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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老五届、老三届和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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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8-6 10:4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遨翔天地间 于 2019-8-6 12:46 编辑

       有关老五届、老三届和新三届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许多七零后出生的年青人已相继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老五届、老三届和新三届们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老五届、老三届和新三届是什么样的人群呢?
      所谓“老五届”,指的是从1961年至1965年进校,1966年至1970年毕业的大学生。据有关资料统计,这五届大学生总数达72万多人。从年龄角度来看,大致相当于1942—1946年期间出生的人。
      所谓“老三届”,指的是1966年文革爆发时的在校初、高中学生,按照原定学制他们应该在1966、1967、1968这三年暑期毕业。从年龄角度来看,大致相当于1947—1952年期间出生的人。
      所谓“新三届”,指的是1966年文革爆发时的部分在校小学生,按照原定学制他们应该在1966、1967、1968这三年暑期毕业。从年龄角度来看,大致相当于1953—1955年期间出生的人。
      老五届、老三届、新三届都是被文革耽误的社会群体,但在文革期间他们的待遇有所不同:老五届后来基本分配了工作,尽管刚开始大多在生产一线当工人,但具有干部身份,拿工资。而老三届和新三届后来大多成了知青到了农村,靠挣工分生活;1970年以后他们才有机会进城当工人、上大学(工农兵大学生),有些人则参了军。
      有关知青文学和影视剧有不少,而有关老五届的文学创作几乎是空白;似乎我们的历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都遗忘了这几十万老五届大学生。
      这个特殊人群,坊间称老五届大学生为"五子":当年这些大学生都是百里挑一的是'骄子';但文革时成了'棋子';后来下放到最基层成为'弃子';有幸他们在改革开放的各自工作岗位上表现出色是才子;命运的跌宕起伏,退休后仍对国家和民族有赤子之心,成'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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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8-6 11:08 | 显示全部楼层
最近有幸看到二位老五届大学生写的二本书,一本是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章华荣主编的''我心伊然''上下册,
另一本是北京大学孙兰芝,奚学瑶,张从主编的''告别未名湖-----北 大老五届行迹''。

两本书生动地再现那个时代的场景,这是许多老五届大学生朋友共同拥有的难忘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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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8-6 13:04 | 显示全部楼层
欣赏大哥的介绍。下午好!
发表于 2019-8-7 07:39 | 显示全部楼层
欣赏分享朋友佳作!
发表于 2019-8-7 09:36 | 显示全部楼层
欣赏分享朋友的佳帖。
发表于 2019-8-7 09:54 | 显示全部楼层
分析的很好,不同时代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大家能真实写点经过,也比较好,我也喜欢看。
 楼主| 发表于 2019-8-7 12:06 | 显示全部楼层
玻涛 发表于 2019-8-7 09:54
分析的很好,不同时代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大家能真实写点经过,也比较好,我也喜欢看。


北大老五届行迹  选贴
作者卢达甫

1970年从北京大学分配到安徽省,2006年在铜陵日报退休,还没来得及弄明白人生的意义,还没完全彻悟生命的全部价值,大半辈子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过去了……
在皖南小城铜陵不好不坏过了30多年平民生活,周围环境的长期熏陶,我似乎已被同化成安徽人,也渐渐淡忘了自己的北大身份。可平时常有朋友问我:“你是北大的,怎么到这小地方来?太亏了……”我只能简单解释:“我是北大老五届的,1970年文化大革命最厉害的时候,分配到安徽来的。安徽来了500多个,铜陵有十几个。走的走,死的死,现在留在铜陵还有五个北大的。”朋友半信半疑,用同情的口气问:“你们北大的都当大官了吧?你怎么还在地市小报当编辑?”我老老实实地说:“我们北大当官的不多,书卷气太重。我们文一(3)班35个人,县级以上官员只有八九个,三分之一不到……”朋友很不理解,疑惑地问:“那么多年了,你怎么也不挪动一步?比如调北京、上海、杭州、合肥、宁波……”我无言以对……问多了,真想写篇《老五届大学生》,试图用文字理清老五届大学生几十年命运的来龙去脉,好给关心我的朋友解惑释疑。
写下这个题目,自己先吓了一跳,好大的题目,十几篇几十篇文章都写不完,几本十几本书都写不尽。老五届大学生的命运分文革前,文革期间,文革后;老五届大学生的范围与对象十分广泛,全国所有高等学校都有老五届大学生……想来想去,只好删繁就简,时间线索用取舍法,文革前舍去不写,文革期间详写,文革后略写。范围与对象用选择法,只选择人们关注的北京大学,写和我一起走进铜陵的十男一女老五届北大同学。用一句老掉牙的话来说,也许这就叫作“解剖麻雀”“窥豹一斑”。

老五届大学生,是指66、67、68、69、70届五届毕业的大学生。1968年初冬,工宣队进驻北大、清华,66、67届的学生先后分配走了,68、69、70届学生留在学校搞斗批改,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1970年春节刚过,就传来要提前分配的消息。听说马上要招收工农兵新大学生,我们这些“封、资、修”的老大学生,自然要扫地出门。一开始,听说北大、清华的学生集中到青海一个农场劳动半年,每人每月发38元生活费,报到中央没通过。后来国家计委做了一个分配方案,都是大城市大单位,报到中央又没通过。最后来了一个指示“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学校,面向部队……于是乎,不到一个星期,一两万北大清华学生,像狂风吹枯叶样满天乱飞,落叶纷纷坠地……又好似撒豆子一样,一下子撒到全国各地社会最底层……除了每个班级有一两个出身苦大仇深的老工人老贫农子女留校留京外,上海、天津、南京、广州、成都等省会大城市一个名额都没有。越是落后贫穷的省去的人越多,西南的贵州与东北的辽宁都分去了1000多北大学生,安徽500多个……离开北京的那几天,伤感的北大学生在北京火车站哭成一片,带着文革的心灵创伤,怀着困惑、迷惘、失落的悲凉情绪,离开了首都北京,离别了母校北大……
1970年3月15日下午,天色阴沉沉的,一列从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缓缓停在蚌埠站。500多个北大学生脚步沉重没精打采地走下火车,满眼忧郁满面迷茫地站在脏兮兮的车站广场,望着一大批蜂拥而上的灰头土脸满身破烂的乞丐发呆……部队农场的解放军营长站在军用卡车上,面对大学生用很难懂的淮北话说了几句,一声令下,大学生们七手八脚爬上了军用卡车……车过蒙城、利辛,望着公路两边目光呆滞衣衫褴褛面容枯黄的农民,望着歪歪斜斜破破烂烂的灰黑草房,望着不远处无边无际荒凉空旷灰蒙蒙阴沉沉的淮北大平原,刚出繁华京城才一天一夜的大学生们,脸色越来越难看,满心悲凉地想:可怜啊,我们这批倒霉的大学生,真的是被发配流放了……这鬼地方……这不毛之地……解放都21年了,中国怎么还会有这么穷的地方?……
军用卡车沿着坑坑洼洼的马路开到阜阳插花镇6377部队时,天已黑了。黑灯瞎火吃了一顿晚饭:大锅饭,红烧萝卜,青菜汤……分好班排连,正式开始了部队农场的劳动改造生活……住的是劳动大学留下来的低矮潮湿的旧平房,睡的是四块土坯垫起来的木板稻草床,没有电灯,一盏煤油灯昏黄黯淡凄凉……挖井,挖水渠,种蔬菜,种麦子,种大豆,养猪,抬水泥电线杆子,秋收扬场脱粒……繁重的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压得弱不禁风的大学生喘不过气来……每天黄昏,精疲力竭的大学生站在营房门前,目光迷惘地望着远处茫无际涯荒芜空寂的淮北大平原,真不知道自己脚下的路在何方……可在地头看见机耕道上十八个淮北农村妇女,拉着一辆古代战车样笨重的铁皮木轮大粪车,唱着“大学生哟,嗬嗨……到淮北哟,嗬嗨……娶一个哟,嗬嗨……乡下妞哟,嗬嗨……养一个哟,嗬嗨……胖小子哟,嗬嗨……”的时候,又感到新鲜好奇……有时走进部队农场附近的村庄,看见满脸菜色端着粗黑饭钵蹲在地上大口吃着山芋稀饭的乡亲,望见他们身后低矮破烂潮湿阴暗的泥墙草房,落难大学生尚未完全泯灭的忧国忧民的情绪,又会在他们苦涩的心中悄然滋生……
淮北平原的芨芨草开了又谢,谢了又开,1971年3月,又要分配了。分配去向几乎都是农村中小学教师。那几天,呕吐的,失眠的,沉默寡言的,自言自语的,外出彻夜不归的……什么都有,出尽洋相……再分配方案部队农场定,部队农场干部大权在握,全凭大学生在农场一年的表现好坏决定分配去向。所谓表现好坏是:和部队农场干部处得好的分到省会合肥,和部队农场干部吵过架有矛盾的统统分到淮北农村,和部队农场干部相处还好出身资本家地主的照顾分到皖南山区,和农场干部不好不坏人还老实的分到蚌埠、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等中小城市。我们分到铜陵特区的十一个同学,大概算是不好不坏中不溜秋一类老实学生……

1971年4月,芜湖到铜陵刚刚通火车。清明节一过,分配到铜陵的北大同学先先后后从上海、江苏、浙江、福建老家到铜陵报到。我是最后一个到铜陵,从浙江余姚老家坐火车到上海,再从上海换乘到铜陵的火车。一路上,满眼浓绿,绿色的山,绿色的水,绿色的田野,绿色的天空……铁路沿途漂亮的城市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似乎也被这绿山绿水绿色天地染绿了……火车开出南京,进入安徽境内,铁路两旁的绿渐渐稀疏,还夹杂着一点枯黄……过了芜湖,绿色的田野突然消失,铁道两旁全是灰褐的荒山野岭,一座座长满野草杂树荒芜的山过去了,又一座座遍体鳞伤裸露的山过来了……铁道两旁稀稀拉拉的农家村落,除了低矮灰黑的泥墙草房,还是灰黑低矮的泥墙草房……我突然感到心慌意乱,真没想到皖南还有与淮北一样荒凉、贫穷、落后的地方……我急忙拿出安徽地图册,翻开一看,芜湖、马鞍山的城市标志有一大一小两个红圈,铜陵只有一个小红圈……我的心突然往下沉:完了!完了!看来情况不妙,我是分到了安徽省最小最差的城市了……
火车开得很慢,每一个小站都停,到达铜陵时天已黑了。车站广场还没完全建好,一出站就踩了一脚泥巴。七打听八打听找到了特区革委会招待所,一进门就听到北大同学熟悉的说话声。他们早来了,歪在房间床上天南地北吹牛聊天。看见我姗姗来迟,西语系法语专业的张同学开玩笑说:“怎么才来?在家找到老婆了?被小娘子拖住了?”……夜里,同学们聚在招待所房间,苦中作乐,嘻嘻哈哈说笑到深夜,可那海阔天空不着边际的穷吹瞎聊,却无法掩饰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痛苦、失落与迷惘……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起床了,忐忑不安地到特区革委会组织小组报到。走上一条狭窄肮脏粗糙的水泥马路,前后左右一望,除了特区革委会招待所、长江饭店、百货公司三座旧楼,沿路都是清一色的平房草房。路上没有轿车,来来往往都是装满矿石的大货车。路上几乎见不到年轻的小伙子与大姑娘,可能都下放到农村去了。马路上慢吞吞行走的,大多是穿着藏青色工作服戴着矿帽的中年老年工人……百货公司前面十字路口,居然还有一头肥大的老母猪,不慌不忙旁若无人地在路中央转悠……我傻乎乎地拉住一位老工人问:“老师傅,请问铜陵的大街在哪里?”老师傅笑了:“这就是铜陵的大街。从百货公司到五公里特区革委会,正好五公里长……”同学们一听,面面相觑。地质地理系的刘同学一声长叹:“天哪,这也叫城市?就是个工矿区么。还没有我们江苏一个集镇大。”数学系的王同学一跺脚:“完了!完了!这辈子彻底完了!不活了!跳长江去!”物理系贝姓女同学再也控制不住,“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没精打彩走进特区革委会大楼,组织小组的女干事陈同志很热情很客气,端水倒茶让座,还笑容满面地介绍了铜陵的情况:“铜陵原来是个工矿区,产铜为主,叫铜官山矿务局。1956年10月12日建市,市区分山上、山下两块,山上是机关与商业区,山下有冶炼厂、发电厂、横港大轮码头。离市区20多里的狮子山铜矿,50多里外的凤凰山铜矿,还有江北的飞地枞阳井边铜矿,江南的飞地贵池铜山铜矿,都属于铜陵特区,很分散……每个学校都缺教师,你们来了正好……”我们一听脸都白了,北大学生最怕当老师了,那年月教师是“臭知识分子”,最被人瞧不起,还不好找老婆。陈同志的话还没说完,地质地理系的刘同学与数学系的王同学争先恐后慷慨激昂地说了起来:“我们是北京大学,不是师范大学,不会当老师,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专业对口……”陈同志微笑着很有耐心地听着,过了一会,想了想说:“铜陵是个新城市,各行各业很需要人,我今天就给省革委会组织组打电话,你们明天再来……”第二天清晨,我们赶早在组织小组门口等候,陈同志一见面就抱歉地笑笑:“省委组织组不同意,还是要当老师……”同学们一听傻眼了,赖在组织小组不走。陈同志连哄带拉,把我们十一个人一个一个推送到同在一层楼道的教育小组……

性格各不相同的北大老同学,刚到铜陵时命运相同——几乎都当中小学老师,最后的归宿与结局却大不相同。
西语系法语专业的张同学分到铜陵最好的学校一中教英语。他面有难色地说:“我是学法语的,不会教英语。”教育小组的军代表理直气壮地说:“英语法语都是外国语,怎么不能教?”张同学哈哈大笑:“高见!高见!高……实在是高……”拿起调令第一个报到去了……报到后张同学走进一中英语教研室,夸张地挥挥手,一声喊:“老英同志们,你们好!我老法来了!”从此,张同学得了个外号叫“老法”。张同学老法很聪明,边学边教,现学现卖英语教得很漂亮。他在文化革命初期患了眼疾,一直在北大校医院住院,几乎与世隔绝。大学还没毕业,就提前在老家江苏武进找了个医生老婆。张同学老法似乎看破了红尘,夫妻两地分居后,好象没想过调老婆到铜陵,也没想到自己要调回武进。他从早到晚只看一张《参考消息》,上完英语课就到老同学那里去聊天吹牛,日子过得逍遥自在……
1977年省里来选招外语人才,张同学接到市委组织部通知,参加了笔试面试,没想到省会合肥没去成,糊里糊涂从一中调到了铜陵有色金属公司情报处当翻译。过了两三年,又稀里糊涂被调到有色经贸部……最后几年,张同学的主要工作是把铜陵有色公司的黑矿砂,运到江苏南通去销售。北大西语系法语专业的学生,成了一个称职敬业的销售员……老婆退休后到铜陵定居,夫妻总算团圆了,当了二三十年单身汉的张同学,快到退休时才过上真正的家庭生活……
化学系的沈同学是上海人,分到二中教化学。二中坐落在一个山C里,三面高山密林环绕校舍,夜里常有猫头鹰怪叫声,阴森恐怖……面对如此恶劣环境,沈同学有苦难言,从早到晚郁郁寡欢……我们十个同学在铜陵举目无亲,只有沈同学的父亲在铜陵工作,是1959年从上海支援内地建设到安徽,在铜陵工商局当会计。老沈豁达大度,看见我们几个愁眉苦脸,诚恳劝慰:“我是解放前中央大学毕业的,当今国务院副总理是我大学同班同学……你们可到过杭州灵隐寺?一线天上有几个字——知足常乐……”我们都知道人要知足,可此时此地此境,我们这些落难的大学生,又怎能快乐?
沈同学在父亲潜移默化影响下,随遇而安,老老实实教书,清清白白做人,不久就很现实地和华师大毕业的一中女教师恋爱结婚了。两人都是上海人,很快就调上海了……不知如今他在上海是当老师还是当校长,没有消息。铜陵是北大老五届学生的伤心地,一走了之。
我分到三中教语文。三中在工人医院后面一大片长满松树的山坡上,学校没有围墙,没有大门,两栋旧楼,几排平房,一片荒凉破败……我的心全凉了。幸亏三中的领导与老师对我很好,苦涩的心略感安慰。我只上了一堂初二的语文课《国际歌》,浙江方言太重,口齿不清,学生听不懂我的话,只好帮别的老师改学生作文打发日子……我趁机向学校提出要调离三中不当教师,还三天两头跑特区革委会组织小组找陈同志……心情压抑地在三中挨了一天又一天,1972年8月,我总算调到了文化局……
摘掉了教师帽子心情理应好一些,可我到了文化局依然闷闷不乐,从早到晚像哑巴一样不说一句话……1976年春,心血来潮写了个喜剧黄梅小戏《追木匠》,在铜陵合肥演得热火朝天。没想到一出小戏会闹出一场政治风波,有人发难说小戏从头到尾没提一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大毒草。是香花是毒草,我心里有数,一笑了之……1978年,我又找了已是市人事局长的陈同志,匆匆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调到新创办的铜陵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教《文学概论》去了。
铜陵师专最早在山下的“五七干校”,两栋红楼,三排平房,背靠荒山,面对湖滩……环境恶劣,条件简陋,我却干得十分卖力。我的学生都是老三届高中生初中生,每次上课望着他们饥渴的目光,我总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1982年恢复业务职称评定,学历年限划到68届。我是70届,中文系二年级的浦同学是69届,却都被学校破格评上讲师报到省教委……没想到最后职称批复文件上,却没有我与浦同学的名字……正好那一年师专改办财经专科学校,没有中文系了,我就开始联系调浙江……更没想到,1983年8月,一纸调令把我调到了铜陵日报,在副刊部主任的位子一坐就是20多年……今天回头看看自己在铜陵走过的路,忽然发现自己既不像老师,又不像干部,也不像文化人……“三不像”了。有时,连我自己都弄不清楚:我是谁?我在安徽铜陵失去了自我……
想起数学系的杨思明同学我就痛心疾首。杨思明是福州人,北大数学系数学力学专业的高材生,分到四中教数学。他满腹学问,不能进中科院研究固体力学流体力学,却在一个偏僻工矿城市当孩子王,情绪自然十分恶劣。每次老同学见面,说起当老师他就愤愤不平,一生气说话有点急……有一次,西语系的张同学开玩笑说:“你干脆装结巴,不就可以免当老师了?”没想到,这个漂漂亮亮高高大大的小伙子真结巴了。他用浓重的福建口音结结巴巴讲了一堂数学课,惹得学生哄堂大笑。校长哭笑不得,只好不叫他上课,安排到校办工厂打发时光。杨思明不甘心,一有空就朝教育小组跑,煞费苦心想调出学校。炎热的夏天到了,教育小组有几位同志住家地势偏高,夏季常断水。杨思明竟放弃暑假回福建探亲的机会,常帮他们挑水。教育小组的人终于被感动了,叹了口气说,我们向领导汇报一下,明年给你动一动。杨思明一激动,又结巴了……
第二年8月,杨思明调到凤凰山铜矿机修车间当了一名镟工。好不容易当上了“工人阶级”,杨思明笑口常开,情绪好多了,结巴不治而愈。星期天,我们老同学到凤凰山找杨思明玩,他正趴在矿工宿舍的鸽子床上读英语,床头摊满了《固体力学》《流体力学》这些专业书。同屋的矿工敬佩地说:杨大学生真用功,天天啃书到深夜,还想回北京研究飞机火箭呢。那时我已离开三中调到文化局,杨思明心情好了,也常到市区找我玩,看看电影,逛逛书店。有一天,杨思明向我借了套《红楼梦》,还对我说:矿里搞“双革挖潜”,动员地表工下矿井,他想下井干一段时间,多弄点钱,国庆节回福建与未婚妻完婚。我说:“老兄,你别乱来,井下危险!”他淡淡一笑:“哪会那么巧!结婚后,我还想带爱人到凤凰山上玩玩,在相思树下合个影,然后……”他朝空中一挥手,做了一个远走高飞的潇洒动作,满脸幸福……
 楼主| 发表于 2019-8-7 12:08 | 显示全部楼层
遨翔天地间 发表于 2019-8-7 12:06
北大老五届行迹  选贴
作者卢达甫

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几天后突然传来噩耗:凤矿井下冒顶,杨思明被压死了!我们十个北大老同学都惊呆了,发疯似地狂奔到凤凰山,却只见老同学血肉模糊沾满泥沙的残体……和杨思明一块下井的矿工告诉我们:冒顶时,杨大学生是倒数第二个跑出来的,快脱险时矿帽掉了,可我们这位老实得可爱的老同学,又跑回去找矿帽,因眼睛近视在巷道摸索,无情的巨石就这样吞噬了年仅26岁的生命……几天后,杨思明的亲属从福建赶来,我们老同学去长江饭店探望时,才知道杨家三世单传,世代惟一的大学生,却在他乡夭折血脉断流。老同学泪流满面,无言安慰……第二年清明节,十个老同学给杨思明扫墓,面对一g黄土一块残碑,却只能无声长叹,再也流不出一滴眼泪……

数学系的王同学与物理系的贝同学,两个一男一女上海人分到狮子山五中。这是一个铜矿生活区,四面青山环绕,山C里一条两公里不到的石子路,路两边全是灰头土脸简陋低矮的旧平房。在这偏僻闭塞的山沟沟里,突然来了两个文质彬彬的男女大学生,分外引人注目……王同学在五中教工业基础课,贝同学教农业基础课,不到一个月,就成了五中最厉害的老师。老同学见面,常开玩笑喊王同学为“工基霸”,喊贝同学为“农基霸”。贝同学臊得满脸涨红,王同学则破口大骂:“你才XX!”……不到两年,王同学在上海找了个老婆,贝同学在南京找了个老公,调走了。两个上海籍的北大同学,在铜陵如蜻蜓点水,一闪而过,不留丝毫痕迹……

物理系的吴同学是福建莆田人,分到冶炼厂附近的红光小学,在戴帽子的初中班教物理。坐着公共汽车颠颠簸簸到山下,一下车就望见高耸入云冒着浓黄浓黑可怕烟雾的大烟囱,还闻到了呛人刺鼻的硫磺烟味……吴同学是北大物理系的高材生,教初中物理是小菜一碟,很快就在铜陵出名了。而后山下新办了个七中,吴同学又调七中教高中物理……过了好几年,吴同学与东方红小学的一位女教师恋爱了,打了结婚证后,他就把七中单身宿舍的行李一卷,坐着公共汽车背到山上东方红小学老婆的单身房间一放,就算结婚了,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1977年,吴同学回到北大物理系进修了两年。进修结业后,北京大学正式下调令到铜陵市教委,调吴同学到北京昌平北大分校任教。铜陵市教委死活不放人,当时市一中的书记校长捷足先登,多次跑到东方红小学吴同学家里,苦口婆心劝他留铜陵到一中。吴同学老实,最好说话,经不住一中领导的软磨硬缠,答应不去北大到一中了……从此,北京大学少了一个教授,铜陵一中多了一个特级教师……吴同学成了铜陵物理教师的第一块牌子,在一中当物理教研组长到退休。他的两个女儿考到北京留在北京,青春与知识献给了安徽铜陵的吴同学,老了在北京安度晚年,也算是当年没有回北大的一种遗憾的补偿吧。

中文系二年级的浦同学是苏州人,分到山下扫巴沟地区的江边小学戴帽子初中教语文。这个只有几排破平房的戴帽子小学,一边靠长江,一边紧挨冶炼厂的大片黑砂滩。进出学校,晴天灰沙飞扬,雨天一路泥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江南名城苏州与铜陵扫巴沟落差太大,浦同学满心沮丧,上完课就一个人闷在屋里叹气……浦同学住的教师单身宿舍一排平房,除了他一个男教师,一溜全是年轻的未婚女教师。一位桐城来的女老师看中了老老实实的浦同学,他是我们分到铜陵的北大同学中结婚最早的。这个北大学生落难时安在江边的小家,就成了老同学星期天聚会、聊天、混饭吃的好地方……

1978年,浦同学也调到了铜陵师专,在中文系教中国古代文学史。北大教授教古代文学一辈子只教一部分,如先秦文学,唐宋文学,明清文学……浦同学在铜陵师专教古代文学,一个人从头教到尾,我们戏称他为“马拉松”教授……从大学到小学再到大学,浦同学到铜陵小城三十多年,一直到评上副教授到退休,他的心态似乎还停留在刚出大学校门刚走进社会的初始阶段,内向单纯,深居简出,除了老同学与亲戚,很少与外界三教九流交往,一辈子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也很充实快活……

地质地理系的刘同学是江苏武进县人,分配到戴帽子的横港小学。刘同学在横港小学教过初中的数学、物理、化学、语文、英语,也教过小学的音乐、美术、体育……什么都教,成了一个全能教师。也许刘同学武进老家的村子与北大校长科学家周培源老家的村子,只隔一条小河,尽管历经文革磨难,刘同学没有放弃心中的科学家梦想。他不相信自己会一辈子当小学教师,每天晨起读英语,深夜攻读地质地理专业书,还写了好几篇地质地理学术论文,投进邮筒天天盼望回音……他一面苦读,一面跑专业对口,费尽周折,调到狮子山铜矿当了一名地质技术员。那时,他正和横港小学的一位女教师谈恋爱,还住在横港。每天一大早从横港码头坐公交车到长江路,再从长江路坐车到狮矿,每天山上山下来回跑,好辛苦。有一天他坐公共汽车回横港,车到半路出故障了。车子还在朝前开,刘同学情急中砸碎车窗玻璃跳了车,受伤得了个脑震荡……有一天他看书到深夜,边看边吸烟,头脑昏昏沉沉,香烟火烧着了蚊帐,差点闯大祸……刘同学在横港那几年,真是多灾多难……

1977年,刘同学回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进修,两年后,作为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国深造。先读地质硕士研究生,再读计算机博士研究生。留在铜陵小城的妻子女儿含辛茹苦,一家四口二十多年无法团圆。直到他在美国拿到绿卡,才把妻子与女儿接到美国团聚……

生物系的周同学是江苏人,分到第二冶炼厂筹建指挥部。本来他是到子弟学校当老师,因为是学生党员,被总指挥看中当了党委秘书,二冶投产后调硫酸车间当支部书记。他在江苏老家找了个老婆,匆匆结婚,匆匆调走,像路经铜陵的过客,一晃就不见踪影……

说起经济系的李同学,我真是欲哭无泪。我这个老同学太内向,太老实,精神压力也太大了。他是浙江人,本来也是分到狮矿子弟学校当老师,狮矿组织科长是浙江老乡,安排他到狮矿财务科当会计。李同学一天到晚不说一句话,老同学见面,他也只听不说。偶尔从狮矿到我这里来玩,他可以坐在我面前一个多小时不说一句话……突然有一天,传来一个叫人心惊肉跳的坏消息:李同学从狮矿铁架天桥上跳下来,自杀了!李同学怎么会自杀?这是公安部门的鉴定,深层次的原因谁也说不清。这个秘密李同学带到天堂去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分配到铜陵的十一个北大老五届学生,走了五个,死了两个,留在铜陵还有四个。另一个留在铜陵没走的,是北大地质地理系的倪同学。他也是浙江人,最早分在利辛县当农村教师,老同学帮忙调到铜陵,在铜官山铜矿机电科当电工。他到铜陵不久,就一声不响和师傅的女儿结婚了,老同学都不知道……同学见面有人说这好那好,倪同学总说“好个屁!”倪同学就得了个“老屁”的雅号……倪同学老屁很聪明,20世纪七十年代就会自己买配件装电视机、冰箱……第二冶炼厂投产后,他千方百计调到二冶机电科,从技术员做到工程师做到机电科副科长。金隆公司投产后,相中了这个怪才,选拔到工程部搞机电设备……倪同学到铜陵二三十年,没有大起大落,一直平平稳稳忙他的机电技术……

北大学生大多数都不会玩,倪同学又能干又能玩,退休前几年与退休后,几乎天天晚上都到广场跳舞。你看他结实粗壮的身子,融入人群的翩翩舞姿,谁会相信他曾是清高的北大学生?恐怕连他自己都早已忘了那北大身分。是的,我们早就应该放下这沉重的北大精神包袱了。北大学生在基层,你在方方面面做得好,世俗的人会说:到底是北大的,不简单!你做得不好,就有人会说:还是北大的呢,瞧这水平!人们总喜欢用北大的整体标准,来衡量北大学生的个人能力与水平,这悖论真叫人不可思议……唉,还是放弃北大的贵族意识,做一个平民,也许活得更快活更充实更轻松……


也许,现代社会的年轻人,对老五届大学生这个词汇很陌生。是的,老五届大学生是个特殊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很幸运,赶上新中国诞生读完了小学、初中、高中,他们又很不幸,大学还没读完就遭遇“十年浩劫”,还一杆子被打落到社会最底层。最后他们还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几乎都评上了业务职称有了一定职务。比起“年轻时下放,中年时下岗”的一些老三届高中生初中生,他们的命运还不算太苦太惨。但老五届大学生是中国历史文化断层中特别的群体与阶层,他们与20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老大学生有共同语言,与21世纪的年轻人也能在观念与情感上沟通,老五届大学生是承前启后的一代知识分子。

      可是,我们的历史学家与文学家艺术家,似乎都遗忘了老五届大学生。中国的知青文学铺天盖地,老五届文学几乎是空白。今天,我写这篇文史散文,也算是对被中国当代文学遗忘的老五届文学的一个艺术补白吧。
 楼主| 发表于 2019-8-7 12:10 | 显示全部楼层

沉湖农场的日子
    李明贵

    早些时,我在微信里看到一本关于老五届大学生(1966年文革爆发时的在校大学生,即按照原定学制应该分别在1966、1967、1968、1969、1970五年暑期毕业的大学生)军垦生活的长篇纪实文学问世的消息,急欲拜读的心情就像入伏的天气,不断升温。通过老同学找老同学,我终于得到了作者章华荣签名的这本《我心依然》。好书在手,不忍释卷,我一鼓作气读完了全书。五十年前的那段艰苦岁月重现眼前,令我时而热血沸腾,时而潸然泪下,我仿佛又回到了沉湖军垦农场。

    1968年国庆前夕,延误一年才分配的我成了不穿军装的兵——一名军垦战士。在8250部队沉湖农场,我和同学们一起经受了历时3个年头苦与乐、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那是一块如同红军走过的沼泽。我们在那里冒着三九严寒破冰开渠,顶着盛夏烈日拓荒耕耘,遭遇过抗洪抢险的惊心动魄,亲历过扑灭火灾的奋不顾身,淤泥埋腰不能自拔的恐惧、蚌壳割肉蚂蝗吸血的痛楚、汗结盐花手磨血泡的劳苦更是家常便饭。同班同学濮世平,是一位非常俊朗、阳光的小帅哥,就因为不堪荒湖蚊阵的围攻,患上了乙型脑膜炎,救治无效而英年早逝,折翼在人生起飞的时候。

    那是我们在特殊年代的一段特殊经历。参加军垦的我们这个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为了追求壮美的人生、为了坚守崇高的理想而慷慨选择并矢志坚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如果说“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是诗人的感叹,“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是哲人的训诂,那么“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却是我们心中燃烧的激情和自觉修为的人生认知!在那里我们感受了人民解放军这个大熔炉变铁为钢的烈火锤炼,感受了人民群众纯朴善良勤劳真诚的美德熏陶,也感受了人世的艰辛和生活的甘苦。我们忘不了身先士卒的部队首长,忘不了待我们如家人的父老乡亲,忘不了甘苦与共、相互扶持的同学战友。正是因为那些个日日夜夜的点点滴滴,给我们的人生注入了新的精神和魂魄,让我们在苦楚面前有了信心、在困难面前变得强大。我们那群人从军垦农场出来,走向山区农村、走向厂矿基层,无论是务工、经商还是执教、治学,也无论是从事科研还是入仕为官……都是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鲜有沦落蜕变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感恩那段特殊的经历,感恩那段经历给予我们的特殊磨炼,感恩那种磨炼坚定了我们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的初心,并且到现在“我心依然”!

    《我心依然》这本书真实而客观地记录了老五届大学生参加军垦的生活场景和心路历程,生动而深刻地展示了我们这代大学生的人生抱负和精神风采,也可以说填补了用文学形式反映社会历史的一段空白。不仅有重要的史学价值,而且对青年的人生选向具有启迪意义。章华荣以古稀之龄为七十万军垦大学生立传,为拨乱反正的历史转折存照,实在是难能可贵!

    读完《我心依然》,我心潮澎湃,感慨不已,写了一首小诗,既是点赞作者,也是勉励自己:

    五十年前军垦事,历历在目如昨时。熔炉冶炼铮铮骨,我心依然情总痴。(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67届毕业生,湖北省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
 楼主| 发表于 2019-8-7 12:1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遨翔天地间 于 2019-8-7 18:11 编辑

《我心依然》之第一章 奔赴军训营
根据已经出版的正文书稿选取部分章节发贴。
现在的沉湖
4、冒雪去洪湖
当天中午,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就读五年半的复旦,离开了上海,在十六铺码头,登上了上海开往武汉的东方红6号轮,18日黄昏到达九江,刚下船时,我的未婚妻李勇从黄石赶来接我。她和我是黄梅一中的同学,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毕业后分配到黄石巿建筑设计院工作。她见我手里只提了个旅行包,便问我:“你的行李呢?”
“我已托运到武汉了。”
“知道报到地点吗?”
“不知道,只是告知了一个部队番号8171。”
“分配到湖北的大学生全部到军垦农场劳动锻炼,8171就是你所在部队军垦农场的番号。”
出了候船室,她说:“到部队农场不知要锻炼到什么时候,我们还是结了婚你再去吧。”
第二天,我俩一起回到了黄梅老家,在濯港区公所领了结婚证,没有置办任何结婚用品,没有举行任何结婚仪式,花了两百块钱,请亲戚们来吃了一顿饭,就算是结婚了。
1969年1月3日上午,元旦刚过,我就冒着漫天飞雪,急匆匆地告别了新婚妻子,来到汉口江汉关轮船码头,从储运处取出了从上海托运来的行李。行李很简单,就是一口破旧的小木箱和一捆铺盖。这口小木箱对我来说特别贵重。1955年的时候,姐姐要出嫁,家里穷得叮当响,拿不出像样的东西给姐姐陪嫁,爹娘就请木匠把家里仅有的一只破木箱改成一口小箱子,刷上红油漆,聊作姐姐的陪嫁品。1957年秋天,我考上了初中,要到县城读书,姐姐见我上学太寒酸,又把这口小木箱连同一起陪嫁的棉被送给了我。从初中到大学,从小县城到大上海,将近十二年,这只破旧的小木箱,一直跟随着我走南闯北。小木箱里装的都是我读的书。我取出了小木箱和行李,心里有点犯愁,8171部队军垦农场在哪里呀,这路又怎么走啊?当我经过候船室的大厅时,看到一张布告,布告上说,去8171部队军垦农场的大学毕业生到大同湖报到,并告知了行军路线:在汉阳码头上船,老湾下船。我急忙用扁担挑起行李,按着布告指定的路线,步行来到汉阳码头,搭上了开往大同湖的内江轮船。
4日早晨,我在老湾码头下了船。这时,雪越下越大,如同李白的诗,“燕山雪花大如席”,江汉平原广袤的大地上,“地白风色寒”,“朔风劲且哀”。我挑着行李在雪地里艰难地走着,挑不动了,我就把箱子放在雪地里拖着走。走了好几个小时,边走边问,终于看到了一排营房,一打听,原来他们是8227部队军训营的。沿着他们给我指引的路径,我就一直往湖中心走去。望着这漫天飞雪,眼前是一片白皑皑的旷野,我的归途又在哪里呢?累得我实在走不动了,便坐在小木箱上休息一会儿。雪越下越大,浑身上下都裹滿了雪花,白头发,白眉毛。
“不行,我得赶紧走!不然,要在雪地里宿营了。”想到这儿,我又拖着木箱子,艰难地向湖心走去。走着,走着,终于看到了一排房子,我走近一看,好像是军营,有四栋红砖瓦房,营房外不见人影,我放下行李,走到半掩着门的一间房内,见几个穿着四个口袋军装的军人正在烤火,我急忙走上前问道:“这里是8171部队吗?”
一个中等身高,年龄大约三十多岁,身板比较瘦弱的军官从火盆边站了起来,用略带江浙口音的话回答说:“8171是我们师的番号,我们是8233部队的。”说罢,他用目光边审视着我,边把我拉到火盆边坐下,“你是大学毕业生,来到军垦农场报到的吧?”
“是的,我是到8171部队军垦农场报到的。”
“我们这儿就是8171部队的军垦农场。”
“我总算找到地方了。”
“是的。”那位军官接着说:“按军事建制,我们这个农场成立了一个军训营,由8233部队管辖,军训营有五个连的建制。”
另一位年青的军官(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我们四连一排排长王继超)边递给我一杯水,边指着那位军官说:“他就是我们8233团军训营四连连长。”
“我叫林梅友。”
“林连长!”
“这里就是军训四连的驻地。”
那位给我倒水的军官问我,“你是哪个大学的?”
“我是上海复旦的。”
林连长立即问我:“你是中文系的还是历史系的?”
“历史系的。”
“你叫章华荣!”
“是。”我用惊讶的目光望着林梅友,“林连长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林连长说:“上海复旦到我们四连来的只有两人,你是历史系的,我当然知道你叫章华荣啰。”
“那我找对地方啦!”
“你到家了。”林连长说着,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连忙从口袋里掏出派遣证,林梅友接过派遣证热情地说:“军训四连的战友,欢迎你!”说罢,伸出了温暖的双手。
王继超一边帮我搬行李,一边笑着跟我说:“你可是第一个到连队报的。”
“是吗?怪不得看不到一个人。”
林连长也来到我的身边,从我手上接过行李,说:“大部队最近几天都将陆续抵达。”
                     
                      8233部队军训营四连旧址。
      外省分配到湖北的大学生,只知道到武汉报到,却不知道具体的报到地点和工作单位,为此,在火车站、轮船码头、长途汽车站等出入口处张贴布告,或通知去军垦农场的行军路线,或通知到什么地方集中,然后集体坐车前往。到洪湖、沉湖各部队军垦农场的学生,就是通知到湖北省毕业生分配办公室报到,地址是大东门一寺院前的一幢小房子里。
    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67届毕业生、8233部队军训四连的吴大伟(后为上海大学教授)说:“我们67届的大学毕业生按国家规定,应于1968年夏天七、八月份开始分配工作。上海交大是国防工业院校,由于文革的原因,大批学生因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的变化,或当了保守派等种种原因,已不符合到国防工业工作的政审条件,成了待分配一族。我们交大有几百名等待分配的毕业生,从9月份开始,到上海压缩机厂劳动锻练,直到12月份,才与68届毕业生一起分配。和我同届的张胜利、徐静慈、顾锡恩、邵有悌、陈国新、余吟山、沈立华、王焕9位男同学和陈安琪、凌佩舜、蒋雅琴3位女同学分配到湖北,具体分配到湖北的哪个单位,干什么工作,没有明确。
      “按照事先约定,我们一行12人于1969年1月4日下午2时30分到达了十六铺码头,陈安琪因父母在武汉工作,她先期已到了武汉,与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位68届的女同学沈定军,她也分配到湖北,还是十二人。我们登上了东方红3号轮,同住在47号房的12人房间。
      “1月7日中午11点30分,东方红3号轮抵达汉口的江汉关码头。我们都是第一次来武汉,下船以后,大伙儿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偌大一个武汉,人生地不熟的,我们往哪里去啊?报到的地点设在哪儿啊?茫茫然不知所措,我问张胜利,‘阿拉现在那能办?’
“张胜利想了想说:‘毕业生的分配工作应该归毕业生分配办公室管,我们到毕办去问问吧。’
“我们把行李寄存在码头,就在汉口四处打听,他们说,省毕业生分配办公室应该设在武昌。我们又从汉口问到武昌,几经询问,几经辗转,终于在大东门找到了省毕业生分配办公室。张胜利对一负责接待的同志说:‘我们是上海交大来的,是在这里报到吗?’
“那位负责接待的同志接过分配通知书一看,说:‘不错,是在这儿报到。’
“陈国新忙走上前问道:‘我们分配的单位是……’
“不待陈国新把话说完,那位负责接待的同志说:‘你们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明天再来听听消息。’
“1月8日上午,我们一行游览了珞珈山、武汉大学、东湖,还逛了长江大桥,下午来到毕业生分配办公室,军垦农场来接队的军官正在等着我们。下午5时,我们在汉阳码头上了船,1月9日上午7时,船到达嘉鱼县陆溪镇,再坐小帆船,船行了两个多小时,在绕过沙滩时遇到了漩涡,船在河中打转转,没有办法,我们只好下船拉纤,再步行两个多小时,直到晚上七点多钟,我们一行9人才到达8233部队军训营四连。我和张胜利、顾锡恩分在一班,沈立华分在四班,陈国新、徐静慈分在七班,邵有悌分在十一班,王焕分在十二班。
       “我们同行的交大同学凌佩舜、蒋雅琴、沈定军,因是女生,没有分配到我们‘和尚连’。”
       而武汉地区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就幸运多了。各大学将分配到军垦农场的人员集中起来,派专车送到汉阳码头,然后集体坐内江轮船,集体到达。有的学校则派专车,从武汉直接送到目的地。
      8227(陆军十七军51师153团)部队军训营设在大沙湖内荆河边,内荆河是长江支流东荆河的一支支流。一连战士、武汉外语专科学校68届毕业、后在湖北宜昌市文史馆工作的徐敬河回忆说:“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林海雪原》、《红日》等一批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战争小说,让我对部队生活充满了好奇和向往,在毕业分配的时候,我非常愿意去军垦农场。当我得知被分配到国营农场时,我就去找驻校工宣队,要求改派到军垦农场。1969年1月15日,是我们离开外专的日子,前几天刚下过了一场雪,天很冷,临行前,男生的宿舍一片狼籍,床上、桌上、地上,到处丢的是破书、烂纸。有的同学从桌子中抽出抽屉,敲落抽屉的底板,架在破脸盆上,点上一把火,把破书、烂纸不停地往火里丢,室内烟雾腾腾,我开玩笑地说,这像是国民党军队溃败时逃跑的样子。下午5时30分,全体去军垦农场的人员在29号楼前集合,集体乘车前往汉阳码头,行李则由汽车运送。木箱上,行李包上写着五个大字,洪湖大沙湖。晚上7时,我们乘坐的东方红207号轮离开了汉阳码头,江风瑟瑟,夜色渐浓,我站在船头,望着渐渐远去的武汉,一丝莫名的愁惆袭上心头:军垦农场是个什么样子?是我向往的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地方吗?我们会不会在那里呆一辈子呀?如果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那又该怎么办?此时的心情,正好欧阳修所说,‘临事惶惑而莫知所措。’16日清晨6点多钟,轮船在大同湖老湾码头停靠,我们下船后就集体整队出发,向军营驻地蠕蠕而行。”
      同是武汉外语专科学校毕业的陈明星回忆说,他是夹着旧被子,拧着破木箱,心里怀着燃烧的激情,口里哼着“洪湖水,浪打浪”,乘着小木船溯江而上前往大同湖的,激情中含有几分浪漫,喜悦中透着几丝苦涩。他说:“其实,我们去的远乡与‘洪湖水,浪打浪’毫不相干,没有任何诗情画意,呈现在眼前的是渺无人烟的荒凉!”
      华中师范学院68届的毕业生大部分学生都分配到军垦农场,一部分去了沉湖的8250部队,一部分来到大沙湖的8227部队。据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68届毕业生,8227部队军训一连十四班副班长薛晴回忆说:“1968年12月的一天,我们中文系、外语系、数学系、生物系分到大沙湖军垦农场的同学,在操场上集合,然后挤上了无棚的大货车,车上挤得滿滿的,车子开动的那一刻,心里特别激动,随着车子的颠簸,心好像要跳出来,惶惑、茫然、忐忑不安。此一去,必是关山险隘路迢迢。我们在汉阳码头乘上了开往洪湖的江津轮,在老湾下船后,望着眼前这一片唯见残雪冻土的江汉大平原,衰草狼藉,黄叶落尽,寒风凄凄,荒无人烟,虽然不是‘万户萧疏鬼唱歌’那般凄凉,但也令人毛骨悚然。大家滿腹心事无精打采地走着,走着,也许是为了打破这种沉寂,不知是谁领唱了一句《大海航行靠舵手》,大家也就跟着唱了起来。顿时,有气无力的歌声在苍凉的旷野上空响了起来,这歌唱毕,接着又唱起了《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还唱了《造反歌》,‘拿起笔,作刀枪”……’正在这时,从不远处传来了一阵敲敲打打的锣鼓声,大家寻声望去,原来是一群类似电影中逃荒的难民在敲锣打鼓,只见他们勾头缩颈,衣着破烂,腰上还捆着粗粗的草绳,显然是他们穿的破棉袄不足以抵御凛冽的寒风。其中一位吹笛子的,更形似电影中的反派角色,黑乎乎的。后来才知道,这些敲锣打鼓的人,是去年夏天来到军垦农场的,他们中大多是武汉音乐学院毕业的,已经分配到武汉歌舞剧院工作,一纸命令,又把他们打发到大沙湖军垦农场来接受再教育。那位吹笛子的黑大汉,只知道他姓马,不知道他的尊名。他学的专业就是笛子演奏。因其面相粗犷,像个杀猪的,后来,大家都叫他‘屠格湼夫’。”
5、简陋的营房
大同湖、大沙湖在洪湖市境内,位于江汉平原四湖地区最下端,南临长江,北倚内荆河,古时是云梦泽东部平原的一部分。大同湖、大沙湖军垦农场有8233和8227两个军训营,统属于十七军。到了元月中旬,两个军训营参加军训的大学生已陆续到齐。8233部队军训营五个连队都相隔一定距离,相距较远的有五六里路的路程。一连、四连全是男生,二连、三连、五连是男女生混合编队。五个连队中有来自全国各大专院校67届、68届的毕业生700多人。和8233部队军垦农场毗邻的8227部队军垦农场,也是五个连的建制,一连、二连、四连是男女生混合编队,三连、五连全部是男生。其中,四连、五连是1968年夏天组建,是66届、67届的毕业生。总人数多达800多人。
8227部队军训营的营地原来是劳改农场,因为要接收军训的大学生,把劳改犯都迁走了。薛晴回忆说:
“我们被带到一块空旷的场地上,这里有一个长长的十分简陋的土坯房,在它的对面有三两个小房子。放下行李,我好奇地向土坯房跑去,看那模样,心想,这大概是个养牲口的地方吧?因为,它既没有门,也没有窗,说是门,连个门框也没有。我扒着土墙朝里张望,只见四周屋檐和土墙之间足足有大半尺透着天。地上也很不平整,有一些凸起的土坯子。呃,既是养牲口的地方,怎么不见牲口槽呢?啊,这一准是军马场驿站被废弃的马棚吧!吃饭的时候,班长告诉我说,这里原是劳改农场,现在是我们连的营房!我一听就有点发懵,劳改农场?怪不得是个透天的破棚子,我们成了劳改犯了!”
“智者不愁,多为少忧”。营房条件差,就想办法改善!墙壁透着天,他们找来稻草打成草要子,将草要子横码在土墙的空露处,从土墙上一直码到屋檐下,将空露处全部堵死,这样,就可以遮光、防风、挡雨了,将木棍钉成门框,再用竹片和稻草编织后捆扎在门框上,就成了道道地地的柴门了。真是“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
住宿的基本条件是改善了,但这些房子都是大间,中间没有隔墙,男女生混合编队的连队就犯愁了,总不能让男女生同住在一间大房子里吧?为了做到男女有别,他们便在房子中间用竹篾片编扎成墙,再在竹篾片上糊上报纸,成了名副其实的“纸糊的墙”了。在土坎上搁上铺板,铺板上铺上稻草,形成大统铺,每人的铺位只有两尺宽。据二连战士、华中师范学院英语系68届毕业生、后为湖北省黄冈市科委正处级退休干部的王良映回忆说,他们连队住的是草房,墙是用芦苇杆编扎的,再用泥巴糊上,刮风透风,下雨飘雨,“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武汉军区一下子接收了那么多的大学生,确实面临着极大的困难。据武汉军区政治部一位负责军训营筹备工作的同志说:“军区接到这个任务后,感到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你想想,全国各地到武汉军区各军垦农场参加军训的,一批就有好几千人,要一下子解决几千人住的营房,几千人睡的铺板、几千人吃的、喝的、用的,还要购买几大农场耕作所用的耕牛、种子、肥料和农业机械,谈何容易!就拿铺板来说,要申请木材计划,要联系厂家,要组织调运。还要要求厂家铺板要做得平整整、光溜溜,铺板上不能有毛剌!到了夏天,那些个大学生很可能会打着赤膊睡觉,要是扎伤了他们,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造成有的军训营的居住条件太差,有的军训营还只能住到老百姓的家里,这也是没有办的办法呀!”
     军垦战士们都是刚出校门的学生,正是恋爱、结婚的年龄。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在军训期间,所有的学生都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全部是男生的连队(号称和尚连)还比较好管理,男女生混合编制的连队,青年男女整天在一起,当时有个顺口溜:“男农场,女农场,中间隔道铁丝网,8201(武汉军区城防部队)来站岗,不许看,不能想。”刚一开始,他们就提出男女之间的“三不准”:不准相互串门,不准一男一女压田埂(散步),不准书信往来。有的连队的现役军人就像防小偷一样防着他们。尽管如此,也还是惹出了不少麻烦事。7579部队军训四连有一位贵阳师范学院68届毕业的一位女生,她的爱人来军训营探亲,连队无法提供夫妻住房,就是有,上头也规定不能提供,夫妻俩只好到野外“苟合”,结果被当地老百姓撞见了,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事后。连里还要处分那位女生,她的爱人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大同湖草湖墩位置在大同湖的湖底,是最低洼的地方,8233军训四连就在草湖墩。营区有四栋砖瓦房,虽有点破旧,但还能遮风挡雨。每栋房子靠墙搁着一长排木铺板床。靠东边的小土坡上有两个草棚,一个是牛棚,一个是猪圈。营房前的空场地上,有一眼井,供全连的吃水、用水。
6、湖北的沉湖
       沉湖军垦农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后勤基地,是湖北最大的军垦农场,位于天门、仙桃、汉川县的结合部,总面积有200多平方公里。沉湖军垦农场有8250、8199部队军训营,4891部队军训营,6090、6091、6092、6093部队军训营。
       6092部队军训营16个连队,4、5、6、7连是由国防科委委托武汉军区代训的学生连,他们都是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分配到国防科委所辖的军工单位的本科生和研究生。8、9、10为女生连队,被安排到脉旺镇万福闸的一家造纸厂劳动,男学生们戏称万福闸是“望夫闸”。6090部队军垦农场在干驿,离万福闸有几十里路远,他们中有的对象在万福闸,军训营规定不能请假,恋人难以相见,他们自己把干驿镇叫着“干急镇”!
      8250部队军训营设在天门县的马湾公社。这个军训营有六个分队,1、2、3分队是1968年8、9月份组建的,基本上是华中师范学院66届、67届毕业生为主,及武汉地区各大学的66届、67届毕业生。1968年12月中旬,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南京航空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华东纺织工学院、广州中山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华东水利学院、上海水产学院、大连海运学院、浙江大学、华南工学院等67届、68届的毕业生,组建了4、5、6分队,2分队、5分队是女生分队,总人数近千人。
     他们有的连队没有营房,就住在当地老百姓的家里。当地的房子都是用青砖和青瓦盖成的,外表有模有样,进屋一看,房屋结构很单薄,整体屋架由几根木柱支撑,墙也只有4、5公分厚,屋顶上铺着薄薄的一层青瓦,从屋内透过青瓦可以看到兰天。老百姓一般把进门的大厅让给学生们住,厅内用土坯或砖块架起铺板。有的找不到砖块或木板,就在地上铺上稻草,再铺上被褥,就算是他们的床铺了。有的分队老百姓家中没有空房,就在老百姓的房子旁边,用芦苇杆编成墙壁、油毛毡盖顶,搭成土坯屋作营房。
       湖北省武汉地区各大专院校毕业生到沉湖军垦农场,大都是由部队派军用卡车专程运送过去的。据湖北大学68 届毕业生、6090部队军训四连的李道生回忆说:“早晨四点钟左右,我们在学校食堂吃了大学时代最后一个早餐,便行色匆匆地把行李提到操场上等侯出发。此时,暗绿色的军用卡车一辆接一辆开进了校园……军用卡车开出校门的那一刻,车上的同学都异口同声地‘啊’了一声。是留恋?是兴奋?还是惆怅?谁也说不清楚。长龙般的车队经过了一个又一个村庄,跨过了一道又一道河渠,吸引沿途当地不少老百姓来看稀奇,他们都十分惊讶地说:‘哎哟喂,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多戴眼镜的!’
“下午,车队到达天门县干驿镇的沉湖边上,然后把我们分到各连,由各连连长将所属人员带到各自的村庄,安排住在老百姓的家中。”
     1969年7月20日长江溃堤之后,大沙湖军垦农场被洪水淹没,8233、8227两个军训营近两千人,从大沙湖撤离出来,也先后来到了沉湖,参加沉湖大会战。8227部队军训营驻地在安陆县伏水镇,6个连队分住在学校和周边农村;8233部队军训营5个连队则安排在汉川县石剅公社赵湾等农村社员家中。至此,在沉湖各军垦农场锻炼的大学生超过了万人。
                                   
                                       数九寒天挖军垦渠
     66届、67届、68届在沉湖劳动锻炼的大学生离开沉湖后,1970年7月,69届、70届7000多名大专院校毕业生又陆续来到沉湖各军垦农场,参加围垦沉湖最后的战斗。
7、安徽的阜阳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八大院校400多名毕业生分配到安徽阜阳插花庙镇附近的6377部队农场。他们从北京坐火车到达蚌埠,再从蚌埠坐大棚车,这大棚车是在阜阳到蚌埠之间来回运猪的车,车内散发出令人窒息的阵阵腥臭,学生们一个个感慨万千:我们这些来自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的天之骄子,竟然一夜之间与猪为伍!大棚车把他们拉到阜阳插花庙镇东南方向三里处的军垦农场。这个插花庙镇就是安徽作家陈登科的小说《风雷》中羊秀英卖狗肉的地方。那里的农户家里除了几个土墩上面搁几块破木板当作床铺外,再也没有一件任何家具,可算得上是清贫如洗,家家门口晒着的几挂山芋干,算是他们的口粮。村里的孩子们一个个衣衫褴褛,面色蜡黄。据说,这个村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村的人都饿死了,现在的村民是1962年从外地新迁来的移民。他们就是在这样贫穷的小山村,盖了几间简陋的房屋算作他们的营房。
     安徽省贵池县大通鎮,明末清初,与安庆、芜湖、蚌埠齐名,同为安徽的四大商埠,商贾云集,市井繁华,人称“小上海”。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通已经衰败,滿目沧凉。离大通不远有一块地方叫三圩,是九华山与长江之间的一块湿地,面积有数万亩,是中华血吸虫的标本地,在这儿建有6377部队两个军训营。1968年年底,上海复旦大学及北京、安徽等大专院校的毕业生1500多人,来到了三圩6377部队军垦农场,部队番号也随之改成南字143部队(陆军12军180师三团)军垦农场。之后又陆续从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湖北等地来了一批68届的毕业生。我的同班同学、“胡守钧小集团”的主要成员肖昌雄,因延期分配也来到了三圩。他们住的营房是一溜的草屋,极其简陋,全毛竹稻草结构,以毛竹为骨架,屋顶、墙体的材料除了竹子骨架就是稻草。门是用稻草编成的草帘子,窗子则是把草墙剪开一个方口,在方口上贴上透明塑料布,即为“玻璃窗”。每人发一块木铺板,搁在土墩上,两铺相邻,以行李箱当桌子和书台。草房里,冬天要抵御零下10度的严寒,炎夏要经受40度的酷暑,风雨天要经受暴风雨的侵袭。大雨时,屋内到处下小雨,床上要搭起塑料布棚,床下还要开槽引放积水。更令人恐惧的是血吸虫病的困扰。直到1969年的国庆节后,他们从皖南的大通镇拉练到了皖北的阜阳地区利辛县马店乡的胡集,即6377部队军垦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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