买，什么颜色，什么牌子，在来信中都是严格规定的，我
永远做不到一次就买对。邮局的规定也多，这么包不行，那么包也不行，常常一整个工休日
都用在跑邮局上了。那时还要给在东北插队的哥哥寄东西。还要惦记着住在留守处，只有八
岁的妹妹。工休日接她回家，给她作点好吃的，带她出去玩儿。
尽量让她感觉到世界上还有一个亲人在关心她。所有这些，妈妈从来没有提问过，她也
从不问我在工厂作大型冲压工，只有 17 岁的女孩子是怎么对付那一分钟要抡 17 次的好几公
斤的大钢板的。吃得怎样，安全怎样。
不过，我并不是这个家里唯一遭到妈妈虐待的。她的四个弟弟妹妹对她不说“人人有本
血泪帐”吧，也至少都有一肚子的苦水。
我的大舅（我妈妈的大弟），用我爸的话，是个很有才华，非常能干的人－能得我爸如
此评语的人是不多的。他一生在武汉长江航运局作会计师，一生贫困，郁郁不得志，五十岁
的壮年就得肺气肿去世了。他是四个弟妹中受我妈害最大的。快解放时，大舅和一个一起唱
戏的戏友姑娘结婚了。
姑娘的父亲在武汉临解放前带着小老婆跑到台湾，留下大老婆跟着女儿、女婿。我妈比
爸爸晚两个月南下，一进武汉，就领着我的两个年轻、崇拜共产党，一心向往革命的姨斗争
大舅。要他交代是如何帮助老丈人逃往台湾的，家里替他藏了那些财产。这真是子乌虚有的
事，大舅当然不承认。为了表示革命干部不能包庇亲人，我妈一状告到舅舅的单位，单位来
人抄了家，还给舅舅连降两级。文革期间更是被全家下放农村。我文革中到大舅全家所在的
湖北烟墩去看他们。那里的水，一块雪白的新毛巾放下去，立时就变的黑黑的了。据说因为
池塘里的水含油太多的原因。
瘦弱的小表弟们要到很远的地方挑来稍干净的水饮用。既是这种水，也要先用明矾漂过
才能用。那几天我尝到了真正的亲情。舅舅，舅妈和几个小表弟，舅妈的妈妈（那个国民党
军官的大老婆）都是那么好的人。舅舅跟我讲了好多他所知道的我爸爸的事儿。说我爸爸如
何有才气。对妈妈，他没有任何的埋怨，只是说她太左了些。
多么善良的人！临去世前，大姨到医院去看他，告诉他我爸爸放出来了，我也回到了北
京。他高兴极了，又问：“悌忠呢？”意思是怕我情况好了，会象很多高干子弟一样丢了工
人出身的患难丈夫。
我的小姨在跑日本时，小小年纪受了惊吓，得了心脏病。也是不到五十岁就去世了。最
后一次犯病，她写信告诉我妈，想借些钱再看看病，争取新的希望。妈妈当即寄了二百元钱。
可是事过没几天，就又一封长信追过去，把小姨大骂一通。说她没有良心，范家的都没有良
心，从来没有人关心过她，只跟她要钱。殊不知她的身体也极糟，就因为给小姨寄钱，这个
月没钱买补药、买海参。小姨读了信，当下差点没气死，立即让儿子把钱寄了回去。几天后
就咽气了。
妈妈的信在那本来就已很脆弱的生命上，踹了最后致命的一脚。小姨临死前，对大姨说：
“你们要有良心，我死后，绝对不许通知大姐。”
我的小舅五十年代在北京大学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校领导本准备送他去苏联留学。因
为我妈既是小舅的监护人，又是老革命，就征求她的意见。结果我妈一句好话也没说，反说
我舅舅思想比较落后，小资产阶级意识较浓，不适于出国学习。断送了舅舅出国深造的机会。
我大姨（我妈的大妹妹）是我妈南下时介绍参加工作的。八十年代为了安抚大批退下来
的干部，中央定了一个杠扛。凡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号前参加革命工作的，都按离休干部对
待，享受百分之百的退休金和其他一些补贴。我妈却对我大姨说，她记得她是十一月后参加
的工作。幸好当年我姨参加工作填的表还保留在商业部的人事部门。管事儿的干部说，“这
回她可害不了你了。”看来我妈害人的名声是够可以了。
在我们家遭罪最大的还要数老阿姨。阿姨原来跟着我姥姥做事，解放后被枰　奖本　爸
爸去北大荒劳改后，妈妈有时发了疯地打几十页的电报去吵架离婚。她知道邮局是不会发这
么长的电报的，自己不去，逼着家里的老阿姨一趟趟地跑。阿姨顶着盛夏正午的毒太阳，迈
着一双小脚，往往一趟就要四十多分钟。而且先要挨邮局人的训斥，后要遭我妈的谩骂，常
常坐在屋里掉泪。我心里替阿姨愤愤地不平，可也不敢跟我妈讲理。我妈从干校回京后，阿
姨已五十多岁。
每晚只能在厨房用三张小方凳上搭块板子当床，挤在灶台间睡觉。后来家里在前边的楼
里的五层又分到别人家单元里的一间屋子，妈妈就让阿姨顿顿做好饭，端到那里给她吃。饭
菜稍凉了些，就要骂人。我很庆幸后来能够帮助阿姨。一九七Ｏ我去陕西后，一年回家探亲，
阿姨嘱我把她在我妈这里的情况如实告诉在河南的侄女婿，让他们编个瞎话说家里出了事，
无论如何要让阿姨回趟老家，阿姨这才得以脱身。后来我和先生正准备把阿姨接到陕西沟儿
里（我所在的三线厂在山沟里，我们都这么叫）度晚年时，我爸恰好解放了。
阿姨很高兴地来到了我爸家。爸爸一九七九年结婚的也是老干部的玉珍妈妈，对她就象
自己的老人。自己干的活比阿姨还多。
八八年阿姨觉得自己干不动了，执意要回河南老家。我九四年第一次回国探亲，玉珍妈
妈还特意把阿姨接到北京住了好长一段时间。阿姨说她没有想到自己的晚年会这么好。但是
她落了毛病，不能提我妈，一提就要失声痛哭。她受我妈的气和折磨实在是太多了。我妈这
个最“革命” 的人，对待阿姨却是绝对的资产阶级，而且是那种最坏的资产阶级大小姐。
我和妈妈彻底闹翻是在周总理去世的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和先生，那时是我刚交
的男朋友一起从陕西回京探亲，约好一起去动物园玩儿。没想到一早就听到了总理去世的消
息。我们去商店买了黑布，裁成黑箍带在手臂上后就直接去了天安门广场。广场已降了半旗，
可还没有什么人带黑纱，人们用诧异的眼神注意我们胳膊上的黑布。第二天带黑纱的人才渐
渐多了起来。当晚回到家已经十点多了。
妈妈和妹妹住在前边的五层楼的那间屋，我和老阿姨住在原来的七平米小屋。我直接回
到自己的住处。老阿姨一直没有睡，在等着我。我一进门，就急急地对我说：“你妈发了大
脾气，你快点过去看看吧！”我提心吊胆地上了楼，一进门我妈就问我野到哪儿去了，还没
容我开口，骂声就劈头盖脑地砸过来。说我在总理逝世的时候和男朋友去玩儿，太不要脸。
然后说悌忠的爷爷是伪保长，悌忠本人老奸巨滑，不是好东西。让我一定断掉这个关系，否
则就和我断绝母女关系。说我在外面乱搞，和人家弄出孩子来，她也不管。这时我实在是忍
无可忍了，觉得她怎么可以这么污辱自己女儿的人格。就回了一句：“你胡说八道！”这就更
不得了了，她一下子歇斯底里大发，连声让我滚。妹妹躲在被子里“呜呜”地哭出声。我一
路哭，一路走回自己的住处。伤心地问阿姨：“阿姨你告诉我，我到底是不是我妈生的？”
这么些年，我真是越来越不信我妈是我的亲生母亲。觉得后妈也不会这么坏。当晚思前想后，
下决心走自己的路，
该是从妈妈的阴影下走出来的时候了，否则一辈子都不会有自我。第二天一早，收拾了
自己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家。自此，大概就回去了可数的几次，但是再也没有在家里住过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一九九四年圣诞节，那是我离开大陆四年后第一次回国探亲。跟
妈妈则不止有四年没见了。出国前，我没有去看她，那时正值“六·四”后，我的处境微妙，
又不了解她对“六·四”的态度，怕她再来个“向党汇报”之类的，没去道别。那应是五年
后第一次见面。事先哥哥帮我打了电话，证明愿意见我们，于是约好了时间。为防不测，嫂
子和小侄女要跟我们一起去，被我妈一口回绝：“你们来干什么？” 我们已感到不大妙，可
能会挨骂。哥哥说：“骂，你就听着，别还嘴。” 我带着女儿去了。一进家门，那久违了的
黑沉，抑郁，死寂的感觉就一股股地压了过来。难怪大姨总说，去一次，回来要压抑好几天。
多少日子心理的阴沉都去不掉。妈妈开了门，我心提到嗓子眼儿，不知这几年来的第一面会
是什么样儿。“来了？进来吧。”“忙忙（我女儿的小名）长这么大了，变得象个女孩子了，
小时候完全是个男孩儿样。”我心里揣摩着，“行，开头还不错。”这四室一厅的单元我只来
过可数的两三次。家具依然是早就认识的，到处积满了灰尘，没有什么象样的东西。屋里唯
一值钱的，大概就是那个当桌子腿儿的大金鱼缸架子了。还是五十年代，爸爸从琉璃厂买来
的。大金鱼让我淘气鼓捣死了。大鱼缸不记得命运如何。这个古色古香，年深越久便越发亮
的架子是文革中被扫地出门后，妈妈唯一没想卖的东西。普通家庭那时根本没有的三件套的
沙发，大的才卖了四块钱，小的暂时寄放到亲戚家。电视机本想卖，可寄卖行只给四块钱，
无异于抢，一赌气，又拉回来了。妈妈存了多年的一把象牙梳子，一个很精巧的景泰蓝钵子，
现在是很难得看到那样的手工了，是我拿到琉利厂卖的。记得得了有二十多块钱。
一套十二件的小瓷猫，人家说什么不要，说不是古董。我就是闹不懂，多可爱呀，不比
梳子，钵子好？这是爸爸当年从展览会上买回的样品，后来满大街都卖这种小猫，可是绝没
有我家这套这么逼真，这么精巧。直到现在我还常想起这套小猫，好象是抄家后不见了。
家里几大盒爸爸从苏联带回的幻灯片，破四旧都没舍得处理，那时也不翼而飞了。其他
家具我才知道都是公家的，如数还给了公家。我们整儿成了无产阶级！这个金鱼缸架子我们
在上边搭了块板子当了饭桌。现在，它还是老样子，我就坐在它的旁边。妈妈说：“自己倒
水吧。杯子脏，我也没精力洗，你自己洗洗。”杯子上确是盖着浮尘，我没洗，到了一杯凉
开水。妈妈坐在了那张老藤椅内。我很熟悉它，冬天总是被盖上各种棉垫。屋里没有沙发，
剩下的是几张方木凳儿。与其说是保持了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不如说这屋到处可见的凌乱，
满屋没有一件使人感到有生气的物件，透着屋子的主人对生活那么地兴趣索然，只是凑合着
活着。一种凄凉的感觉在我胸里涨着，眼睛只觉涩涩的。我从提兜里拿出带来的东西。一包
西洋参，一套不粘锅炊具。我说：“知道国内也能买到西洋参，但听大姨说，常有假货，给
你从美国买了点儿。现在的理论是老人少吃油，给你买了套不粘锅，炒菜可少放些油。”不
料妈妈接过我的话头，“范元坤，她怎么会买到假西洋参呢！？陈忠介（我姨父）在商业部
医药局工作，他们才是享受最好的东西呢！”那种尖酸，刻薄的老调直刺我的心口。我暗暗
骂自己，“好好的，干嘛要把大姨扯上受过。”我太知道，天底下再也没有姨父那么老实的人
了。他从来没给自己走后门买过药，从来是我妈要他买药，他没办法拒绝，才硬着头皮办的。
我太熟悉我妈这种德行了，用人走后门给自己办事，反过来又把别人批一通。我知道，
我给了我妈一个很好的开骂的由头。果不其然，从大姨开始，三下五除二，就径直地朝我爸
去了。“那个右倾机会主主义分子，反党分子。文革完了，以为自己平反了，又当了部长了，
当了中央委员，了不得了。在我眼里，他一钱不值！他还不是从组织部下来了。告诉他，苗
苗（我哥哥的小名）是在卡车上生的，所以有缺陷。这个儿子得给钱，他得管。李锐现在又
有老婆了，又当官了，有钱了，他必须要管这个儿子。这一点你一定要告诉李锐！”从开骂，
我一直直视着这张脸。过去多少年，我总是低头听骂，心里翻江倒海地难过。这次，我极冷
静地端详着这张脸，听着，感叹着“人怎么会活得只有恨，而且这么刻骨地恨？”然后又骂
到我的朋友。
这个朋友的妈妈当年在延安也是有名的女强人，是妈妈的熟人，我去年托这个朋友春节
时看过我妈。朋友回来后写信告诉我，我妈很激动，痛哭流涕地向她诉说跟李锐的事。只可
惜她什么也没有记住，只记住大意是“李锐一贯反党，与党不是一条心。”临走这位朋友留
下了在大街上匆匆忙忙买的一个大果篮。
哪知道她赶上了奸商，表面的好水果下铺的是一层烂橘子。老太太蹬蹬地跑到另一个房
间拎来了篮子，把篮子举到我面前，“就是这个篮子。送烂橘子，你知道在旧社会这是什么
意思吗？这是骂人呀！说是叫朋友来看我，实际叫她来骂我！”这可是典型的范元甄的不讲
理。要骂应该骂这帮奸商太坏，怎么怪到买东西的人？退一万步，我的本意如果是送朋友来
骂她，怎麽会想到这种旧社会的伎俩？要知道我是 “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怎么
会知道这种旧社会拐着弯儿骂人的破玩艺儿。
接着又挖苦我的大忙人朋友：“还给我一张名片，经理头衔一大串儿！坐在这儿，腰里
的 BB 机‘哔！哔！哔！’地一会儿一叫，一会儿一叫。什么样子！那个俗气！”
我心里是又好气，又好笑。心里数落这个朋友，“也不看看你看的是什么人，这么大大
咧咧的，害死人。去年春节到现在小一年了，老太太把这篮子溜溜存了一年，这气可是存大
发儿了，今天这关怕是不大好过”。老太太接着从我三岁就要打死她开始，一一历数我的罪
状，说我给她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痛苦。到了美国，以为了不起了，每年春节寄一百多美元来
打发叫化子。不记得什么时候，话锋一转，拿出了一块怀表。我听说过这种毛泽东诞辰一百
周年时出的头象怀表。紫铜色，古色古香，很雅致。老太太把表递到女儿面前：
“忙忙，你认识这是谁吗？”
孩子自进门来，老太太一开骂，眼泪就象断线的珠子，没有停过。这个孩子是在爱的温
暖里长大的，她常说的一句话：“因为我有一个坏外婆，所以得了个好妈妈。”这话不错。我
太知道妈妈是怎么伤了我的，我为什么不喜欢我妈妈。我刻意地避免一切我恨我妈妈的地方。
把我小时候希望得到而永远得不到，那份我理想中的爱都给了孩子。爷爷，奶奶，外公，外
婆（我的继母玉珍妈妈），姥姥，姥爷（孩子对我的姨和姨父的称呼）都爱她，呵护她。妈
妈，爸爸，丹丹阿姨（我那位朋友），外公，姥姥这些她至亲至爱的人，在外婆嘴里都成了
天底下最丑陋，最不要脸的东西。孩子的心整个儿翻了船。简直地就是找不到岸了。几次侧
过脸动着嘴，不出声地大声说：“妈妈，咱们走吧！”都让我压下了。我心里觉着，这大概是
最后一次来了，无论如何要尽量多呆些时候。
另外也是希望这个在蜜罐里泡大的孩子看看世界苦的一面。孩子说不出话来，只是点了
点头。
“他是谁？”
“毛泽东。”牙缝里挤出了三个字。
“毛泽东是谁？”
半天的沉寂，我的心简直不敢跳了。
这孩子如果把我们平日里在家的胡说八道变成她的想法如实说出，那可就别活了。
“不知道。”
半天，女儿抽噎着又蹦出了这三个字。事后女儿告诉我，“我知道毛泽东是谁，就不想
让她知道我知道。”我妈一下接了过去：
“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
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
这句话一出口，老太太的眼泪就落了下来，象是先把自己感动了，“这年头还有什么人
真能这么记着他老人家的恩情啊！小孩子都不知道谁是毛主席了。”
老太太哽咽的说不下去。我不由地想起文革后期，中央的老人已经没有什么人不是敌人
了。总理的地位也摇摇欲坠，说不清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有一次，我妈百感交集地对我说：
“现在象江青同志和我这样真心革命的人是几乎没有了。”我妈把自己比作江青应该是确切
的，不为过的，也符合周围的人对她的看法。无论是我妈的好朋友还是坏朋友，亲戚还是同
事，都有一个共识：“范元甄/小范亏了没在江青的位置上，要不她比江青还江青。”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老人家，要世世代代记着他的恩情。”
老太太哽噎地说不下去了。她说话时，我始终直视着她的脸。
那里没有半点的虚伪和作戏。我相信她说的都是心里话。
这个人是完完全全地与世隔绝了。生活在共产党和毛泽东建起的精神牢笼里。真的，现
如今这世道，是个人恨不得就得是个经理，腰上 bb 机乱叫，一百多块钱光鲜鲜的果篮，楞
敢给你装烂果子。还有谁会记着老人家呀？外边的老老小小，上至市长，下至草民，都脱了
共产主义的紧箍咒。
“六·四”则更是破了共产党的神话，没有多少人真再信党了。可是，妈妈文革后就再
也没有工作，又没有朋友。亲戚们是断不敢粘她。她就象埋在地窖里的陈年老酒，年代越久，
“革命”的味道越“醇厚”。其实她当年是很有过自己的思想的。她最开始倒霉就倒在给我
爸爸的一封信上。“大跃进”时，我爸在外地出差，我妈给他写信，询问外地的真实情况，
对报纸上放卫星的报导提出了质疑。我爸被隔离审查后，秘书清理他办公室的东西，在爸爸
的抽屉深处发现了这封信，把它交给了当时三机部的党组。这位秘书对我爸一个字也没揭发
过，之所以对我妈这么干，实在是对她气不过。我爸一出事，我妈就开始揭发他。秘书原以
为我妈跟我爸观点完全不一样，没想到我妈也有“反党”思想。既然观点一致，怎么可以这
么揭发呢？
我是在文革中才知道我妈的遭遇不仅仅象她一向跟我说的，完全受害于我爸。我们家在
六八年三月被抄了，妈妈随即被抓走，关在机关被群众专政。他们机关的专案组给我写信，
我当时已进工厂，在青岛实习，让我揭发我妈。说如果我揭发，就可不将我家的情况告诉我
所在单位的组织。他们告诉了我这封信的存在。我至今记得当时的震惊。不是震惊于她的“反
党思想”，而是不能相信她既然实际上同意我爸的观点，怎么可以一直以她是坚决反对我爸
的反党言行，坚定的革命者自居？我写了信，但是开头第一句话是：“我不相信我妈妈是反
革命，我相信她是跟着毛主席，要革命的。在这个前提下，我可以写我所知道的妈妈的问题。”
我写了一九六一年底爸爸妈妈离婚后有一小段时间，爸爸仍住在我们家的南屋。妈妈天天逼
着爸爸搬家。后来把他的枕头，被子从三楼的窗口扔下去。爸爸才因此从水电部要到了房子。
不过人也许是矛盾的。爸爸从家里搬出去后，妈妈到是时时让我们去看他，到他那里吃饭。
一九六Ｏ年爸爸在北大荒劳改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几乎饿死。在北京刚刚开始有高
价饼干卖时，妈妈带我去百货大楼，买了整整一箱苏打饼干。
我们坐三轮儿回的家。拉三轮儿的师傅还问我妈箱里装的是不是收音机。妈妈吱唔过去
了。那时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只够买几斤高价点心的，要是让人知道这里装的都是饼干，不定
要遭什么样的白眼儿呢。除此外，没什么可揭发了。后来，我妈自己也告诉我，反右时，她
正在航空学院学习，她曾经很同情被斗争的右派学生马云凤。
认为他无非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说不上是反党，反人民。后来组织上撤了她的职，审
查她的问题，自己才猛然醒悟，吓坏了，“自己怎么能够怀疑到毛主席的头上！才认识到自
己问题的严重性。要好好认识，承认错误，重新做人。”这辈子，妈妈跟我说的心里话，大
概就是这些了。我觉得这么多年一直受了她的骗。她和我爸离婚，揭发我爸根本不是因为他
们思想不一致，而是她胆小，为保自己出卖了丈夫。她的倒霉也不是如她一向所说，完全受
过于我爸。从那以后，照在她身上的老干部的神圣光环，在我眼里消逝了。我的小舅，大姨，
还有妈妈的好朋友都反对过我的看法。他们说，我妈妈那时没有办法，为了孩子，只有那么
做。我至今不能同意。也许离婚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但是把我爸爸置之死地的揭发，却是
用保护孩子无法说通的。她是吓破胆了。那个当年认为 “毛泽东不就是个师范生？”（爸爸
告诉我，我妈当年刚进城时，跟我爸一起议论毛的话）的范元甄再也不存在了。只剩下一个
一心一意地跟着毛泽东走的思想，跟着党走的没有灵魂的躯壳

水晶红豆

这个妈妈运气好，没有把女儿骂残骂死。

阿强

欣赏小常晓大哥的佳作—— 【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沪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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