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我结婚只花5元钱 ……………… 十数年前,山西《爱人》杂志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 《结婚,需要花多少钱?》 我看了一下,多的是10万元,少的是285元。 而我结婚,花的仅仅是少的那份的零头: 5元钱。 ……………… 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三年灾害已濒临尾声。我和我的女友都已是三八加一的年龄——25岁。她在北方文艺出版社做文艺编辑,还是团支部书记;我在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名义上是教师,实质在进行劳动改造。 在艰苦难耐的等待里,我突发奇想:我要和苦恋了5年的女友结婚。我的政治权利被剥夺了,工作权利被剥夺了,结婚权利是否也被剥夺了呢?眼看着“摘帽子”的希望一次次落空,我的青春年华在一年年地消逝,我的女友是否还在真的爱我呢?我几乎是带有挑战性地向我的女友发出一封信:“如果你同意,让我们结婚吧。时间就定在1962年6月26日,我只能提前一天回哈尔滨。” 在预定的时间里,我的女友迅速给我回了信,写得比我还简短,只有一个字:“行!”天哪!这一个字比泰山还重,压得我泪流满面,半天回不过神。 晕眩之余,我决定履行诺言。我先到改造我的省直机关农场试着开一份结婚介绍信,竟然很顺利。辅导员在开介绍信时还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祝你新婚快乐”的话,破例给了我三天假。接着又回到长春电影学院再开一封,那个身材奇矮相貌猥琐的瘦老头陈金宝,竟用一种像看天上来客的眼光看我,似乎在说,就你这样的,还想结婚?可能由于《婚姻法》上没有限制条款,他也无法拦阻。倒是盖章的小李秘书满脸是同情的颜色,把官印盖得既清晰又完整。并趁陈金宝没注意的时候,偷偷塞给我两条小手绢。 回到哈尔滨,我的女友正在市立医院住院针灸。我浏览了一下诊疗手册上写的“足三里”“三阴交”几个穴位名称,低声问了一句:“你正有病,行吗?”她理解我问的意思,爽快地答:“行!”说完,连病号服也未脱,拽着我一路小跑,到出版社就把她的介绍信开了出来。 我们俩手持介绍信,很快换回结婚证书,但高兴之余又犯起愁来。光说结婚,到哪儿结婚呀?新婚洞房上哪儿去找?总不能去住松花江边的小树林吧?最后,还是我想出个主意,只有背着双方父母,上我住在新香坊的姑姑家想想办法了。 姑姑和姑父听到这个消息,当然心情十分高兴。可是姑姑家也仅仅有一间平房一铺炕啊,总不能在新婚之夜挤在一铺炕上睡。后来,姑父决定把那间当仓库的小偏厦收拾一下当新房用,还抱歉地说了一句:“大侄呀,委屈你了。” 于是,这临时的“一家人”分头行动:姑父去打扫“新房”,姑姑下厨做饭,我们俩到哈尔滨第一百货商店去置办“新婚物品”。我摸了摸兜里仅有的5元钱,一层楼一层楼地跑,一柜台一柜台地看,花了3元8角钱给女友买了一件浅绿色塑料雨衣,又花了6角钱、半斤粮票给姑父母买了1斤点心,余下6角钱作为回姑姑家的路费。 婚礼是在姑姑住的房间里举行的,没有司仪,没有乐队,没有宾朋。一张小方桌放在炕中央,姑父、姑姑在一边,我和妻子在另一边。姑姑烙的油饼、炖的小鸡粉条,这就是我们心中最丰盛最神圣的新婚晚宴。 饭后,姑父说外面正下着小雨,让我们早些休息,姑姑送我们俩双双入了“洞房”。在姑姑为我俩掩上偏厦门的时候,我似乎看见她眼里闪着泪花。 新房,新房啊,以当代人看来,这样的新婚“洞房”该是绝无仅有的了。斜角形的屋顶散发着秫秸叶特有的土腥味,整洁的被褥铺在一扇门板上,靠门口的土台上并排点着5支手指粗细的儿童蜡烛……我苦笑着,感觉既新颖又别致,幸福中含有一种涩涩的滋味。 我侧身串换着和妻子脱鞋上床,突然看见妻子长长的睫毛下涌出一串串泪珠。我心中一阵负疚,默默无语。我似乎明白点什么,顺手把结婚证书放在妻子手上说:“真的对不起……咱们俩出去吧,明天我陪你上医院检查,会证明你还是处女。” 她生气地打了我一下:“你想到哪去了,我是想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能够永远瞒住我的爸爸妈妈吗?我又是独生女……”说完,一头扑进我的怀里。我不顾一切地把她紧紧抱住,轻轻地吻她,舔她大眼睛下挂着的泪滴……妻子似要抚平我心头的伤口,也深情地回吻我,只有我能体会到其中的甜情蜜意。 须臾,妻子说:“我不相信永远是这样,公道自在人间。”她从钱包里拿出大概也是仅有的5元钱,连结婚证书一道放在我的手中:“给你,这是你后天回长春的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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