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我老伴告诉我，她单位退休的老科长，改离休了。我大吃一惊，那老科长解放时才10岁，还是个孩子，怎么说也不象那些功勋累累的离休老干部呀。我老伴嘲笑我：“你懂什么？小孩子就不能干革命啦？那小兵张嘎、王二小、小萝卜头，多啦。”出于对老革命的敬仰，（也不排除我有点儿怀疑的心理）我打听那老科长何时参加革命，都有哪些革命事绩。我老伴说了她听来的故事： 据说，因为他叔父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官（他这叔父58年死于劳改中），老科长当不了兵、入不了党，仅凭业务不错当了个小科长，直到退休。据老科长说，他叔父曾为地下党通风报信，而他正是那个送鸡毛信的孩子。这封十万火急的鸡毛信，使地下党重要领导人及时转移，免遭国民党抓捕。这位曾担任过很高官职的领导，在其回忆录中说到了这事儿，恰好让他读到了。于是他给组织上写了份报告，述说了自己的革命历史。可能是那位写回忆录的前领导的名气很大吧，组织上很认真地查证了这事儿，没多久就给老科长落实了政策，于是老科长成了1948年参加了革命的离休干部。算起来他那时仅8岁多点儿，他的革命事绩是为地下党送了一封鸡毛信。 老伴说了，她单位里的人挺不服气，不过都说这老科长运气真好。她那科里另一个退休的老同志，解放前上学时参加了地下党，做了不少出生入死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但只因其宣誓入党的日子恰好晚于那条线一天，组织得照章办事，只能算退休，待遇上比老科长就差了一大截。 听完这事儿，我想起我师傅的事儿来了，也是桩跟“鸡毛信”有关的事。 说是我师傅，其实他与我只有不到二个月的师徒之交。我刚进工厂时，被分去学机床维修钳工，学了2年多后，才调到他所在的仪表组学仪表修理。我师傅当时是厂里仅有的一个8级电工，我自然是对他毕恭毕敬的，决心跟着他好好学一身本事。不料我才进仪表组两天，团组织就把我找去谈话，大意是说我师傅是个历史上有问题的人，要我注意“红与专”的关系，跟我师傅保持距离。我听过后并没在意，心想我就只是上班时跟他学技术，又不谈别的，怕什么？我看我师傅平时寡言少语的，干活时你不问他就不说，休息时也不跟大家一起瞎吹，一个人坐在一旁静静地抽水烟筒。再说了，我师傅平时连话都懒得说，他可能也没那要“腐蚀”谁的想法，即便他有那想法，咱也不是三岁小孩了，咱可是经过文革大风大浪，又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谁影响谁还说不定呢。 话是这么说，我从此特别注意我师傅的一举一动。到也不是想着监视他，而是对这个“历史有问题”的人充满了兴趣。我透过各种渠道，渐渐地了解到了他的“历史问题”：组织上对我师傅的定性是“叛徒”，处分是开除党籍，撤掉他原来担任的某地区武装部长的职务，遣送回工厂当工人。有老工人告诉我：我师傅才12岁时就进了这家厂当学徒工，满师后没几年，就成了厂里最年青的电工“把子”（“把子”在昆明话中乃大腕之意）。快解放时，他参加了地下党青年组织，后因身份暴露逃到云南某县他老家，在那儿他参加了地下党，解放后就留在当地当了官。没多久，大概是57年吧，我师傅又回到这家工厂当电工了。大家都知道他犯过错误，当过叛徒，可对于他是如何叛变的，谁也说不清楚。我师傅虽在政治上走了背运，个人生活却走了个大桃花运。他回厂不久，便出人意外地娶到了我那位非常漂亮的师母，很是让不少人眼红了一阵子。我那师母不光是人长得漂亮，还是个当年极为珍稀的女大学毕业生。她刚分到厂里时，明里暗里追她的人能编成个加强排。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偏偏看上了从没在公开（私下就不知道了）场合正眼看过她一眼的我师傅。要知道她当时还是个团员，光那组织上的压力就够她受的了。 使我跟我师傅接近起来的，是一首美妙的苏联歌曲---《纺织姑娘》。那天因为校几个功率因素表，我们下班比较晚，偌大的澡堂，只有我和我师傅两人洗澡。我那天跟我师傅学会了校游丝，心情很好，洗澡时便轻声哼着《纺织姑娘》。哼着、哼着，我忽然觉着这澡堂子今天的回音特别好听，莫不是我的鼻音忽然变好了？再仔细一听，是我师傅在隔壁小声唱着呢。我拧小龙头，细细地听了一会儿，真不错哎！我师傅的声音极为浑厚，音特准，更难得的是他唱的极富感情，要知道这类歌可是咱老知青的专利呀，那别的人一般是唱不出那种“份儿”来的。我当时是大为惊奇，对着隔板那头大叫：“师傅，你也会唱这只歌啊，唱大声点嘛！”我师傅许是正往头上打肥皂，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仍然小声唱着。等到穿衣时，我刚对师傅说：“你唱的很好听……”我师傅便打断我的话：“晚了，别回家了，上我家吃饭吧。”于是我便置组织的警告于度外，头一次进了师傅家。去师傅家路上，人迹稀少，我兴致勃勃地唱了好几首苏联歌，每一首我师傅都会唱，他的嗓音可真好，简直是棒极了，足可达到专业水平了。 那天晚上，我跟师傅聊了一通宵，喝了一整瓶清酒。 我师傅真是冤枉极了！他以那平淡的语气说的故事，令我满腔愤怒，几乎压抑不住要大声呼喊。文革之中我听说过不少右派、反革命被冤屈的故事，但象我师傅这样的还真叫前所未闻。 我师傅是48年逃回家乡去的，据说若晚走一天，就可能没命了。他到家乡后，参加了当地的地下党游击队。因为有点文化，他做的是很重要的机要工作。解放了，他被任命为县委机要科科长。刚解放一年，他家乡发生了反革命暴动，当地土匪武装占领了县城，抓住了县政府所有干部，我师傅也被抓住了。他对我说：土匪什么时候进的城，谁都不知道，县城连岗哨都没设。土匪冲进县政府大院时，大家手里连根烧火棍都没有，根本没法抵抗。当时，土匪并没为难这些共产党干部，只是把他们关进一座大庙，派两个人守着，便忙着四处去掳掠财物去了。那时的县委书记兼县长，是个身怀六甲的年青女干部。此人本来是某大城市的女学生，做了当时时任某专区专员、一位南下高级将领的夫人后，调到这个小县城来镀镀金。被土匪关起来后，女县长嘤嘤直哭，一点主见都没了。及至我师傅发现佛象后上方的庙墙上有个园孔能钻出去时，这位女县长却不准大家逃走，因为她肯定是钻不过去的，她怕大家逃走后，土匪会拿没逃走的人出气。当进我师傅可能有些激动，说了些不太中听的话，使那女县长挺没面子的。经过一番激烈的悄悄争论后，最后大家表决通过我师傅提出的派人出去找救兵的提议，并一致决定把这个危险的任务交给我师傅，其他人则都不跑，陪着女县长等待救援。我师傅于天黑后钻出小洞，饿着肚子，赤着脚还得避开大路，翻山越岭跑了几十公里，把那封女县长亲自书就的紧急求救信送到了那位专员手中。随后又立即带着专员和一个营的解放军，急行军赶赴县城，将土匪包围在县城里。土匪们本就是些乌合之众，没等开枪就投降了。平定土匪叛乱后，我师傅成了有功之臣，官升一级，当了县武装部长。那位女县长则因不设防导致丢了县城，被给了个处分，调离了该县。 再往后，我师傅升任地区武装部长没多久，组织上突然宣布对他隔离审查，几个省城来的干部要他交待当年土匪叛乱时他是如何叛变的。我师傅心里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因为不久前省里组织部门也来过两个人，向他了解当时处分那女县长的情况。后来他听说那位当年的女县长，已升任省里某部门要职。他明白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虽然那都是事实，但完全可以装成记不住了，少说几句就没事儿了。 组织上看问题，向来是避轻就重，来人只紧紧地抓住一个话题：土匪冲进来时，你为何不抵抗？这是否变节行为？至于我师傅跑到地区找到专员，带着解放军去解放县城的事儿，据来人称当时县政府的所有同志都已经作出了证明：压根就没有人听说过！那封“鸡毛信”呢，也就根本没存在过。 组织结论的大意是这样写的：本人拒不承认错误，本应严加惩处，念其年青，所犯错误属意志薄弱所致，决定将其清除出革命队伍，不再给予其它处分。 我师傅很平静地对我说：不要想着找人申诉呀什么的，该走的路子我这些年来都走过了，写过的那申诉书堆起来少说也有一人那么高，没戏。 我最终同意了我师傅的意见，他的冤案，只能等待，一直等到有一天有人良心发现，出来为他作证。 我师母还说了件令我感动的事情：文革初期，有人来找我师傅外调当时的那位专员和女县长的事情，此时正是澄清冤情，甚至报复仇人的大好时机，可是无论对方如何追逼，我师傅却坚持按后来组织上的口径述说那件平叛的事。文革中那两位虽说也受到了点冲击，但造反派并没提到那件事，所以对他俩的冲击并不算大。至于我师傅，因为在厂里人缘好，文革中没受到什么冲击，哪一派都没找过他的麻烦。这些年来，我师傅不必参加任何运动，日子反而过得挺逍遥自在的。只是他自那年离开家乡后，就再也没回去过，他父母过世时他都没回去。 那天以后，我回家问了我父母，他们当年也是地下党成员，听说过那个县城平叛的事，具体情况却不太清楚。我父母说那个当年的专员现在已是省里革委会成员，其夫人仍然在那个重要部门任一把手。我有个亲戚在组织部门工作，我专门去找他了解了些情况，据他说，此案的卷宗他看过，的确有很多疑点，但当时要查清此事不是时候，结论仍是等等再说。 经过那天的长谈，我跟我师傅结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 到我学徒期满，刚请大家喝了满师酒，我就被调到机关工作，跟师傅边干活边唱歌的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但每周我必到师傅家喝上一顿小酒，侃到大半夜。 到了恢复高考，在我师傅的几近强迫的催促下，我复习中学课程，参加高考，离开了工厂。 在我读书期间，适逢为右派平反，我追问我那位亲戚我师傅平反之事，他到是很负责地把我亲手写的、长达20多页的申诉书提交给了组织，但最终仍告诉我还要再等等。 就在我即将毕业的时候，我收到了两封信，都是我师母发的：第一封是告诉我，我师傅已经去世了，师傅临终前叮嘱她，迟几天再告诉我，以免我分心。第二封她没写一句话，里面只有一份为我师傅平反的文件复印件。我查看那份文件的日期，是我师傅去世的第5天。 我师傅至死仍是个“叛徒”。 组织上最终找到了那封“鸡毛信”，只是迟了几天。
| 
发表于 2017-11-24 05:29
发表于 2017-11-24 07:43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