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四海 于 2018-1-18 08:39 编辑
那一年的冬天,我在二团的表哥回家探亲,到十二连来看我并在十二连落个脚,夜里再去车站乘车回北京,他带来一位朋友,叫金生。金生是六六届初中毕业生,比我们大三届;这哥儿们特别善谈,讲起自己的“光辉历程”就滔滔不绝,引得大家时而捧腹大笑,时而惊悚万分。金生用他的话讲:在六六年大串联中曾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传播革命的火种,把文化革命的火焰四处点燃。他说他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这回来十二连就是会会哥们,交个朋友,然后和我表哥一起扒车回北京。“什么是扒车回北京”?我们不解,于是问他。金生听后,哈哈一笑说:“你们小哥们几个,怎么连什么叫扒车都不懂,扒车就是不买车票呀!咱北京人叫蹭车!这么说吧,我是年年回家,连里给报销我就买票,不给报销我就扒车。”金生的话首先引起宝兴的兴趣,宝兴凑到金生的很前说:“老哥给我们仔细讲讲,这里面有什么说道……”我感觉金生遇到了知音,他盘腿坐在炕上给我们神侃起来。
金生说:“告诉你们啊,扒车这里面学问大了去了,这第一呢是咱不怕人多不怕挤,人越多越挤越好,这样他们就不查票啦。跟你们说吧,从赵光到哈尔滨这五百多里地,打票的没多少,尤其那么当地的老乡,他们大多数都沒票;只要一查票车上的人能下去一半,所以到哈尔滨这段甭害怕,大多数时间不查票。你们想呀,赵光上车是12点40到哈尔滨,都是明天早清了,这后半夜正是他们列车員犯睏的时侯,他们也累了一天,也得歇会吧。所以大家记住了在火车上查票是有规律的:他们是停大站之前查,那样时间较充分,餐车晚饭后查,那些没票的人有地方呆,再有就是晚上睡觉前查,查完后列车员交班,上夜班的上班后基本就不查票啦,一夜直到哈尔滨。第二是你得会逃票。如果遇到查票的也別害怕,最好是三、五个有票的带着一、二个没票的走,遇到查票时让没票的先过去检票,然后再把票传回来,就能蒙混过去,如果他们发现你的票被检过,你就说刚才在前面时检的,只要你有票一般他们不追究。这第三就是你得会对付,会装穷,能蒙就蒙、能唬就唬;即便逮住了也甭害怕,最多被赶下车,等下趟车来了再上去,不就结了。告诉你们啊,扒车不能带钱,把钱放在有票人的身上,就带三、四块零钱,给他哭穷,就说工资少钱不够花,家里大人病了钱寄回家了。”
说着金生从兜掏出一封电报,打开后让我们看,只见电文处写了五个字:“父病危速归。”然后金生说:“看见没有,这就是由头。逮住了就拿出电报让他们看,跟他们磨,反正你记住两条,一是没钱,二是不下车,即使给你赶下车,从一定要从前边下,再从后边上来。列车长累了也就给你放了。”我们围在金生身边,听得津津有味。金生口渴了,喝了点水继续给我们神侃。金生说:“我告诉你们一件惊了‘天’的大事:去年我回家我跟连里的哥几个商量好,他们先去哈尔滨玩两天,然后我去找他们再一块回北京。结果我一人被送进了哈尔滨铁路局的保卫处,差点栽到那里。”宝兴说道:“因为什么呀!”金生接着往下讲道:“要说全赖我,我一个人喝多了。火车到了哈尔滨后,人都下了车,我在车上睡觉了,后来车皮进了三棵树的车库捡修,我被人发现了,被带到班房里,正好保卫处的两个干事检查工作,一查我没票呀!那哥们审我,说你那的知青啊?我说北京的。他们问我在北京住哪呀?我说长安街。正巧这俩干事里有一个老李,是从北京铁路局调来的,家也在北京,他问我长安街几号,我说没号,在石碑胡同对面……突然老李站了起来,站在我面前说:你再说一下你住哪?我没反映过来就又重复了一遍。那老李听后,脸色巨变说:你家住在石碑胡同对面的大门里吗?我说不成吗?老李二话不说和他的同事给我带到铁路局的保卫处。到了保卫处立即向处长汇报,处长问他说:住哪怎么啦?
老李告诉他们处长,那是中南海的正门,叫中华门,而且现在许多中央首长的子女也下乡啦……。那处长也吓了一跳,忙问我叫什么,我说老子坐不更名,行不改姓,叫毛金生。要说铁路的电话真好使,他们一个电话就打到北京,三转两转就真转到了中南海里头,结果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接的电话,告诉他们说:查无此人。然后电话那头就问发生了什么事,等了有个把钟头,那边来电话说,首长指示:不要难为他,放他走。于是我大摇大摆地离开了铁路局大楼。后来你们都知道,毛主席他老人家发表了最高指示:‘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应统筹解决。’你们说这是不是惊天大事呀!”金生的神侃深深的打动了我,使我顿时对金生产生了敬意,我觉得扒车太刺激了。当时和金生订下了一起扒车的盟约。
当夜在赵光车站送走我表哥和金生二人,在回来的路上我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心里总感觉有一种力量在血液中冲动,使浑身的血液总处在快速循环的状态,我知道这就是在文学作品中的形容的热血沸腾,这时人最容易冲动。我和宝兴并排行走,虽然我们没说话,但我从他的气息中、从他的窜动的脚步中,感到他也和我一样同样想得到一样的剌激。我拉了宝兴一把说道:“慢点走,我有话说。”宝兴放慢了步伐靠近了我,我说:“你觉得金生今天侃得如何?”宝兴答道:“我感觉半真半假,有瞎吹的成分,但是他扒车回家肯定是真的。刚才我看到在车站,就你表哥买了车票,他们好几个人都没买票。”我点点头说:“我看见了。”我们又走了几步,宝兴突然问我说:“你说咱们回趟家,光车钱就得花二十五块五毛,再加上道上吃饭就得花三十来块钱,这不就是一个月的工资吗,来回就得两个月的工资,一年十二个月合着咱们两个月白干,整天吃苦受累的,岂不是钱都给了铁道部……”我说:“对呀!要不然老职工都说咱们苦哈哈的掙点钱都铺了铁道了。难怪金生他们要扒车呢?”宝兴说:“咱们也跟金生学,看着我今年回家就蹭车,你怎样,敢不敢试试?”我很兴奋,激动地说:“什么叫敢不敢?应该是干不干!”说完后,我有些迟疑,因为我今年刚刚休完探亲假,如果春节回家要有理由才成。我父母大人双亲健在,奶奶去了上海,找什么理由呢?回到宿舍我把想法告诉了宝兴,宝兴听罢说:“这不叫事,我一哥们现在就在北京呢,我写封信让他给你发封电报,不就完事了。电文就写:祖父病故速归。反正你爷爷早就上西天了。”就这样,我和宝兴制订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探亲之扒车之旅。
那年冬至一过,也奇了怪了,连里在二、三天里收到十几封电报,其中女生就有七、八封,电文大都是:父母病重速回,爷爷奶奶病故速归,之类的内容。当然我和宝兴的电报也在其中。连长拿着电报左看右看,产生了怀疑,他不相信几天里这些电报都是真的。他心里盘算:怎么能辨出真假呢!他想了个主意:先憋二天谁着急就批谁回家。就在他憋坏主意的第二天晚上,从女生宿舍里传出呜呜的哭声,那声音忽高忽低,哭声中杂着泣不成声的话语,一会就汇聚成合声;呜呜,呜呜的声音,缓缓地传着,传出三、五百米。开始我们都纳闷,这是什么声呀!后来仔细才听明白,是离家游子想家的呻吟声。第二天,连长和指导员们商量此事,天津女指导员的一番话中了知青的下怀。
我们这位指导员姓李,她那次讲话,是知青们最爱听、最宾服(就是最佩服的)的讲话。她说:“我个人认为,这几天来的电报不算多。大家想想,现在是什么节气,是冬至啦;在赵光,在咱们老头队每年不得走个一个两个的。现在是老天爷收人的时候,咱们连男女知青一百多人,谁家都有老人,保不其家里老人就有走的……大家说对吗?所以我说就应该都准他们假,让他们回家。能看看的就看看,能尽孝心的就尽点孝心吧……”连长翻着眼皮,看了看指导员,心里想:也是啊,全连一百多知青,才有十多封电报,也不多啊。干脆就这么的吧!于是全体请假的知青一律准假。准假后,宿舍里的哭声就变成了哈哈的笑声。有人问,为什么非要批假呢?不能自己不辞而別吗?当然不能,因为那时进京需要团级的证明信,否则车站不卖你车票,因此必须拿着连里的证明到团里才能开出证明信。大家个个兴高彩烈,纷纷准备给家里带的东西,两天以后,我、宝兴和连里的八名女生登上了回家的列车,但是我们坐的不是终点到哈尔滨的列车,而是从齐齐哈尔直达上海的78次直快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