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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离日本有多远？ 信力建，教育家、杂文家、兼任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常务理事，《看世界》杂志名誉副社长、香港孔教学院终身荣誉院长、凯迪企业家理事会会长，中山大学、四川大学、肇庆教育学院客座教授。
在地小人多的日本，现代住宅讲求省地、小型化和内部空间实用性，日本民居的发展有很好的传统延续性，而且精致、简洁。
干净的街道
地理距离上，我们离日本很近，但在内心，却无限遥远 我记得我1996年第一次从香港飞美国的纽约，在洛杉矶转机，到达纽约时人已经筋疲力尽，感觉美国很遥远，在地球的另外一边。 今年6月29日，我们一行9人从广州新白云机场起飞，3个小时，就降落在大阪的关西国际机场，就好像坐国内航班似的。如果从上海起飞，更短，只要一个半小时。如果从辽东半岛的大连去日本，就更近，一个小时就到了。 从地理距离上看，我们的确离日本很近。 从文化上看，你到日本，到处能看到汉字，它的标识系统，你能看懂个7－8成，上洗手间、找楼层，你基本没有太大问题。 你再去日本的寺庙，比如清水寺，基本和中国的差不多，抽签、打卦，基本都有，日本光在古都京都，大大小小的寺庙有8000座。 再看日本人，和中国人差不到，所以很多欧美外国人是把日本人和中国人混淆，常问的一个问题：Are you Japanese? 虽然你在日本的大街上可以看懂很多汉字，但你根本听不懂日本人在讲什么，他也听不懂你讲什么，所以我们交流还得用英文，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日本人在日本土地上讲英文，就像鸡同鸭讲，很滑稽的一个场面。 为什么中日民众的心理具体比美国还要遥远？因为他们在心理上已经脱亚入欧，而我们在和日本人交往时，因为两国的特殊的历史和恩怨，交往比和美国人交往还要有障碍。 你看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庆应大学的创始人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他同时也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家，他的头像就印在日本的钞票上，你就明白日本人已经是香蕉人：黄皮白心。我们中国人，也就是他们所称的支那人，在他们眼里已经是落后的民族。 看看福泽谕吉《脱亚论》所写： “我日本国土地处亚洲之东陲……然不幸之有邻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此两国者，不知改进之道，其恋古风旧俗，千百年无异。在此文明日进之活舞台上，论教育则云儒教主义，论教旨则曰仁义礼智，由一至于十，仅以虚饰为其事。其于实际，则不唯无视真理原则，且极不廉耻，傲然而不自省。以吾辈视此二国，在今文明东渐之风潮中，此非维护独立之道。若不思改革，于今不出数年，必亡其国，其国土必为世界文明诸国分割无疑。” 1894年甲午一战，开始印证福泽谕吉关于中国的预言。 真是一声叹息！ 干净背后的力量 1996年第一次去美国，心理上很震撼，也很难受，一个5000年历史的民族，怎么和一个建国200多年的国家相差那么远，我们5000年不白活了？我们唐朝的GDP在哪里？我们宋朝的GDP在哪里？我们明朝的GDP在哪里？我们清朝的GDP在哪里？怎么都不见了？甚至，我们70年代的GDP在哪里？全部毁灭在我们自己人手里。 为什么我们勤劳不致富？为什么我们学习不进步？我一直在反省：我们的苦难，主要是内源性的，外患是次要的。 去日本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干净！比美国还要干净！花儿朵朵软件的马总去过基本所有的欧美的唐人街，发现日本的唐人街最干净。 日本不仅仅是大城市的主干道干净，连小街小巷都特别干净。日本一家学术出版社的老板晚餐后带我们去他的出版社和书店，在东京大学大门的正对面，要穿过一条小巷，当时还是晚上9点半，里面也是特别精致和干净，更让人吃惊的是小巷里的安静，更准确应该叫寂静。里面的路很窄，只能通行一辆车，但绝对没有乱停放。 我们去箱根的农村地区，住在当地的日式酒店，应该有国内4星的标准，酒店门口就是菜地和一条小溪，道路也是特别齐整，溪流很干净，连道路的标识系统都很齐全。在日本感觉不到中国的地区发展不均衡：城市像欧洲，乡村像非洲。 日本的干净绝对是全面的干净，全国的干净，不像我们仅仅是中心区、面子区的干净。 在日本，你看不到有人砍树，他们国内的树是绝对不能砍的。我在日本就没有看见裸露的土地，全部要么是柏油路，要么是草地。 你在大城市最大的感受就是，空气中没有灰尘，连他们的墙面和玻璃都是特别干净，汽车也很多，但是没有尾气，更见不到冒黑烟的车。 在东京三天，我们基本没有遇到塞车，我问导游为什么？导游说：在日本周一到周五，一般的人甚至是老板，都不开私家车上班，全部坐铁路和地铁上班，因为时间绝对有保证。在街上跑的基本都是营业用车。 日本的公共交通极其发达，日本的第一条新干线建成于1964年东京奥运会，到今天都运行得非常好，今天日本全国建成了覆盖全国的铁路新干线系统，效率非常高，他们的铁路像公交一样运行，和地铁、公交接剥得非常好，转车很方便。 所以像中国这么一个国家发展私家车是非常坏的国策，你看像香港、新加坡都限制私家车，而中国却对私家车没有任何限制，为了一点眼前的GDP，牺牲中国的长期发展潜力。 我见到北京一群高三毕业的学生游学访问团，他们到日本7天了，我问他们有什么感受，他们回答：就是比较干净，其他好像没有什么！ 难道日本仅仅就是比较干净吗？这干净背后难道真就那么容易吗？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没有公德心，所以我们乱扔垃圾。为什么我们乱扔垃圾？因为我们的眼睛里能容忍脏，为什么我们的眼睛能容忍脏，因为我们的灵魂能容忍脏。 一个人能容忍办公桌上的灰尘，他就能容忍工作的不完美。 干净和贫富没有必然关系，和追求完美有关。一个人可以穿一件打补丁的衣服，但可以干干净净。 我和你举个我们乡下老家的例子。我小时候，应该是30年前，中国应该是很贫穷吧，我们村就有几家人比较干净。为什么这几家人干净？因为他们的女主人爱干净。结果，我们村，也就这几家人有出息，孩子都考上大学，都成了才。 女主人为什么爱干净？因为她们眼睛里无法忍受脏，她们也无法忍受不完美的事务，他们总想把事情做完美一些，他们就把这个习惯传给了她们的孩子，她们的孩子也就比同龄人、比同村的孩子更追求完美、追求完善，所以他们有出息。 干净代表一个习惯，一种追求。广岛亚运会，开幕式结束时，全世界的人发现，几十万人日本人退场后，在体育场里，居然没有发现一张丢掉的废纸！是不是可怕的日本人？ 再给你们讲一个朋友的故事，他在日本三菱重工工作，卖印刷机给大陆的印刷厂，他有一次带一个国内一个印刷做的比较大的老板去日本参观，这个老板也做得比较大，发展得很快，有点志得意满。参观时，日本人让这个老板进印刷厂前把鞋脱了，当他从印刷厂出来，发现白色得袜子居然还是白色的，整个印刷厂全部是自动化生产，就没有几个工人。这和国内印刷厂环境是天壤之别。当这个老板回国后，到处都在讲这个故事，这件事给他极大的震撼。 我带队参观了东京的一所初中，他们的学校也特别干净，我们一进去需要换鞋，每个人有一个鞋柜，上面居然预先写好了每个参观团团员的名字。 出来后，我就在想：为什么干净这么简单的事我们都做不好？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我们的幼儿园不干净，小学肯定干净不了，小学不干净，中学干净不了，中学不干净，大学干净不了。我记得我1978年考上中大，当年的升学率很低，我们这些人也算是所谓“青年精英”，但当时男生宿舍之脏、之臭，实在是让人至今难忘，我就明白：我们这些人走上社会，社会也干净不了。 地铁里可怕的皮鞋声 我们住在东京厅附近的京王酒店，附近就有一个很大的地铁交换站，你早上来到这个地铁站，你看见洪水般的但有序的人流，但是基本没有人讲话，更没有人大声讲手机，你只能听见可怕的皮鞋声。 日本人做事是以不给别人添麻烦、不影响别人为原则，这已经成为他们灵魂深处的东西，已经完全内化了。 我们的孔子所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仅仅是在嘴上讲讲而已，我们的五讲四美三热爱，也不过是写在墙上而已。我们都是一群只会说，不会做的人，或者做也是做不到位的人，或做事打折扣的人，或者“说”是专门用来骗人的。 你看党章写得多好，宪法写得多好，我们的政治科作业写得多好，全部是说说而已，很多是不当真的。 后来有人说：为什么中国普通民众都不遵守红绿灯？因为这个国家的社会上层把宪法都不当回事时，你怎么指望这个国家的下层遵守红绿灯？新加坡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李光耀自己制定的规矩自己首先遵守。 日本的教育和我们有什么区别？ 我弟弟媳妇的姐姐晏青一家在日本已经7年，他们的孩子也在日本上幼儿园，我们晚上在一起聚会，我就特意问他们：日本的教育和国内的教育有什么不同？ 晏青告诉我：日本人特别重视幼儿期的教育，所以很多母亲生了孩子之后辞掉工作全职带孩子，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孩子三岁前是幼苗期，特别重要（中国也有一句古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旦孩子的成长出现问题，特别难修正。而且日本人认为：让男人工作更勤勉一些，强度更大一些，收入更高一些，让母亲回归家庭，等孩子3岁后再上班，对社会效率没有任何影响，但对下一代的成长特别有利。 另外他们对孩子培养的一个原则就是：七分饱、七分暖。他们基本不让孩子吃得太饱，也不怕孩子穿得太少，秋天孩子穿个单衣在外面玩水他们也不怕孩子受凉，所以你在日本基本看不到胖子。 另外，孩子生病一般不像中国一样动不动打吊针，他们认为孩子有很强的自愈能力。 日本人均寿命是全世界第一，这也说明日本人卫生条件、医疗条件、生态环境、饮食习惯、体育运动都做的很好。 日本的幼儿园特别干净，孩子一到幼儿园就要换鞋，不让鞋子上的尘土带进学校。 另外，我感觉日本的学校特别重视校服，他们的校服也特别漂亮，式样很多，做工很好，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重视校服？他们的回答让你耳目一新：一个人穿上制服，就是要告诉它：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任何一个人穿制服干坏事内心总有一种不安。 另外，日本人让人吃惊得就是，每个家庭都有家庭记账本，家庭主妇不记账是不可想象的事。 我记得在超市买东西，收银员一定问的一个问题是：是打印一张单吗？因为日本家庭主妇很多时候在超市买东西是分单打印的，以方便记账。比如文具归文具、书籍归书籍、食品归食品，这样她们每个月就能做统计，家庭理财的概念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在培养。 另外，日本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女人回归家庭，但是男人的钱袋却归女人掌控。每个月，女人给男人一些零花钱，但男人还有一些加班费可以做私房钱。 我问晏青为什么会这样？晏青的回答也是让我吃惊：女人回归家庭，如果再不掌控财政大权，这样女人就没有任何安全感，这样的家庭也不稳定，也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我带队参观了东京的一家中学，和他们的校长、教务长、心理辅导老师座谈。 日本的中学特别重视动手能力，家政、缝纫、空手道、体育、兴趣班全部开设，心理辅导老师的导入学生的日常学习，因为他们发现很多孩子很早就有心理问题，所以每一个学校都有一个专职的心理辅导老师，我参观的那所学校的心理辅导老师正好是一个华人，我就问了她无数的问题。 日本中学特别重视武士道课，他们每个学校都有专门的武士道馆，也经常有相关的比赛，他们认为，武士道课能培养孩子坚强的品格，永不服输的精神。 所以，我建议中国教育部能把中国的武术列为中学的必修课。我中学时就特别迷恋武术，少年的我渴望用暴力能改变世界，后来发现行不通。 任何伟大的理想都需要坚强的肉身能支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总是没有主动性、进攻性、侵略性的。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和科举制度就是培养了太多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光会坐而论道，不会起而行。 当时我问了校长一个问题：你们是怎么培养日本学生的对规则的遵守的？你们是怎么培养日本人视敬业为天职的？你们是怎么培养日本人服从精神的？ 大而不当的故事 正当我在问校长以上问题时，马董事长给我递了一个纸条：正心、诚意、平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后来我出来后，问他什么意思，他说，你问题的答案就在这几句话里。结果我就和马总辩论起来：中国人就喜欢讲这些大而不当的大话，就好像向天空射箭，一定命中目标，但是无用。 讲大道理很容易，但要明白大道理后面的小道理，小道理后面更小道理的，并能实行的人，才是真的深刻和伟大。 王阳明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知就是行，行就是知，知而未行，其实未知。很多道理我们好像是知道了，其实并没有真正懂得，因为我们没有起而行。 没有比敬业更好的爱国主义 在日本接受日本人最多的就是日本人的鞠躬，据统计，一个日本百货公司的电梯口的迎宾员，一天要鞠2500个恭。 我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就非常明白，要天天这么鞠躬多么不容易，支撑他们这么常年累月做的是他们视敬业为天职的理念。 比如我明天下一个命令，公司的保安明天开始给上班的客户鞠躬，明天他们可能能做到100％，后天他们可能就打95折，大后天他们打90折，最后不了了之。 我有一句口头禅：没有比敬业更好的爱国主义。 一个老师，爱你的学生，这就是爱国， 一个编辑，出没有校对差错的书籍，这就是爱国。 一个警察，保一方平安，把本职工作做好，这就是爱国。我最反对的一句口号就是：有困难找警察。这其实是一句很不负责任、也做不到的话，这话是一些政客做宣传用，给一线的警察添了无数的和本职工作无关的麻烦。 一个清洁工，把它负责的地方搞得干干净净，就是爱国。 在网上做一个爱国主义者，不用付出成本和代价，太容易了。我要问他一句：你本职工作怎么样？这是分辨一个真正爱国主义者的放大镜。 我们离日本有多远？ 很多没有去过日本的朋友问我：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到底离日本有多远？ 我就反问他：中国足球队离欧美强队有多远？ 他就说：就单个队员技战术水平、体能来讲，好像水平很近，但整个队一旦上场打起来又好像差很远，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赢的机会。 我说：你这就讲对了，中国和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差距，就好像中国足球队和欧美强队的距离，感觉差不远，但实际差很远。因为人家已经霸住位了，你要接近还容易，你要超越很难。 我们的生活水平上去了，生活品质没有上去，我们的生活品质上去了，生活品位没有上去。 我当时就讲了一个例子：中国很多老板也能买奔驰车当座驾，但是永远不要忘了，坐奔驰的民族和造奔驰的民族绝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你有100多万人民币你就能买一架奔驰S320，但你要造出同样价格性能比的奔驰车来，投资100亿下去，却未必能。 我这次也特意参观松下研究院，发现中国制造的一些幻觉。 很多商品背后印有Made in china,但其实是很多是组装在中国，设计不在中国，品牌不在中国、核心元器件不在中国、制造工具、机床不在中国，市场渠道不控制在中国，还有，很多精密制造也不在中国，更不控制在中国人手上。 我参观了日本出版业最大的一家中盘，东贩的物流中心，他们的配货差错率居然控制在万分之二以内，这个差错率相当于：你在一本新华字典里找到一个错字。日本真正强大不在于我们前台所看到的东西，而在于他们的后台，以及这些能设计这些后台的高素质的人才！ 日本明治维新的一个小细节 我记得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前，出了三次国。 第一次是去美国，卡特总统接待他，我想邓小平心情一定是不平静的：毛主席讲得不对，美国鬼子不是纸老虎。 第二次是访问日本，坐了日本的新干线，他也一定感慨万千：小日本不可小看。 第三次是去新加坡访问，李光耀对他说：新加坡原来是一个渔村，新加坡人都是渔民，很落后，我们经过20多年的学习西方，也能搞成这样，中国有很多人才，如果改革开放，一定会比我们进步得更快。 邓小平回国后下定决心改革开放。 但这次我在日本发现，日本人当年明治维新，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1871年，日本派出以财政大臣大保利通，工商大臣伊藤博文（后来成为日本首相）为首的100余人访问团，对欧美进行了长达22个月的超长期考察，对政府制度、司法机构、教育体系进行详尽的调查研究。当时的美国总统格兰特、英国的女王维多利亚、法国总统齐鲁、普鲁士皇帝威廉二世、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二世都会见了日本使团。 注意：日本的政治精英是花了22个月对西方的政府制度、司法机构、教育体系、包括宪法做了详尽的考察后，经过认真思考后才真正启动明治维新的，包括他们采用德国的宪法。 而我们的邓小平却是三次访问，每次几天走马观花式的访问后回国启动改革开放，（这当然有他在文革中对旧体制的深刻反省），他后来讲的“摸着石头过河”是他内心的大实话。 所以，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没有经过对西方认真研究后而实施的，就好像要拆一栋旧楼建新楼，旧楼还没有拆，就在旁边盖新楼，新楼的图纸还没有设计完毕，就开工了。结果旧楼和新楼交叉在一起，怎么拆旧楼也是一个难题。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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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29 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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