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是我父亲的哥哥。大伯人实在的很。当年我插队时，大伯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一条，大伯干活从不叫苦耍奸，尽管大队书记生产队长都是他的晚辈，但分配他干什么农活大伯从不推辞而且都干的非常漂亮。 我插队时听庄里人说，1968年，当地兴起一股赌博风，不少人都不干活了纷纷外出赌博。我们队也不例外，年轻一点的都出去赌博。唯独大伯和几个老汉不为所动，照旧作务庄稼。由于大多数劳力都不在，大伯他们忙的不可开交，喂牲口，拦羊，种地、锄草、收割，等等，老汉们整日是忙了这头忙那头，真是起五更睡三更，每天累得不堪回首，但谁也没有撂挑子或者少干点。那年秋收，全凭大伯等几个老汉们辛辛苦苦种下的那些庄稼，不然可就跌下年成啦。面对大伯他们的成就，那些跑出去耍赌的个个都灰眉塌眼惭愧无比，纷纷发誓再也不耍赌了。以后果然我们队耍赌的风气再没有兴起过。 我父亲为人谦虚，很少提及他的革命征程。常常是因我们上学需要方给我们讲些他的经历。所以我们对父亲的革命历史也断断续续知道的不多。我插队时，才从叔辈们口中获知了一些。大伯曾给我说过，当年我父亲参加革命而且与他还有关的一件事。 大伯说，民国十八年大旱，父亲他们在米脂老家无法生活下去了，只好一路要饭逃荒到了安塞。一家人实在跑不动了，就在一处名叫庄科沟的沟岔，寻到了一个荒废多年早坍塌的房屋，草草收拾了一下栖身在此。那年已经十八岁的大伯给附近的地主当了长工，才十三岁的父亲则给地主放羊。就这样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转过年来实在无法忍受地主残酷剥削的父亲，在秋季的一天上午放羊时，遇到了刘志丹老前辈率领的红军队伍路过此地。父亲早就听说刘志丹的红军是为人民翻身奋斗的队伍，逐当即扔下放羊铲子跟随刘志丹老前辈走了，从此开始了他为党和人民的七十余载革命征程。 大伯说我父亲这一走，那可给家里人闯下了塌天大祸。晚上，当羊群被另一位放羊人赶回庄里后，得知父亲投了红军的地主叫来了大伯，跳着脚的大骂了一气。硬说父亲这一走把他们的羊给丢了三只。要大伯立马进山把羊寻回来“不然就给老爷赔！”大伯还说，地主的那个十六七岁的小名叫“萘货”的半不大小子拿着根鞭子，时不时的狠狠抽打大伯一鞭子，一口一个“羊寻不回来爷爷把你的皮剥了”、“报官！让官府把这些穷鬼都杀了”。 已经给地主干了一天活又饿又累的大伯，迫于地主的淫威，只好再进山去找羊。那个时候山里狼很多，那可不是光吃羊，还吃人呢！但大伯为了一家人的安全，免得羊找不回去地主真的报了官，国民党反动民团来进一步迫害家人。大伯不顾自己的安危，在山里找呀找，一直到天亮也没有找到。以后还是我三叔又进山来寻大伯，告诉大伯地主的羊根本没有丢“那狗日的存心整人呢！” 我插队在公社基干民兵连执勤时，曾陪大伯去县城走了一趟。路上，大伯感慨的告诉我，他们兄弟几个数他出门少“去县城这都是第一次”。而他这辈子走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到离山村近二百里开外的保安县与安塞县交界处梢林里，给当红军的我父亲他们送粮送盐“再就哪都没有去过”。 我奇怪的问大伯，既然我父亲当红军了，你为啥还要去给送粮送盐呢？ 大伯说队伍上的事他也说不清楚。那还是我父亲跟老刘（陕北人民对刘志丹老前辈的亲切称谓）走了时间不长，也就是刚过了年吧，有一个当时与我父亲一块跟红军走的邻庄的后生夜半三更的偷偷到大伯家告诉大伯，说我父亲他们都在保安和安塞搭界的梢林藏着呢。还说老刘被人给陷害不管事了，他们这些跟老刘的红军战士都躲了起来也不敢回家。只好藏在梢林里打游击，生活极为困难连盐都吃不上。说完来人就走了。 不等天亮大伯跑去告诉我奶奶后，着急的老人家当即要我大伯赶快去那边找我父亲“如果回不来就给送点吃的”。大伯逐背了些干粮和盐，连夜朝西川赶去。 大伯说那年冬天陕北雪大得很，去梢林的一路都是雪，大伯深一脚浅一脚的跌跌撞撞的好不容易到了梢林地。到是到了，可大伯一时半会却寻不到父亲他们的安身之地。那时也人烟稀少，连个打问的都找不到。何况人生地不熟的也不敢打问。 正当大伯在绝望之际时，有个也认识大伯的红军战士看见了大伯，大伯这才见到了父亲他们。由于惦记着家里人的牵挂也担心被敌人发现，兄弟俩人也没有顾得说上几句话，大伯把干粮和盐巴给父亲他们留下，连夜就急匆匆的返回家里。那次大伯一天一夜在雪地里来回走了三百多里地。 大伯给我说这段话时，是我随大伯去公社，当年大伯去寻找父亲，这条路是必经之道。因我那时对我父亲要我脱下军装去插队十分不满，所以路上慢腾腾的不好好走。 大伯见我如此，有点生气的批评我当年父亲他们为了打江山所受过的苦难“赶你后生尔格遭受的罪过（苦难）不知多多少！你还叫个甚苦呢！”。但大伯还是照顾我，走一阵就招呼我歇歇在走，就在我们爷俩歇歇的过程中，大伯给我讲述了他当年去寻找父亲给红军送干粮盐巴的事。当时大伯还感慨的说全凭那时年轻“放尔格不行了”。 大伯说的是很简单，实际上，大伯去找我父亲的举动是极为危险的，一是被白匪军发现是要杀头的，二来呢一旦被不明就里的其他红军抓住也是有危险的。 以后我问父亲，才知道当时发生了陕甘革命史著名的三甲塬事变，刘志丹老前辈受到无端迫害，他千辛万苦带起来的队伍也被迫解散。父亲那时刚参加革命，见刘志丹被无端端的下（缴）了枪关了禁闭，有的领导被当场杀害，他们这些伍才几个月的战士们都不知这是咋回事？只好跟着他们熟悉的几个班长从那边跑回保安与安塞之间的大梢林里，一方面寻机打敌人，一方面也躲避他人追杀。一直到刘志丹老前辈回来他们才又跟随刘志丹继续征程。 我插队期间，与大伯接触甚多，一方面觉得大伯受苦（劳动）非常实在出力，耐力特别好，干什么虽然有点慢但是持续时间长，不过就是能吃。我们这些壮小伙子吃一个两个窝头就饱了，但是大伯至少吃三个四个，而且还特别能喝水，即便冬天三九修农田，我们都嫌水凉基本不怎么喝，但大伯常常到小溪里砸开冰层取水喝，有时候还含块冰块。那时我要是随大伙出工背个军用水壶，但一壶水基本都大伯喝了。以后北京医疗队的大夫巡回诊疗说大伯患的是糖尿病要节食。大伯笑呵呵说庄户人，不吃饭哪能干的动活呢照旧海吃海喝。 我在富县工作期间，大伯的病很严重了。一次我到延安办事回家，大伯正在在堂兄的陪同下到延安瞧病。大伯见到我后，感慨的说“你大大这一辈子，解放前吃了不少苦，以后赶上了共产党领导穷人翻了身，才过了几天好光景。值啦。”。还叮嘱我要好好工作。 大伯去世时正值夏天。当我赶回山村时，大伯已经被所谓的“偷丧”就是未到安葬的日子提前装棺放入坟墓了。 等整个安葬仪式结束后，大伙正在吃饭呢。一位参与安葬的人突然发了病，上吐下泻浑身滚烫躺在地上人事不省，但嘴里还不停的说着胡话，声言是刚才安葬大伯时，“平司”把他的魂魄给招了进去所以才......。于是有人提议要按照平司的要求在把坟墓刨开重新安葬。身为民警的我当即反对。当时我说入土为安！已经埋了为啥要刨开！平司说的那都是迷信不能听。至于患病的那位“咱们马上送医院治疗即可”。 但在乡俗跟前，我的这番“指示”没一点作用。我的叔辈们，还有担任基层领导的堂兄们根本不听，反而喝令我速速离开“没你的事了，你只管回克（去）上你的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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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 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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