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四海 于 2017-12-19 07:49 编辑
小时写作文,老师经常出的题目是《我的理想》,同学们大多写要当科学家、当解放军、当老师、飞行员等等,我的理想是当医生。那时我们院子里有一位和蔼可亲的高伯,对我特别好,有一天下大雨,高伯穿着雨衣骑自行车被汽车撞了,高妈哭得死去活来,全院子的邻居都去医院看望,一个月后高伯奇迹般地痊愈了,我觉得医生真伟大,我长大就要当能治病救人的医生。 后来去了兵团,每天早出晚归,吹哨站队,挖地插秧,拉车挑肥,累得半死不活,理想越来越遥远。苦闷时安慰自己,这里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多高材生都在这里劳动,我又算个啥。 一个偶然的机遇让我走上了从医路,这得从我的手说起。 上初中时我最喜欢看自己这一双手,手指细细长长,别提多好看了。哥哥上音乐学院的同学说,没事拉拉手指,以后学弹钢琴。说说而已,那年月饭都吃不饱,有几个人能学钢琴。 六五年到兵团第一年秋收,大家劳动热情很高,天天下工回来就比着磨镰刀,全班我的镰刀磨的最快。那天在脑畔山割谷子,突然下起了大雨,连长不下命令,谁也不敢跑,光秃秃的山上没地方躲雨,雨越下越大,实在干不成活了才让收工。下山时我滑了一跤,右手一下擩在镰刀上,血流如注,忍痛跑回连队,卫生员给包扎时才发现一下子割了三个手指,给伤口倒了大量的消炎粉包起来 ,疼得我睡不着觉,靠墙坐了一夜。成了伤号,同伴们帮我洗脸、系鞋带,照顾我生活,我又难过又感动。当时的口号是“轻伤不下火线,重伤咬紧牙关”,我没有请一天病假,调了“轻劳”,用拇指和食指捡玉米种子。 一个月都没有换衣服了,头发也脏得不行,伤口还不愈合,不能再依赖别人,就自己洗。洗了头,又洗了不少衣服,伤口泡得发白,隐隐约约看见了骨头。坏事变好事,洗掉了肉里夹的消炎粉,伤口渐渐癒合,万幸的是没有发炎,后来才发现中指伸不直了。 六六年底文革起来了,我们回到离开一年多的西安,一回家先看病,医生说是肌腱断了,已经过了三个月,错过了最佳手术时间,在我的要求下勉强做了连接术,中指上密密麻麻缝了23针,术后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坚决不吃止痛药,凭毅力在坚持。 第二天就有人通知我去北京串联,不顾家人劝阻,右手打着石膏,一路都是同伴们帮着从车窗翻上翻下。几天后到天坛医院换药,问我怎么受的伤,我说干活镰刀割的。护士奇怪,右手拿镰刀,怎么割了右手?医生在旁边说风凉话:“人家会劳动么。”我气得无语,第一次感受到北京人的居高临下,油腔滑调。换完药开了条叫去缴费,换药费2元,缴费的队老长,我老老实实排着,同伴拉了我一把,你还来这个医院呀?走人! 在北京满大街的红卫兵,到处都贴着大字报,商店大门上都糊满了,不进商店都不知道里面卖什么,我们住在永定门煤球场,吃的盖浇饭,没地方洗澡,个个鼻子,脸上都是煤灰。耐心地等待着老人家的第九次接见,到底没等上,天天吊着胳膊到各处看大字报。这时已经是“一月风暴”,街上到处贴着大标语;“革命不是游山玩水”“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北京开始赶外地学生回家,到住处给我们发火车票,有人随便说个地方,要个票就继续玩去了,我们老实说是陕西的,于是我们就回去“抓革命促生产”了。 我的伤不适合大田劳动,代替别人喂了两天猪,感觉真好,给猪唱了两天歌,还可以唱自己想唱的歌,猪不会揭发我们,非常自由,可以不开会,不跑操,不用早请示,晚汇报。喜欢上了这一行,给连长说想去喂猪,不批准,看着由美变丑的手非常苦恼。去卫生队报销药费,给卫生队长看我的手,说想去喂猪,让他给我们连长说情。队长说你还能干什么,我说只能喂猪,去食堂要洗菜、揉面、见凉水。队长说,拿注射器怎么样,取了个注射器让我试,觉得还行,但也没敢多想。 谁知1967年7月一纸调令,调我到团卫生队工作。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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