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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十年的机关生活
我本意是服役三年期满后回家与亲人团聚，并不希冀在海岛上，在军队里有什么作为。尤其是城市兵，都盼着服役期满回家。
多年后，我了解到原部队里熟悉的人中，升迁到师级的寥寥无几。有三个正师级，某省边防总队政委，某海军基地副司令员，某军区后勤分部的政委，二个副师级，外长山要塞区（师级）的副司令和副政委，此是后话了。
调入机关并提干，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新闻干事
1972 年的下半年吧，不知是哪位首长推荐，还是韩信乱点兵，乌蟒岛守备营的政委通知我去小长山守备区政治部宣传科， 参加新闻报道的培训。
小长山岛是个大岛了，面积 20 多平方公里，地方有一个公社万余人口，守备区是师级架子，团职配备。除直属的司、政、
后三大机关及警务连，通讯连，情报站，观察所，修械所，医院，汽车排，生产排，招待所，军人服务社外，下属高炮营， 地炮营，守备一、二营、加之外岛的乌蟒守备营，蚆蛸守备营， 大概有四五千人的兵力。
到守备区政治部报到后，我才知道，哪是什么培训啊，只抽调了我一个人，帮助抄写，复印新闻稿件。组长是 68 年兵的
张干事，（此人 86 年转业后到抚顺市劳教局当了办公室主任），
组员一个是 69 年兵的刘（此人很想提干，终未如愿，74 年复员后，到吉林省公安干校学习后当了痕迹教员），专职摄影报道。还有一个是与我同年兵的冯（此人入伍后曾到旅大日报学习培训后分到报道组的，与我同时提干，1977 年借助其亲属是沈阳军区首长的保健医生之力，调至哈尔滨警备区，转业后到公安厅任督察处副处长）。
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他们三人之间互有矛盾，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不过问，不介入，每天认真踏实地工作。熟悉了大概情况后，便开始参与采访，撰写稿件。陆续有些“豆腐块”的稿件在旅大日报、广播电台和军区的前进报中发表了。原本有些写作基础，由此更激发了我的兴趣，那时有“传达毛主席指示不过夜”之说，所以每逢最新指示下达后，都要连夜深入连队采访部队的反应，以最快速度上报到新闻媒介去，有时字数不多，请示政治部主任批准，用电报发出，或通过机要科密码电报发出去。那时，点着蜡烛，熬个通宵，是常有的事。
记不得是 72 年的 11 月底还是 12 月初了，我与小冯共同采访，由我主笔撰写了《海上拥军书店》的稿件，内容大致是： 长海县新华书店一个售书员，长年到各个海岛，特别是小岛上去给部队战士们送去新到的图书，乘风破浪的吃了不少苦，受到战士们的好评。稿件发出后，意想不到的一炮打响，12 月 21
日被新华社发了通稿，并随即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央台及省市报刊电台和军区的前进报上陆续刊登。那时一个军每年能发表此等规模的稿件也不多。当时，要塞区对各守备区（共有 6 个守备区，加船运大队，曹家屯仓库和要塞区直属队九个统计单位）的上稿数量、质量每年都要进行评比通报，而且， 同一稿件，上了多少家媒体，即统计为多少篇。为此，那个月份和年份，我们在通报评比中争得了第一。自然，政治部的首长高兴地表扬了我们。
73 年初，我被要塞区报道组借调去参加一个重大题目的采访活动，大致是，石城守备区一个连队指导员政治思想工作精细有效，被军区树为标兵，并被解放军报和中央电台确定为重点报道题目。中央台的麻编辑，军区新闻科的李干事（兼任解放军报的特约记者），要塞区报道组的吴干事加我四个人，组成采访组到石城守备区开始采访。
开始工作时很顺利，采访得也很深入细致，获得大量有价值的素材。可是，动笔的时候，麻编辑与李干事发生了分歧， 主要是从什么角度切题，麻编辑主张平实全面地写出这个指导员的工作与成效，李干事说没有特色和新意，主张从了解战士、熟悉战士的角度切题。两人争论得很厉害，互不相让，最后只好各立炉灶，两人分别开始主笔写起稿件来。我和吴干事不好参与意见，只能按照他们二人的各自嘱咐和要求，把某件事， 某个人，某项工作写成素材稿交由他们编写到自己的稿件中。后来，分别发表于解放军报和中央电台。那时不能署个人名， 都是用本报记者或本报通讯员的名义。这次采访活动不算成功， 但那个指导员不久后被破格提为石城守备区的副政委（正团级， 处于前沿的石城，海洋，獐子三个守备区比后三个即大长山， 小长山，广陆守备区高半格）。
从要塞区返回守备区，原定三个月的培训期已到期，我又返回连队。文书已于我去培训后重新选配，我即下到排里又当班长。期间，冯很关心我，多次说一定把我再调回报道组。或许是因之于他的呼吁，亦或是政治部首长对我的良好印象， 还或许是营里领导的推荐（原我们乌蟒守备营的政委调任守备区政治部副主任），回到连队月余吧，即接到调令，正式调入政治部任报道员。又过了二三个月，即被提干，任命为宣传科新闻干事（正排职，23 级干部）。这是我们这个年度兵第一批被提干的，同批的机关有 4 人，司令部的杨（作训科），刘（机要科），政治部的冯和我。
提干后不久即获得探亲假，奶奶和母亲很是悲伤，说这要干到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爸爸倒是挺高兴，把我领到群力社又显摆了一次。二个姑姑更是高兴，说从小没白疼爱我，给他们争光露脸了。
回到部队后，除继续新闻报道工作之外，有时也参与政治部和宣传科的统一部署，到连队蹲点，搞政治教育，采写典型经验材料。
宣传科副科长栾昌国对我很好，下连队蹲点时经常带着我， 一起研究路子写材料，有几篇曾被要塞区和军区发过密码通报
（因涉及军事机密），每逢于此，栾科长总要把我请到家里（他那时已随军）喝上一顿庆功酒。
政治部有组织、宣传、干部、保卫、直工、群工六个科 30 来名干事。我是新兵，打扫卫生，打开水自然要抢着干。其他干事遇到需要帮忙的事情，我也尽力为之。干事之间有的闹矛盾，我也从不介入，不传瞎话，不在背后说人坏话，服从领导、尊重老同志，对连队来办事的同志也都是热情相助，不摆架子。由此，上上下下得到了“老实厚道”的好名声。
1975 年，邓小平复出后，提出“全面整顿”“裁军”等一系列纠偏举措。我们守备区在地方“三支二军”的干部都回来了，仅司、政、后机关就回来 30 来人。按照军委整编的要求， 超龄干部都要转业。干部科的工作骤然忙碌起来。于是，经过守备区领导研究决定，把我从宣传科调到了干部科。
干部干事
干部科虽然是个管人的有权的部门，但我很不喜欢，尽是些事务性工作，有些干部部门的工作人员，能力水平不怎么样， 优越感特强，还故弄神秘，臭摆架子，张口闭口说什么“XXX 是我提拔起来的”。由此，我对组织干部部门的人员有些反感和成见，并延续了许多年。
干部科的工作是真忙啊！为几十名转业干部作鉴定审查， 整理档案材料，谈话征求意见，外调核对情况，逐一向领导汇报确定最后的结论意见。这些工作关系到每一个转业干部的前途，所以我格外的谨慎小心。只要本人提出意见和要求，即使已有明确的结论，我也不会当面否定，总是向领导请示汇报后， 再约本人转达并说明情况，使之尽量满意。即使不满意，也无话可说，无缝隙可钻。我们科有位干部，人称“四大牛 X”之一（司、政、后机关的参谋干事私下议论，达成共识后而命名的）。有位转业干部对鉴定中的一句话提意见，这个牛 X 的干部不耐烦地否定了其意见。这位转业干部找到守备区某领导，某领导要求再认真核查一下，结果这位转业干部的意见是正确的， 那句话被改正了，这个牛 X 的干部闹了个里外不是人。
这期间，部队还进行了整党活动。我又被抽调到整党办公室，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撰写各种各样的材料。调查核实认
定各种各样他人揭发或本人交代出来的问题。这个岗位貌似重要，受人尊重，但我很不以为然，甚至有些厌烦。都说组织人事干部是管“官帽子”的。其实，别说一个小干事，就是科长也无决定权。一个人的升迁，需经政治部首长的同意，再经过主管干部工作的副政委审核，报请党委会集体研究决定，其中有任何一个中间层的领导不同意，是不能报请党委会的。当然， 小干事也能起作用，考核中偏重或夸大某个人的缺点，自然是难以提拔升迁的。但这种缺德事，我是从来不干的。不讲原则， 还得讲良心吧。
整党结束后，我被评为优秀党员，并提拔为正连职干事。接着，部队开始整编了，守备区变成守备团，政治部改为
政治处。组织、宣传、干部科变成股，保卫、群工、直工科撤销，只保留一位保卫干事，兼管群工事务，直工科的原有职能转移给司令部了。
保卫干事
整编中，我由干部干事又调任为保卫干事，虽是全新的工作岗位，但我很喜欢，这毕竟是一份专业性比较强的工作岗位， 比之繁琐杂乱的干部工作要好得多。记得这是粉碎“四人帮” 之后的 1977 年初了吧。
期间的 1976 年初，经姑姑介绍，我与现在的老伴宋提新结婚了。她从哈尔滨理工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阿城继电器厂技工学校当老师，女儿出生后，又得力于姑姑，被调到哈尔滨锅炉厂技工学校任教至退休，详情待退休生活篇章中再细叙吧。
担任保卫干事不久，我先后参加了旅大警备区组织的一个月的保卫干部训练班和沈阳军区组织的为期两个月的保干训练
班。
我非常珍惜这两次学习机会，极其努力，极其用功，熟悉并掌握了现场勘查、痕迹检验、刑事照相、指纹笔迹鉴定、步伐追踪、重点目标警卫等公安保卫工作的基本技能，并且都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圆满结业，有的作业还被军区保卫部留作为范本。这些都为我转业后从事政法检察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那时，十年浩劫刚刚结束。百疮千孔的中国百废待兴，百
端待举，一面是多年重压解除释放出来的勃勃生机。一面是法制缺失，信念迷失，混乱无序的社会动荡。
初任保卫干事不久，我即接手一系列案件。
——惊心动魄的杀人案件
当时岛上有支工兵部队，修筑潜艇基地。每天打眼，放炮， 清渣，浇铸 昼夜施工，异常艰苦。一个连队的文书因日常工
作和要求回家探亲未获批准等事与连队结怨，一次午饭后，利用文书保管枪支弹药的机会，偷出两只装满子弹的五四式手枪， 从连部到食堂的路上，逢人就打，连续击杀六人，后自己于连队会议室内饮弹自尽。这支工兵部队本不属我们驻岛守备部队管辖，因其机关远在大陆，我奉命去勘察现场。
那血淋淋的场面至今难忘 六个年轻的生命瞬间灭失，有
的正作婚期前的准备工作；有的尚未见到刚出生的女儿；有的即将复员，回到久别的父母和美丽的家乡......
不久，我们部队直属通信连的通信员，因入党未成事，手持半自动机枪，先将连队指导员杀死，后将报务主任和通讯班长击伤后自杀。指导员本已确定转业，即将回大连与妻子团聚， 其妻携未成年的女儿到岛上来吊唁时哭得死去活来，送葬的干
部、战士莫不心惊、心寒。
记忆最深的是高炮营部的通信员，伊春市入伍，时年二十岁，长得很帅气，很会来事，我因常下部队，与之也很熟悉。他在家家乡处了个小对象儿，对方要求他入党、提干才能成婚， 可只有小学文化的他，没有什么特长优势和业绩。根本不具备提干的条件。几经努力，领导告明底细：不可能。收到女朋友的绝交信，他绝望了。
营部午间开饭时，他拎着五四式手枪，气冲冲闯进饭堂。营部代理书记坐在门边饭桌上，见他拎枪进来，站起来刚要问话，他抬手一枪，击中左胸，当即倒地。副教导员是哈尔滨市人，与通讯员算是老乡，平时很喜欢他，感情一向不错。见状立即扑上前去夺枪。他朝其腹部打一枪即返身走出食堂。副教导员忍着巨痛，追赶上去，劝其：放下枪别乱来。通讯员回手二枪，将其击死身亡。这个通讯员平素和营部管理员有些怨气， 走出食堂，看到管理员正从墙角拐弯处的食堂走来，立即迎面打一枪。管理员受伤倒地，一边捂着伤口一边痛骂，小通讯员对其要害的头部，胸部又补二枪，管理员一命呜呼。这时，营部的人四处躲避，有人向司令部值班室报案：凶手拎着枪向司、政、后机关方向跑去。
多年来，部队从未遇到此种情况。参谋长立即部署兵力。在路上拦截。事后得知，小通讯员与营部教导员一家关系尚好。他是上教导员家去向教导员的爱人告个别。因家里没人，出了机关家属宿舍大院儿，即被埋伏在路边的警卫班战士喝令缴枪， 他没有选择自杀，扔掉手枪，被撕去领章，帽徽。捆绑着送到了部队的暂押室。
执行枪决那天。是个大雾天气。我负责刑场的警戒任务， 押赴刑场前，给他煮了一碗面条儿，卧了两个鸡蛋，他都吃光
了。执法战士上去将他五花大绑，押上汽车，途中我问他：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恨我女朋友，对不起我妈。”
“副教导员对你挺好的啊，你怎么能杀他？”
“谁让他不同意我入党、提干？！不够老乡意思。” “后悔不？”
意想不到的回答：“不后悔 ”？
这三起杀人事件虽事出偶然（其实，之后一段时间里，其他部队屡屡发生过许多类似案件）但给我们留下的思考是：
——在最为强调政治思想教育的解放军这个大学校里，出现这类事件，显然是政治工作的失误，失察，失败。因此，相关的政工领导干部都受了处分，而军事干部没有一个受处分的。
——事情起因都是探亲复员、入党提干等个人利益需求引发的，今天看来，这都是基本的人权吧。可是，在思想高压， 自由禁锢的年代，很少其他疏导和释放的渠道。因此，一触即发，恶果虽是意外，但也在意料与规律之中。
——3 个凶手的文化都不高，都是农村山沟里的孩子，愚昧？自然会走向非理性、非人性......
——稀奇古怪的奸情案件
驻守边防、海岛等艰苦地方的部队，是男人的世界。人类传承千年的“性”话题，自然成为这个枯燥世界最为丰盛的精神大餐。由此，演化出许多稀奇古怪、啼笑皆非的奸情故事。一天，驻岛上的公社的一位领导找我报案：近期，有几个
妇女途径三爷岭时，从林中冲下来一个上穿军装，下身赤裸的男人追撵妇女，几个人都被吓病了......
接案后，我分别询问了几位受害妇女，所提供有价值的线索是：中等个头的男人，南方口音，年龄不详。作案多是午间与太阳落山前单身妇女下工返家途中。没有身体接触，只是追撵一段，吼上几声后即返身跑入林中。间隔时间三四天一次，
共有四名受害妇女，最小的 17 岁，最大的 51 岁。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此类案例。我一头雾水。
三爷岭附近驻有四、五个连队，我走访一圈后没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通过电话，我向要塞区保卫处的老同志请教。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干部告诉我：这个人可能还会作案的，蹲坑守候，四面埋伏人把住出路，争取现场抓获。
经验，是书本学不来的。我查勘现场地形后，从连队抽调 6 个战士，3 个干部，分成三组，在三爷岭三个主要出口设伏。我则带着望远镜，压缩饼干，军用水壶，只身到三爷岭上潜伏于一个隐密处。
守候了三天，没有什么动静，好在九月份的海岛，天高气爽，风轻水静，置身绿山中，远观蓝海景，倒是很怡然。
守候第四天的下午五时许，目标出现了。山下小路口，走过来一单身妇女，对面山头树丛中，有个戴军帽的头，半隐半现地向下张望。
当单身妇女走至坡上时，作案者“噘、噘 ”叫喊几声引
起妇女的注意，然后赤裸下身冲下山来，我当即从隐身处出击， 向目标扑去。
作案者冲至半山腰时可能发现了我，返身向林中跑去，我向那位妇女打声招呼：别怕，我是保卫干事，跟我追。追赶途中，我对着天空放了 2 枪，向路口埋伏的同志示警，翻过山头， 冲出林带，发现山脚下两个埋伏的同志正在扭住一个人向我的方向走来。
照面一看，竟然是我极熟悉的某连指导员张目扬，他在此次精简中被免职，正在等待转业。
连续多天的审讯和调查，终于弄清：不是强奸性质的案件，
而是心理、生理变态的流氓案件。
等待转业时间里，他无所事事，为满足性的冲动与快乐， 而创造了这样一种释放方式。后来，他被作为复员处理。
“食者，性也”，却把人引向幸福和罪恶两个不同的后果。部队精简整编，等待转业的那段时间里，管理混乱，思想
空虚，不少干部战士放“性”自流，而毁掉了前程。
一个战士，夜里偷入连队猪圈与老母猪交配，被哨兵抓获； 一个干部，鸡奸连队的小通信员被告发。
三名从四川某县农村同期入伍的干部，本已在城市娶妻生子，耐不住寂寞，诱奸了同一名渔妇而受到严厉处分，可笑的是，他们给予渔妇的报酬仅是几双军鞋，十斤粮票。
世界各国的军营里都难以回避和杜绝“性侵犯”的问题。性压抑不好，性释放也不行，聪明的人类常常为聪明所累。
——热衷于“两案审判”
林彪叛逃时，我在连队当文书。消息传来，惊愕之余，也觉释然。林在“文革”中的作秀，内心里早已有不祥、不悦之影。那时，尚不知个中内情和许多悬迷（近年，成了我一个热衷研究的课题，此是后话了），其阴其险，其败其亡，倒在顺乎情理之中。
对“四人帮”亦向无好感。文革中，我是逍遥派，对旗手等文革悍将们的空调而煽情的言论，总有一种“演戏”的感觉。当然，那时心有所想，口是不能言的。
出于对高层内幕的好奇，出于对法律知识的渴求，我几乎一天不落地观看了电视中的“两案审判”，收集了几百篇国内外媒体的报道，并做了大量笔记。
特摘要几篇如下：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三
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案，已经开庭六天了。电视、广播、报纸每天向全国、全世界播出实况摘要。这是新中国的第一大案，这是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人们莫不欣喜，也感新奇 。
六天的庭审，我初步印象是：
1.党中央有决心按照法律及其程序审理这一政治案件，表明我国的政治生活已经开始法制化。
几千年文明古国历史，无数次改朝换代的宫廷斗争，都是胜者王侯败者贼，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今日争权为座上宾， 皆是歌颂之词，他日失势为阶下囚，冠满诋毁之言，一旦下台， 便从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万千大众，谁能知晓个中是非成败之内幕。而今，大庭广众之下，摆事实，讲法律，有目共睹， 任人评说。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主人当然应该有尊严、地位和知情权啊！
2.林江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都是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 昔日，在万千百姓中留下多少神秘的传说啊，今日登台亮相， 却原来都是普通的人，都有着普通人的情感，试看：
矫揉造作的江青 诡计多端的张春桥忧心忡忡的姚文元低眉顺眼的王洪文满脸愁容的陈伯达苍老憔悴的黄永胜垂头丧气的吴法宪
神情呆滞的邱会作脸色阴沉的李作鹏凶相残留的江腾蛟
曾几何时啊，一代政治明星成了历史的丑类。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特写《第一次出庭受审》
十名主犯依次出庭受审了，电视屏幕为他们留下了永远的历
史定格。
惯于“打头阵”的吴法宪又一次首当其冲，低垂的脑瓜， 松弛的肿脸，始终合不上的两片大厚嘴唇，忙不迭声地应答“是”，“是事实”，“是我干的” 被人冠以“狗熊司令”的吴
法宪确实熊了。
王洪文以较为明显的“乞生”愿望，认真回答庭审的提问， 唯恐有所遗漏，不时加以补充，不仅供述自己，还举证他人， 当庭对质作证江青指使其“长沙告状”可谓一功。
江腾蛟老谋深算，一副大势已去的颓相，问啥答啥，面对庭审，是“绝望、无奈”的神态。
姚文元到使人忍俊不禁，突出的两个大眼睛，一边眨一边转，浑浊的上海口音一阵急一阵慢，常出结巴状。他神情紧张， 吱吱唔唔，避重就轻，推卸责任。文人无骨，说他是文痞，还有些抬高了。
黄永胜苍老迟钝，语意含糊不清，一副朽木难雕之状，他忽而抢话，竭力洗清自己的罪责；忽而沉默，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李作鹏一副僵硬的表情，他，大概在忧心自己的病情和罪
情吧！不过，对法庭调查的问答，他是清楚而明确的。
邱会作立得像个棍似的，面无表情，他服了，还是不服？ 失败了的表情和心境倒是一眼皆知。
最可笑江青，身居政治高位多年 ，却毫无一个政治家的气度，无赖、抵赖、狡赖，概不知道，统统否认。唯我独尊，自命不凡，有武则天后之心，而无其之能。
张春桥一言不发，满脸怒气，是谋划东山再起之日，还是故作强硬之态，拒不对阵，死不交锋，有骨气，无志气。
老态龙钟的陈伯达最后一个出庭，在押十年，已七十六岁的他蹒跚着被人扶上庭来，被告席上，放了一把扶手椅。对他的福建地方话，我一句也没听懂，不知他说些啥。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五蒯大富出庭作证
文革著名学生领袖蒯大富出庭证实了张春桥曾于 1966 年挑动他在全国第一次把对刘邓的党内批判推向社会，引向深入。
他口音响亮，叙述清晰，论证严谨，富于情感，并不时助以手势，可以想见，这个清华大学的造反司令真是个人物。
一篇有说服力的证言使满庭惊然，打倒刘少奇的内幕令人心惊。蒯司令最后的宣誓尤为精彩：“我向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庄严保证，我以上提供的都是事实，如有伪证，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蒯大富，是个人才，应当挽救。
《庭审张春桥的审判员不合格》
连续几次的庭审，张春桥都嚣张的“一言不发”。而庭审张春桥的审判员却软弱的“无可奈何”，实在是让人失望。
他没有深刻揭露证实犯罪，未能击溃被告“沉默”的气焰， 冲淡了特别法庭的庄严。
面对张春桥的无语与不屑，该审判员的重复提问，缺少斗志，又无力语，使人有无可奈何之感。他的提问缺少规范的法律用语，不够严明有力，削弱了法律的庄重。
这个审判员用缺少底气的山东口音反复着那么几句话： “张春桥，你听清了吗？”
“张春桥，你回答。” “你不说，用证据说。”
“你不回答，再用证据说话。”
传唤证人黄涛出庭亦是拉拉杂杂的用语，本应说：你要就XX 事件向本庭如实提供证言。他说什么：“你讲吧.”显得很不严肃。
公诉张春桥的检察员关于张春桥“早准备杀头”犯罪心理的发问和揭露值得称道，但并未击溃张春桥的沉默，仍感不足。
相比之下，庭审江青的审判员作的比较好。当江青对法庭的提问或否认，或不回答时，审判员庄严有力地说：“被告江青予以否认，记录在案。”“被告江青拒不回答，现记录在案。”
如此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如此庄严的特别法庭，怎么选用这样一个审判员呢？！
《应该介绍合议庭组成人员的姓名与身份》
每次开庭，应介绍合议庭组成人员的身份与姓名，对发表意见的公诉人，辩护人等，也应逐一做个介绍，以使电视观众了解，熟悉彼此的关系等。除了特别法庭的正副庭长，特别检察厅的正副厅长外，其他人的名字到现在我也没记住几个。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日
《江青耍泼，法庭力驳》
特别法庭昨日上午开庭，调查江青指使叶群、江腾蛟派人冒充红卫兵到上海对赵丹、郑君里等 5 人进行抄家，以搜缴 30 年代保存的有关江青一些丑行的证据。
先后有 5 名证人出庭作证，江青要么否认，要么说记不清， 要么不回答问题。证人作证与检察员提问证人期间，江青几次要插话，被证人愤怒地打断：“你个没良心的，你没有权利问我话。”审判员也正告她：“根据法庭规则，你没有权利打断证人的发言，江青，不要再插话。”江青满脸怒相地低下头去。
证人作证后，江青在陈述中，对作证的事实及证据推了个一干二净。公诉人对此作了较长时间的发言，期间，江青几次要插话，但公诉人有意提高声音，根本不理会她的辩解。
江青今天真是气坏了，脸部表情很紧张，很沮丧。
从电视上看，江青鼻子右翼上长个小黑痣，右下嘴角也有一个。据说，这样的女人多是有魅力，但也是有野心的。
江青嘴型长得挺好看，像个演员样。
此外，诸如：开庭前的书记员职责，讯问被告，宣示证据， 传唤询问证人，法庭调查，辩论，证据采信及结论认定等等， 所有电视转播的各场次庭审活动（除了二次没收看，一次是停电，一次是因修械所丢失一支手枪，处理此事未及看）我都认真仔细的收看并作了笔记。一半是出于新奇，一半是为着将来可能的工作岗位积累知识基础。
此后许多年里，我对“两案审判”的视频，纪实性的文章， 评论等国内外的相关资料追踪研究了许多年。
平心而论，这不是一次成功的审判，
用法律手段解决党内斗争问题，对法律的公信力，对中共高层斗争的内幕，都带来许多负面影响。记得陈云同志好像说过： 仅这一次，下不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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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30 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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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30 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