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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5年,由于大学几年不招生,根本分不来医生,而我们已经当了八年卫生员了,领导就派出几名老卫生员外出培训。分别学内科、外科、儿科、化验等等,我被分配到西安医学院学习五官科。
我对这个学科一窍不通,医疗器械都不认识,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当时赤脚医生《春苗》电影正在上演,北京知青赤脚医生孙立哲的先进事迹被当成故事讲,孙立哲还从陕北到西安医学院当了革委会副主任。老师们听说我是革命圣地南泥湾来的,对我格外照顾,我虽然没有受过专业教育,但也没有受岐视。
先到口腔科,我的第一位老师姓宋,对人彬彬有礼,非常和气,对我很耐心,不知道解剖部位,老师画图给我讲解,要求我背会面神经及上下齿槽神经的部位,抓着我的手教我打麻醉。闲了没事时,让我给他讲兵团故事。刚开始我特别想独立拔牙,老师就是不放手,我无奈买了一个猪头练习拔牙,把拔下的牙拿给老师看,老师看来看去,说这切牙磨牙怎么这么大?我只笑不答,之后才说这是猪牙,不苟言笑的老师也笑了,后来也慢慢放手了。
我在口腔科坐门诊,有一天一个官太太模样的病人看我年轻信不过我,说她嘴里有个血管瘤,必须让教授看。这人有点来头,西北地区的口腔颌面成型专家董教授亲自从病房来门诊给她看病。我听说过医生爱病不爱人,就喜欢一些奇病怪病,有研究价值的病。专家亲自接诊,这个病例自然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年轻医生都围了过来。董教授叫病人张开嘴,牙龈上有一片小小的紫红色,用镊子一夹就掉了,拿出来一看,原来是一片枣皮......
我不明白一件事,别的医生为什么不太和宋老师说话,为什么他总上门诊不上病房?一次一个进修医生把牙拔错了,出了医疗事故,立即开批判会,让我最敬重的宋老师站上台检讨,说是他教学不力,造成事故。这时我才知道宋老师是个右派,1957年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给党委一颗红辣子》。
当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西安国棉五厂的工宣队进驻医学院,到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占领上层建筑。这些工宣队员耀武扬威,对这些教授专家很不礼貌,经常当众训斥。一次开批斗会,一个老工人上台发言,气呼呼地念发言稿,“舍得一身祸(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就不怕你打复抱击!”要是我们农工早都笑翻了,可这里开会静悄悄,没有人敢乍翅。
我在口腔科学习三个月,学会了拔牙,后来又到耳鼻喉科学了三个月,这个学科很深,我只学了点皮毛。只知道患鼻炎,咽炎没好办法,学会了上颌窦穿刺。眼科最难,我学的时间最长,先弄清了解剖部位,知道了什么是青光眼,什么是白内障。多次和工农兵学员一起上课学习理论知识,学会了看眼底,验光,看裂隙灯,我基础差就要比别人多付出。
我最大的困难是没人给我看孩子,女儿不到3岁,托人说情送进了医学院托儿所。住集体宿舍,一个人忙不过来,只好把孩子全托,一周接一次,托儿费一个月24元,我的工资每月29元,还要吃饭,买书,孩子爸爸每月给我汇15元,还是不够,只能靠姐姐扶贫了。那些年我一直是我们家长期扶贫对象。
我学习兴趣正浓时,唐山地震了。动员大会后,眼科的住院病人劝其出院,给唐山来的伤号腾地方。晚上我们上火车站抬担架,给我们眼科抢病人,病房住的满满的,抬回的大都是骨折病人,只有一个眼科的,被木头房梁砸中后眼球挤压出来,抗震医疗队本来要给摘除,没顾上,给塞进眼眶内,简单包扎了一下。老师们检查后发现视神经还没断,经过细心治疗。视力恢复到0.4,这又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各医院都来参观。
我们每天给病人打水、洗脸、剪指甲,帮着上街买东西,听病人绘声绘色的讲地震,业务学习也停止了。
后来西安也闹起了地震,不让在室内过夜,天天抬钢管搭建防震棚,街上的防震棚五颜六色,各式各样,人心惶惶的,也学不到什么了,托儿所也停止了全托,这时我进修期也满了,就带着孩子和一大袋书回了南泥湾,结束了第一次进修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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