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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的今天（指本文成文之时），84岁高龄的父亲走了。把一生都献给共产主义的老红军战士，走完了他的人生，回到了生他养他的黄土高坡那宽广的怀抱里，从此与天与地融为一体。 上世纪初，父亲出生于陕北的一个贫苦农家，打小开始就与贫困为伍。1931年冬父亲为了像他一样的千万贫苦人能过上好日子，毅然投身革命，参加工农红军，加人中国共产党。自此为党为民，几十年风风雨雨，任劳任怨。虽曾身居要职，但共产党人的品行从未淡化过。我们兄弟姐妹几个耳濡目染也个个坦诚勤奋，在平凡的岗位上努力工作。 父亲南征北战几十年，与其他红军战士一样，很晚才结婚。作为长子的我是在父亲已经36岁时才来到了人世。中年得子的父亲，对我十分的疼爱。但是父亲并未因此而放松对我的严格要求。在我小时候，因公务需要，父亲曾有辆美式吉普车。尽管我曾多次坐在驾驶座上搬弄搬弄方向盘、变速杆什么的，还坐在引擎盖子上照过相，但是却从来没有坐着它去过什么地方。我中学毕业后，有几处好的工作和当兵的路子供我选择，但是父亲偏偏令我回陕北老家插队，让我过了好几年农村生活。那时的我，不理解父亲的举动，好长时间都不爱与父亲说话。但今天我能够在事业上有所小成，正缘于当年农村生活那艰苦岁月的磨练。 我成为人民警察后，父亲对我的要求更严格了。他只要一见我，所说的话不外乎就是“不要忘记你现在头顶的是国徽，领口上挂的是红旗”，“必须要执法如山，不要亏待老百姓”，“政法工作必须要小心细致，一丝不苟”。别的就没有什么话了。但父亲并不是对我没有亲情，而是深藏不露。1989年我执行任务不幸负伤。父亲拖着被日本鬼子打伤的残腿，拄着拐棍步行30多里路，赶到了医院来看我。当他见到了浑身上下缠着纱布、躺在病床上的我，嘴里气愤地说“给你说过一定要小心，你就是不注意，看你这躺在这多耽误工作”但是那双看着我、已经昏花的眼里却满含泪水。 前些年，一些渣滓随着改革的浪潮浮了上来，社会上的不良现象泛滥。有着几十年党龄的父亲，是那么的忧心忡仲。他多次给有关部门反映，亲自向有关部门的领导提建议。尽管他这种在当今社会被一些人讽为“不识时务”的做法时常遭到别人的白眼和冷嘲热讽，但一个老共产党人对党的事业的那股忠诚劲，使他只要有机会，就说就讲。每逢看到、听到惩治贪官污吏的消息时他总要给我们打电话，像个小孩子似的十分兴奋地告诉我们：“告诉你们，又一个‘坏松’(陕北方言对反面人物的称呼)被咱们党给揪出来了。”其实这些消息，我们比在家休养的他知道的早，还有些更严重的问题也知道，但我们为了不扫老人家的兴，总是十分高兴回答：“是吗，那太好了”。 同所有的老年人一样，晚年的父亲，对孙辈们十分地疼爱。我的儿子是父亲的长孙，父亲的疼爱更是不一般。但是疼归疼，爱归爱，要求仍然如同对我们一样，非常严格。我记得自打孩子开始上幼儿园，如何把孩子培养成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就成了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题。他总是对我们说，要真正让孩子成为国家的人才，必须从小就要教育孩子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要让孩子认真学习，掌握建设社会主义的真正本领。孩子大学毕业人了党进人海关工作后。作为老共产党员的父亲知道后，非常的高兴。但在高兴之余，他特别注意对孩子的政治思想教育。因孩子不在他身边，他经常写信嘱咐孩子千万不要放松思想观的改造，要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要为党为人民把好国门等等。 父亲在去世前，病情已经很重了，但他怕花国家的钱，就是不住院。后来实在抗不住了，才被送进医院。父亲可能预感自己在世之日不会很长了，很是思念在外地工作的我们一家。可当我们提出要请假回去看他，他却不让我们回去，说他已经是行将就木的人了，为他耽误了工作不合适。但是亲情所在，父亲哪能忘记我们呢，特别是我的儿子，更是令重病在身的父亲牵肠挂肚。整日与病魔搏斗的他，从没有念叨他的病如何如何，整天价挂在嘴边的话常常就是孩子们怎么样了，工作是不是顺利，身体好不好呀。每逢有人来看他，三言两语后父亲要不是说他恐怕见不上孙子，要不就是拿出孙子的照片看，看着看着眼泪就刷刷地直往下流。跟前的人赶快劝解，父亲总是说我知道呢，古人说了忠孝两难全，现在孩子在为国尽忠，我是高兴的流泪呢，他还自嘲地说：“嘿，过去枪林弹雨负伤流血都没有掉泪，现在老了老了咋这么没出息呢? ” 家人曾几次提出让孩子请假回来看看他。可是一提这话头，父亲就生气地训斥，说孩子刚参加工作，还没有给党和人民做什么就请假，这样做影响多不好。 父亲临终前，再三嘱咐我们：“政治上要永远清醒，经济上要永远清白，生活上要永远朴素”。话虽然不多，不壮观，也不富丽堂皇，但却是一位老共产党员留给我们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员永远享受不尽的一笔丰富的遗产。 （发表于绿化与生活2003年2期，又及，此文被中共北京市直工委编撰的家风一书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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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12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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