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春季我奉党的领导小组之命回到了保尔塬继续工作。坦诚的讲,经过前段时间的折腾,我也是心潮澎湃大有应付一番的思想,那时心里已经有了想离开保尔塬的想法。只因我属于“二十九元八角”的范畴,加之父亲那一贯的老共产党员作风,想调离保尔塬还是有很大困难的。用官话讲当时我那就是“不安心革命工作呢”。当然,思想归思想,我对工作绝对没有耽误还是如同过去那样服从组织安排让做嘛就做嘛。不过变化也是有的,一是做啥事很少走在前面二是话也少了。心里总是想着迟迟早早有离开保尔塬的机会吧? 果然,时间不长,机会真是降临了。 “最近,从阴暗的角落刮起一股风!说是我们场的同志们要去黄龙、乔山。这是真的!我们革命青年们,革命职工们,到黄龙去嘛,到乔山去嘛,到林区去嘛,为祖国的林业事业奉献嘛。”正在主席台上给全场干部职工做报告的地区林业局闫万选老局长,扔开手中的报告稿,摘下了老花镜,一口职工熟悉的山西口音,面对台下黑压压的全场职工,语出惊人来了这番即席“指示”。 正在台下聆听老局长“重要指示”的全体职工,先听局长“从阴暗角落刮起的一股风”,以为前不久私下传说的人员大调动的消息是假的,脸上不由地显露出失望的表情。谁想老局长的话竟然来了个峰回路转“这是真的!” 话音刚落,顿时整个大礼堂人头攒动大伙纷纷交头接耳骤起“嗡嗡”满堂的议论声,连老局长还说了些啥都听不见咧。但老局长“这是真的”这句指示大伙都听见了,大伙的心思早不再如何听老局长指示,各级领导也不用“认真”地边聆听领导指示边盘算回去咋接“贯彻执行如何调动笔杆子写出一篇能深得领导赏识”的汇报咧。话说到此处,需要跑题的说一下,为啥要“调动笔杆子写出一篇能深得领导赏识的汇报咧”?还是那年省委书记到某县视察时,对县委工作不得力非常地不满,逐放下了平时的斯文日娘透祖宗地骂了一顿,临上车时还狠狠地地:“快快些的写出检讨改正的报告,不然老子撤了你们几个哈孙”。省委书记发了火,吓得县委大小头脑们差点没尿了裤子。逐连夜从县中学抽调了几位笔杆子在县委招待所好吃好喝“写检讨、改正”的报告,结果一位语文教师妙笔生花硬硬的写出了一篇“书记的骂,骂出了我们的方向。书记的骂,骂出了我们的干劲。书记的骂,骂出了我们的斗志。”这三骂一报上去,书记心花怒放甚事都没咧。县委领导当即提拔写作的有功之臣人家一直官拜高级干部行列。这段官场佳话传出后,有关部门有关单位有关领导从此非常重视笔杆子,哪个当官的都得整几个笔杆子在身旁备用。 话在扯回来!自打闫局长“这是真的”指示如同春风般的刮遍林场的角角落落后,所有人的所有心思都集中在“这是真的”上了。我们这些“平凡而光荣的林业工人”整天钻山沟攀山梁,下林海钻树丛,“巡个山防个火,挖个坑种个树,拿个斧伐个树,爬个树接个枣”,虽有文人墨客赋之以我们“播绿使者”,“地球修理工”,“环境整顿师”美名扬之四海,但几百人挤在山沟里也是很大的浪费嘛,何况以后的经营方向、资金来源、粮食供应、家属待遇等问题日积月累年垛必然薄积厚发,唯一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古训“树挪死,人挪活”。这一挪,那就啥都盘活了,啥都能迎刃解决了,啥都好办了。组织,一贯考虑的都是非常周全非常周到非常周密。 老局长“这是真的”指示下达后不久,地区领导、场领导们组成工作组(工作组是我党为了解决疑难问题而发明的一种好的工作方式)不辞辛苦的深入到各连队(工区)召开会议,会议都很民主,领导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滔滔不绝的讲精神发指示。会议一开始领导们就强调一句话“你打算走还是留?走的理由是啥?想走哪里去?留的理由是啥?”然后非常虚心的、静静的聆听每位职工的“讲话”。当然,领导们事前也强调过,个人的看法咋接说都成,但最终结果必须听组织统一分配,“个人意见很重要但仅为参考,组织决定到哪那就去哪!”那个年代,同志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记得牢着呢,工作组说的话大伙都非常的明白。“你以为你是乡长走哪睡哪、你以为你是所长走哪吃啥”在那个年代那是没有的! 保尔塬地处塬上,领导们要来不是骑马就是乘车,因为步行是需要翻山越岭方能到塬上的。那个时候登山有益健康之说尚未如今时尚所以场领导平时莅临保尔塬不多。其实保尔塬是个好地方。我到北京后曾有幸与若干大师大家大学者幸会,得知保尔塬正是秦始皇亲自开辟的秦直道之关要之一。那年代秦朝大军就是从此道北上蒙地征战卫边的。即使到了现代保尔塬的战略位置仍然显得重要,要不然当年“邱部长”咋接能把咋接看也不具备繁育军马的保尔塬定为军马场,实质当年军委是把抵御苏联进攻我国的第二道战略防线设定在这里了!君不见第二道战略道防线兰宜公路之关键咽喉部位照八寺隧道就在这疙瘩嘛。当年“第二道防线”初步建成后没有迎来苏修的进攻,倒是我们来去场部方便了多许,沿着“第二道防线”走到照八寺隧道口再沿着陡峭的小道就能攀爬到塬上呢。当年场部常常在傍晚召开大会或者组织集体看电影,组织活动自然有组织给大伙创造方便条件。往往遇到那种情况,一般等大会或者电影结束后,组织就派汽车司机驾车送大伙回连队,当然那时场里也就那两部嘎斯五一。“第二道防线”修好后,有的司机图省事把我们送到照八寺隧道口“吱”的一声刹住车各位对不起了都下车剩下的路自己解决吧人家就调头走了。我们在沿着隧道口的那条坎坷不平且陡峭的就是被我们踩出来的小道奋力攀登不管快慢肯定是披着满天星斗就回到了连队。 正因为离场部远,那段时间也许是连队负责人事多常不在岗。就在老局长“这是真的”指示后不久,有一天临近中午,地区林业局淡肥副局长也就是地区林业局负责这次大调动的工作组组长在李忠厚书记(这个时候场党委已经地委批准成立了,李忠厚组长自然就是首任书记)的陪同下莅临连队,要召开职工民主会听取职工们去与留的意见,不料连队领导不在,李书记问了几位职工也不得要领逐下令“走,到四工区去。这里回头再说”。我们当时还吓了一跳,以为这下子完蛋了,领导们日理万机这一走谁知道啥时候再来保尔塬送东风降甘雨呢? 不过领导就是领导,虽然那天因连队领导不在没有开成民主会令大伙很是坎坷不安了好一阵子。过了几天连队领导也下塬去场部一趟,回来后我们询问啥时候本连队开民主会呢?连队领导略带不满的说“肯定开肯定开,你们着啥急呢!” 领导没有食言,过了一阵子果然各位领导再次莅临保尔塬,不过这次领导们是二返长安所以民主会只能放在晚上开了,领导们呀日理万机就是辛苦得很。 民主会上大伙畅所欲言谈了自己的想法。领导们认真的记录了每位同志的意见,然后给大伙吃了一个定心丸“同志们的意见、想法和困难都听到了咧。组织上会认真考虑同志们的意见、想法和困难的。不过有一点要事先给同志们说明白,最终的结果都必须服从组织决定。” 民主会上,我也斗胆的谈了我的意见那就是请求组织把我调回延安市工作。理由就两条也很简单,一是父母亲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二来我结婚时间不长夫妻分居两地。如同对每位同志的意见一样,领导们听了我的意见也是甚话都没有说。只是淡肥副局长说了句“你就是高建邻呀”。 以后我到延安市林业局工作自然与地区林业局常常打交道,这不光限于工作上的事,就连地区领导生活方面的事我们市上都是不遗余力的服务好如同现在的北京市主要工作就是服务好中央一个样样介。当时地区林业局一些同志们日常生活需要解决的由市上有关部门颁发的如豆腐票、香烟票、肉票、大油票等等计划票证,那都是我们想法设法的办呢。故与地区林业局的人逐渐都混的比较熟了。有一次我陪着淡肥副局长到南川视察,车上闲谈起当年的大调动时,淡副局长谈起当时他作为工作组长那工作难度不小。这当间我曾见缝插针的请教淡副局长当年在保尔塬开民主会“局长听了我的名字咋接还点了我一下呢?”因为当时有大师认为我有“马掌”关系都托到淡局长那里了其实当时我就不认识这位局长家人也没有认识人家的。淡肥副局长想了想说“哈哈,这事呀,我是听忠厚说起过你,说你在没火炉子的教室里扛了一个冬天”。 民主会召开后,大伙的心就一心一意的扑在工作上该种地的种地该护林的护林该做嘛的做嘛并没受到大调动信息的过多干扰。我们在塬南那块地上种植土豆,来自黄陵县的艾素珍老师(当年保尔塬上有两位同志在来保尔塬前都当过人民教师,一位是艾老师,另一位是英年早逝的米脂人李爱玲老师。)非常情深深意切切泪濛濛的说“咱们要走了,剩下的同志们还要过活。咱们把土豆种好些,好让留下的同志们吃。”说话间一度哽咽的说不下去。大伙听了艾老师的话一时间都沉默不语,只是镢头刨的更卖力了。是呀,相聚几年的战友要散伙了,那段时间大伙都显得恋恋不舍的。 很快走还是留的名单就公布了。按照去向不同,所有离开林场的职工分三批出发,第一批是去黄龙山林业局的,第二批去是位于黄陵县的乔山林业局,第三批就是去延安市林业系统的了。名单一公布,大伙就彻底定心了。走的同志开始做走的准备,留的同志一方面为走的同志送行一方面继续完成未尽的工作重任。 既然走的同志是一批一批的走,当然就是一批一批的送呗。送别去黄龙山的同志那天,我们早早就从保尔塬赶到了场部。好家伙,那排场大,人家黄龙山林业局不愧是砍树大户,有钱自然有车,光解放卡车就来了十几部都整齐地排列在我曾捱过了一个冬季那间没火炉子的教室前空场上。不一会,各连队去黄龙山的同志们在连队领导和其他同志的陪同下先后都到了,按照事先定好的车辆装行李上人,等领队一一核对好名单清点好人数一声令下车轮滚滚就要开拔。这时突然哭声、喊声、叫声、声声不停。走的、留的、要走尚未走的,个个感情澎湃有的更是泪洒现场。是呀,多年战友情深今天离别了,当然心里都非常舍不得。这战友的情呀,与其他情谊不一般,有的也许平时还有个啥意见别扭,一到这场合那就什么也没有了,唯有一片深情的战友情!有些本来感情就好的同志们这时甚也不顾了双方拉着手久久不忍松开。李世平同志再三下令开车可是接人司机们被大伙的战友深情感动的于心不忍迟迟不动。过了好一阵子这才在李世平同志的再三督促下,头车终于起步开始了行程。送行的大伙齐聚在那里眼见着车轮卷起的阵阵土尘滚滚而去逐渐消失在远方这才三三两两分头走了。 送别去黄龙山的同志们后,也许领导们考虑到这样送别对士气有些影响也许担心耽误革命工作也许其他顾虑,逐决定送别余下两批同志时就在各连队送别即可,不许再去场部送别也不搞送别仪式。同时场领导还考虑到为同志们健康加之传说有领导喝了掺有其他物质的酒明确规定送行便宴不得上酒!领导发了话各级自然照办不误。保尔塬去乔山的同志们,我们就送到塬畔大家挥手告别当然也有同志洒下滴滴深情相别泪悲情哭离战友们。 保尔塬最后一批走的就是我们去延安市的几位了。我们几位就在连队负责人“喝、喝、吃、吃”的欢送声中吃完了送别饭喝完了送别茶,安安静静的悄无声息的离去。当载运我们简单行李的大车从连部通往塬面大路的上坡道转向大路时,我回首望了一眼,看见留下的战友在高宏同志的带领下扛着工具沿着小道走向辽阔的天地继续为革命事业洒绿播青奉献着青春,我心潮澎湃眼窝热热的暗说“战友们啦,何日何时再能见面再能吃一锅饭再喝一池水再睡一张炕!” 到了场部,由于就剩下去延安市的几十号人事情就简单的多了。当时延安市林业局从市运输公司雇了公交车来装运我们。我们相互帮助把行李装上了公交车。数我的行李最简单,当年来保尔塬是一个铺盖卷一口小木箱,离开保尔塬还是那个铺盖卷那口小木箱。因公交车座位少,等行李装好后大伙上车有的就没有座位呢,我们就坐在自己的行李上静静的候着车轮启动的那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不一会,时任延安市林业局会计的贺怀清同志、著名果树专家彭登贤同志、林业种苗专家高庭才同志等领导上了车,贺怀清同志拿着名单一一点名后强调“查们这是出了山沟再钻山沟!到了延安后,大伙都得再钻山沟,种树护林。城里一个都不留,提前给你们说开了,有个思想准备。啊,开车!”而林场方面呢,都忙得各顾各去了谁也没有露面。 就这样,1976年6月6号,在组织上一声令下,我离开了战斗三年半的保尔塬,继续为祖国大地播绿撒青护花。在四十余载的革命加拼命生涯中因积劳成疾如今正与癌魔奋力搏斗以走完我人生最后的征程!但无论结局是啥,保尔塬的生活经历永远是我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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