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春归来 于 2019-12-12 18:24 编辑
1971年秋到1973年夏，被称为“贫瘠甲天下”的甘肃省中部和定西地区已连续22个月没有下过透雨了。十几个县有200多万人缺粮，数十万人和家畜缺少饮用水。许多人家不但缺吃还缺衣被，有的家庭甚至两人合穿一条裤子，生活极端困难。 1973年5月末，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西北小组会上，曾经是周恩来总理的秘书、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宋平同志，如实地反映汇报了甘肃中部和定西地区的旱情。当时周总理听了非常难过：“我们解放都几十年了，搞了20多年还是这样，甘肃老百姓还这么困难，国务院有责任，我当总理的有责任，对不起老百姓啊。甘肃农村的这些情况，我们过去都不清楚，没有派人下去调查了解，我们国务院有官僚主义。”说到这里，周恩来禁不住伤心落泪。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周总理立即组织8个部委的12位司局长参加的国务院工作组，由农林部、商业部副部长和水利部的部级领导带领近百名干部，奔赴甘肃，与甘肃当地的同志一起，深人甘肃中部灾区第一线，对群众的生活、生产情况进行了深人的调查研究，随后上报中央，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生产救灾工作。 周总理指示军队和有关部门要组织救济工作，筹集粮款和衣被及交通工具，帮助灾区发展生产。不久，第一批5650.5万元救济款，12977万斤救济粮，130辆汽车以及解放军后勤部门库存的大批老式棉军服和老式棉军被，陆续运到甘肃，要求务必在入冬前分发到灾区群众手中。 二 为了确保赈灾物资的发放和生产救灾顺利进行，省委抽调大批干部，组成生产救灾工作组，分赴灾区地县，进行指导和监督。 我们局也在抽调之列，由梁副局长为组长，从局政治处抽调了我，业务处的老韩，与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的3名干部编为一组，赴武威地区古浪县开展工作。临行时，我们的头儿同时交给我一个任务，就是照顾好梁副局长。 8月中旬，我们省委赴古浪工作组乘坐一辆苏制“嘎斯69”吉普车，顺着甘新公路翻山越岭来到了古浪县城，当天住在了县委招待所。 古浪县隶属于武威地区，位于甘肃中部，河西走廊东端，乌鞘岭北麓，腾格里沙漠南缘，河西走廊最窄的地方，三大高原（内蒙古、青藏、黄土高原）交汇地区，面积5103平方公里。兰新铁路和甘新公路从县城边通过，全县只有一条河流，流量很小。 古浪县城不大，由东西和南北两条街道，稀稀拉拉有几个商店和国营食堂，显得很萧条。其余是小巷子，街面也不整齐，土平房土路。只有一座楼房，三层高左右，那还是县面粉加工厂的车间。下午四点以后，街上就很少看到人影了。 次日，工作组和县委县革委会召开会议，经研究讨论，先从基层试点，总结经验，以点带面，全县推广。最后决定，工作组先到民权公社蹲点并开展工作。 三 由县委书记带路，我们到了民权公社，住宿在公社所在地在金星大队的社员家。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访贫问苦，调查研究，了解情况。 民权公社位于古浪县东部，面积约225平方公里，东西是浅山，中间有些川地，有点水浇地，大部分还是浅山区的的“撞田”（就是春种秋收，平时也不管理，年成好了，可以收获不少；年成不好，颗粒无收，全凭撞运气，故名“撞田”）。因为这里的风沙大雨水少，社员们住的都是土木结构不盖瓦的平顶房屋，黄土夯成的院墙，家家都是火炕。做饭烧面煤，用风匣拉动助燃，晚上照明用的煤油灯。 这里主要是靠天吃饭，每到夏季，社员们收割完麦子，打场装袋，交完公粮购粮，所剩不多。为了以后的生活，家家户户都出去几个人，背着褡裢口袋的流浪到外地，主要是河西走廊的张掖、酒泉地区，挨家挨户讨点粮食，估计能凑合到次年夏收，便打道回家了。公社、大队的领导对社员缺粮也是束手无策，只能给他们出据证明，说明是筹粮度荒，便于接受相关部门的检查。对这些乞讨社员，铁路上也是网开一面，登上慢车的看看证明全都免票了。 四 这一年，由于省委工作组要来，县上、公社的领导层层下达指示，告诉社员，一律不能外出乞讨。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家家户户都有人。 尽管受灾，淳朴憨厚的农民看起来也是不错的，打着补丁的衣服上虽然落满尘土，但晒黑的脸庞上没有显出面黄肌瘦的颜色，精神也振作，对省委工作组的到来面带笑容，鼓掌欢迎。 我们工作组6人和司机，安排在三家社员家住宿。冰川所的3人安排了一家，我和业务出的老韩及司机任师傅住在一个大妈家的上房里。这家儿子在城里工作，家境相对来说也还可以。平时，家里只有老两口和还未出嫁的丫头。他们为我们打扫屋子，烧开水和冷天烧炕。大妈开朗健谈，她的丫头朴实活泼，住在这里，我们也很舒心。 梁副局长的食宿安排到一位老大妈家，她的儿子是吃皇粮的国家干部，她孤身一人在家。刚新建的土木结构的三间平房，坐北向南，隔成两室，一大一小，收拾得也很整洁。给梁副局长安排的是左边的小屋，里面有一张桌子，有火炕，就是房门还没来得及安装，只是挂了个布门帘。 到农村基层蹲点，都是在社员家吃派饭，每天一家。每天的三顿饭交五毛钱，一斤粮票。另外，再按天数给房东家适当地交点开水费。 工作组下乡吃住都是有规定，要住在条件稍微好一点的贫下中农社员家。头一顿饭，我们是在生产队长家里吃的，羊肉揪面片，还有一个凉拌茄子，吃得可口舒服。 我们吃完饭刚离开，次日要去吃饭的那一家的女主人，偷偷跑到我们刚才吃饭的那一家，悄悄问道：“你们给工作组吃的啥饭？”那家的女主人如实回答了此后，第三家也是照此办理。总之，就是不能比前几家的的茶饭差。据说，此后就成了惯例。 次日早点，我们吃了点葱油烙饼，炒鸡蛋，跟着梁副局长就开始了解情况。 梁副局长原是兰州市委书记，抗战时期的学生党员。全省10个行政10级的领导之一。文革中被打倒，直到1973年解放出来，已是六十七八岁高龄了，就在我们局安排了一个副局长的职务。 梁副局长不愧是老干部，一到基层就显露出老八路的作风。他在生活上不讲究，说话和气，一点没有架子。有时爬高上低的，我馋着他，他把手一甩：“我还没那么老！”他一天尽逗冰川所的一位三十出头的，带着浓厚陕北口音的老张：“小张啊，好多天没喝小米汤了，馋不馋啊！”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我们背后都亲昵地叫他“老头子”，跟黄埔生叫他校长蒋介石一样，充满亲切和敬佩。 梁副局长带领我们挨家挨户进家访问，了解生活状况。很快我们就对这里的情况有了初步的掌握，对开展工作心中也有了底。随后由老韩执笔，“老头子”把关，我把定稿再誊写一遍，上报省委。 8月的民权，庄稼已经收割完，田地已是光秃秃的，唯有社员的自留地很显眼。这里有水井，可以用水浇地。白菜玉米洋芋萝卜等等，留下点自家吃，大部分拿到集市上去卖。一到晚饭后，自留地里浇水的、薅草的、培土的、采摘的……，显得很热闹。因为劳动工分值很低，一个工分连2毛钱都不到，所以，这是他们唯一能找点钱的宝地。 我们到一家老贫农家，梁副局长问起对生产救灾有何想法时，五十多岁的老汉毫不犹豫地说：“我们相信共产党会领导我们过了这一关。”然后又赞叹地说：“新社会就是好啊，我们受灾去讨要，毛主席还给我们准备了不要钱的火车。”听了这话，真让人哭笑不得，但对他们这种纯真朴素的感情深受感动。 五 梁副局长在县委书记的陪同下，到各公社调查了解灾情去了，我们的任务就是参加社员会，了解他们的想法和征询赈灾物资的发放办法。 民权大队有好几个生产队，我们分成两个组，分别逐队参加社员会。 农村开会基本上都在晚上，各家来一个男爷们当代表，会场就在饲养院。队长介绍了开会的目的，然后提出需要救济的社员名单。 沉默了好一阵，有位大胆的社员说了：“我们是灾区，大家都一样。毛爷爷的光我们都要沾上些么。”这话也不错，但按有关政策，还是要“轻重有别，不撒胡椒面。” 梁副局长调查回来了，先转了几个公社，又带着我们5人跟他一起再到其他公社。 这次没有再让县上的干部陪同，我们自己出发了。从民权公社一直向东行，目的地是土门公社。当吉普车进入土门地界以后，一片荒山秃岭，连一棵树都见不到。一路打听，进了土门公社才看到，社员们住的都是半山腰挖的窑洞。不到跟前，都不知道这里还住着人。 我们在公社的会议室听取了领导们的汇报，梁副局长又做了指示，在公社的职工灶上吃了一顿洋芋面片，就继续前行。到了有个叫炭山岭的山梁，小车引擎发热，需要冷却一下，就在山梁停了下来。 下了车，我们看到路旁一个洞口，洞旁有一堆煤渣，还有一个磅秤，秤边站着一个人，好像是负责过磅的。老韩好奇问道：“你们这是干啥？”那人回答：”挖煤。” 我们向前观看，一个口径不到1米的洞口，黑咕隆咚的，看不到底，只有一架简易的木梯，从那里搭到洞口。 原来这里的地下有煤炭，但储藏量太低，没有规模开采的价值，就交给当地的社队企业，都是些小煤窑。 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只见一个人从洞口里的木梯上爬了出来。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民，戴一顶有矿灯的柳条安全帽，挑一个小扁担，前后各挂一个柳编小筐，里面装着煤块，他赤着上身，只穿个裤衩，落满煤灰的身上被汗冲洗，露出流出一道道肤色来。 他把两只筐放在磅秤上，过磅员记下分量，给了他一个纸牌，他挑起担子，又下井了。 看到这里，我们震撼了。我们从电影上看到的是，矿井的巷道里都支撑着枕木，用风钻在那里开采，再用矿车拉出去。谁能料到，小煤矿采煤竟然如此落后危险。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挑一担煤出来也就一角多钱的工钱，一个月天天下井，能挣40多块钱。就这，好多社员还争不上呢。这件事，好多年后还印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能散去。 随后我们继续前行，到横梁公社了解完情况，连水都没喝一口就直奔黄羊川公社。听完汇报，在公社吃完饭，当晚，直接回到县城。后来有人告诉我们，横梁的水不能喝，喝了拉出的大便都是黑的。这样恶劣的环境，不知这里的社员们是怎么生活的？ 回来后，又将这里的情况书面报给了省委。 六 我们返回民权，大队书记陪同我们一起走访，梁副局长要到最穷的社员家去看看。 书记长期在基层，谁家的情况他都了如指掌，说起来如数家珍。在这里根据他们掌握的，最穷的要数“杜憎憎”。这里的人把难缠惹不起的称之为“憎”。这个社员姓杜，家里人口多，又好吃懒做，一年挣不了多少工分，把家里的房屋都换粮食吃了。分的口粮不够吃，就去找生产队长、大队书记和大队长去要。如果不给，他就带着自己的娃娃端着饭碗，蹲在队长、书记的家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把干部们整得没办法，只好给上一点对付过去再说。几次下来，干部们提起他来头就疼：“这个家伙憎滴歹！”于是这个“杜憎憎”外号就传出来了，在全公社都出了名。 这里是两条土路的交叉口，两旁的土地要比土路高出许多，在交叉口的西北角，有一个土窑洞，也没有门，只是挂着一个破布帘。洞口不到一米五，旁边开一窗户，也就两尺方圆吧，糊着报纸。书记指指：“这就是杜憎憎家。” 书记对着窑洞大声喊道：“老杜，省上的领导看你来了，出来吧！”话音未落，洞口一个人弯腰走出来，四十岁左右，瘦几麻杆的，衣服褴褛，满脸灰土。见到我们这些人，有点惊慌不知所措。书记问道:”老杜，省上的领导到你家看看行么？”他连忙点点头。 于是，梁副局长和书记就进去了。他们看了一下出来，就询问“杜憎憎”的家庭情况。我们乘此机会，也弯腰钻进窑洞，观看了一番，看得我鼻子直发酸：地上铺着一层土坯和麦草，再铺上一张破羊毛毡。旁边有个土锅台，安着一口铁锅，锅台上摆着几个粗瓷碗，锅台下堆着一些用来烧火做饭的麦秸谷草。“炕”上面坐着一位披头散发、灰尘满面的中年妇女，身上盖着一条看不出颜色的被子，一脸尴尬地看着我们，（后来才知道，他们两口子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地上有三个小孩，都穿着一件破上衣，精着沟子（屁股）蹲在地上，惊诧地看着我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赶紧出来了。 这时，梁副局长正在教育“杜憎憎”：“老杜啊，党和国家一定会帮助你们度过难关的，但是也希望你以后要改改毛病，勤劳才能致富，你们家才能过好日子。你瞅瞅全大队，有几个像你这样的，你可是个男爷们呐！”说得“杜憎憎”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连连说道：“是是是，我会的，我会的。” 我们又去了几家贫困户，再怎么穷，都比“杜憎憎”强，至少还有几间房子，能避风遮雨，烧火做饭。 此后，我们经过仔细广泛的的调查研究，搜集到不少生产自救的典型，梁副局长在多次的群众动员会上，精心宣传和推广，只是在那“割除私有制尾巴”的时代，成效甚微。 七 10月下旬，摸清情况以后，县上经过反复的斟酌权衡，按照省委和省革委会的要求，开始了赈灾物资发放工作。先是让各生产队拿出人员方案，多次征求社员意见，张榜公布，三榜定案，然后上报大队。经过大队的审查，公社审核汇总，报到县上。县上再根据名单和掌握的情况，将救济粮款、衣被运到公社，按顺序逐级领取，最后发放到灾民手中。那时，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所以没有发生以权谋私、多吃多占等不良现象。 救济粮每家都有，但救济款、衣被还是根据具体情况因人制宜。像“杜憎憎”一家，救济的比较多。生产队还帮助给他家盖了两间简易土坯房，让他一家过冬。 没两天，一些灾民穿着黄军装出现在街头巷尾，一段顺口溜也开始流传：“盖着黄被子，穿着黄军装，拿着人民币，吃着救灾粮。” 工作组的任务完成了，我们又回到了单位。以后开车到河西走廊出差路过，由于甘新公路不进县城，而且还有兰新铁路拦着，再没进过古浪县城，更没到民权去过。就不知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情况了。 几十年过去了，在古浪灾区的所见所闻却终身难忘。 | 
发表于 2019-12-12 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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