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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火娃 于 2016-11-7 22:56 编辑
作者 火娃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更加注重整个社会的变化。每天报纸的头版我都要反复看上几遍，思考几个来回。过去那些“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斗争哲学开始弱化了，而“安定团结”、“得人心”这样的思维在不断强化。这段时间我爸爸也从五七干校抽调参加省调查与“四人帮”有牵连人员的专案工作，借出差机会来盘锦看我多次，多数是到省五七干校调查核实情况的，而这些事过去根本轮不到他。
十年“文化大革命”，留下了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沉积了那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粉碎“四人帮”后，无数人都要急于表达自己的诉求，要改变自己的政治现状，争取获得新生。记得当时北京每天都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潮水般的上访大军，仅在北京党中央就组织了上万名老干部参加接访，千万知青心情也是同样的，他们也希望尽快改变现状。这段期间就如同千百万饥饿的人找到了食物、荒沙绝境中见到了水，黑暗中见到了一线光明，所以难免出现阶段性的“混乱”。
应该说，那段时间里广大知青的愿望和现行政策还有很大距离。所谓的知青运动已经步入了叉路口，道路的纷争，必然引起由上至下的思想混乱。那时，我自己也看不清知青的命运到底会是怎样？只能常常在心里背诵毛主席那段：“有利的条件和主动的恢复，往往还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我预感到知青问题还不会马上出现根本性变化，这期间知青工作一定会更难，更不可预料。下面我要讲的“血案”就是我在这个时期亲身经历的一件惨案。
那是1976年底，我仍带工作队在高家大队“蹲点”，抓知青思想稳定工作，其它部门也都分别包片到各大队。如，李德书记包何家知青清编大队；孙桂华副主任带工作队包邱家大队等等。那天，我和工作队副队长、农场党委委员、团委书记孙国林，沈阳三十九中学高中“老三届”的老知青、我们农场知青干部中的老大哥，也是我工作中的主心骨。
那天，我俩正在与高家大队新提上来的一名知青副主任谈话，这位副主任姓朱，是回城后又重返农村的“老三届”知青，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四人帮”疯狂鼓动“反右倾翻案风”最高潮时，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坚决与资产阶级思想决裂，重返农村干革命”的典型。我们农场回来两个，按地区革委会要求，这些人都要被安排到大队领导班子里，有条件要尽快发展入党。考虑她刚上来工作，与新知青不好沟通，在知青中又没有多少威信，我们想帮她理顺一下工作思路。
谈话到下午一点半钟左右，突然接到农场青工科刘科长电话，让我和国林马上赶到关家大队某小队青年点，那里有紧急情况，农场主要领导已经在赶去的路上。我俩预感到有严重情况发生，也没再问，就立即骑上自行车向关家大队赶去。高家大队离关家大队是路南路北两个大队，赶到小队也不足几里路，只是土路不太好走。当我俩骑得满头是汗、气喘吁吁地赶到事发青年点时，我俩都惊呆了。哭声、喊声、叫声、闹声会合在一起。、先到的农场领导和大小队干部、十几个男知青正在慌乱地把三个毫无知觉的“血人”，往农场那辆130车箱上抬，这场面让我有点震悚，顿时觉得头皮发麻，如果不是职责所在我是否敢有勇气上前都很难说。
第一个知青后背被用锋利的桶锹砍了一尺多长的大口子，血把棉衣棉裤都浸透了，没有担架，只能用被褥兜着抬上去，被褥很快也被染红了。第二个知青脖子被刚收镰不久的镰刀砍伤，脖子上连血带血沫子一齐向外涌，脸已经毫无血色，帮抬的人也都染了一身血。第三个知青，脑袋、脸、肩膀都被砍成血葫芦了，基本面目全非，身上还有其它伤，我判定他不是被一个人打的，应该是一帮人群殴的。我们俩赶到车前，三个人差不多都被抬上车。这时农场干部已经上了车（具体是谁？我俩后来都没回忆起来），总之，我俩赶来几分钟，汽车就快速启动直奔县医院疾驰而去。
我俩完全晕头了，什么情况？怎么处理？如们分工负责？成了丈二和尚。再看看四周围满了惊恐万状知青和老农，我们完全像在一场噩梦里。几分钟我俩才苏醒过来，振作一下，我俩强作镇静走近案发现场。更让我俩惊愕，原来青年点窗外一米远，还有个知青明显己经死在那里，他没流多少血，身体卷曲着，但身旁有一个被断裂的镐把子。刚进到青年点走廊，就感到有一股强烈的血腥味，走廊墙上有许多血迹，还有血手印，可能是受伤人逃生时留下的。进了里面案发房间，见到炕上还有一个知青死在那里，人己经被砍得体无完肤，棉衣棉裤差不多被砍烂，瞪着双眼，张着嘴、一只手向前伸着，非常恐怖。屋里墙上地下到处是一滩滩大小不一的血迹。
我俩没敢多呆，知道这里的现场需要保留，县公安局很快会来。我俩退了出来，找到保卫科一名干部和大队的治保主任。嘱咐他们安排民兵把现场保护好，不许任何人接近现场。然后我俩来到大队部，所有参与打人的凶手都集中在大队的一个房间里，由农场保卫科和武装部人员负责看管。我们没进屋只是在外面隔着窗户向里看了一眼，大约有五、六个人，或许在其它屋里还有被控制的。他们都散坐在屋里，没有对他们采取其它强制措施，据说这些人是打完人后主动到大队部投案的。这几个人几乎没受多大伤，个别人手上包着纱布，棉衣上有露出棉花的口子，还粘了一些血迹。奇怪的是这几个人，没有外面围观知青那么恐惧，到有点轻松释重的感觉。其中有的知青我好像在农场开会时见过，感觉他们不应该是所说的“后进知青”。
在大队部见到一位副主任，其它几个干部都跟车去了医院。他是听到信从别的小队赶来的，比我们到的还晚，所以也说不明白怎么回事。我问他青年点干部呢？他说：“都在那个屋里呢。”我和国林当时都楞了，原来打人的凶手都是知青干部？那位副主任伤心的点点头。不一会又来了两名其它小队青年点的带队干部，我们几个人简单碰了一下头。决定，第一要尽快把这个青年点在家的知青组织起来，把大家的情绪稳定下来。第二要控制好人员外出，防止案件没搞清楚之前，消息扩散到其它大队青年点，引起更大混乱。第三在对口单位没接到通知之前，暂时任何知青不得请假回城，防止引起广大知青家长恐慌。第四，由小队出人出粮安排一个条件较好的农户家做知青的临时食堂，确保知青们能正常吃上饭。并动员农户帮助安排好知青的住处。第五，大队负责做好准备安排好对口单位领导的接待工作，请大队知青带队干部先把汇报内容准备一下，事情已经出现了，希望实事求是，不要遮遮掩掩。最后国林还要求大队注意一下，把打人的和被打的两部分知青家长分开安排，最好别在一个小队。大家都很赞成。
这次事发太突然，而且这是农场知青从下乡以来，从没发生过特大血案。开始时难免有些手忙脚乱，不过很快就好一些。有了大致分工，保工科负责协助公安局调查处理案件；农场李书记、结合到农场革委会的带队干部（副主任）泰子权、对口单位负责处理事件的领导，共同负责死伤知青及家属的善后工作；青工科负责伤者抢救的协调工作；我和国林暂时留在关家大队，带领部分农场干部抓好知青的稳定工作和知青管理情况调查。国林是关家大队（那时叫十一营）出来的，对那里的人比较熟。
就这样我俩白天在关家大队工作，晚上再回到高家工作队，每天往返两个大队之间大约有十多天。最辛苦的是国林，那时他已经结婚，爱人在兴隆台油田工作。在工作队时他每天骑自行车要跑三十多里地来上班。处理这件事以后，他偶尔还要回家一趟，这就得每天往返近百里路，冰天雪地的这绝不比他刚下乡时好受多少。
当天晚上虽然老农们给知青们做了可口的饭菜，但基本都剩下了。大家都吃不下去饭，我和国林也一样，心里就是一个劲儿的堵得慌。饭后我们在大队部给这个队的知青们开个会，直到晚上十一点多钟，大家也不愿走。这个青年点在我们农场不算大点，有四十多人，都是“七四届”以后下乡的知青，父母都是一个单位的。当晚开会有三十来人，其余人都在医院，准备随时为抢救伤员输血，其它大队青年点也准备一些献血的知青。在会上我和国林都基本用谈心的语调讲了许多话，我们说：大家都是知青，远离父母，远离家乡，有什么事不能好好商量，冷静一点处理问题呢？闹矛盾、搞不团结，甚至造成矛盾激化，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即便你们有再多的理由，打死、打伤了人能不负法律责任吗？死者、伤者的家长得有多大的痛苦？那些打死、打伤人的家长又得多么伤心？咱们所有知青家长今后对我们还能放心吗？大家得好好想一想。我们这个农场从六八年“老三届”下乡以来，先后有近四千知青，但是从来没发生过这么严重的事件，大家知道这影响有多大吗？随后你们父母单位领导和家长们都要来，我们该怎么面对他们？大家都还年轻，今后的路还很长，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应该做这种毫无意义牺牲自己啊。”我俩尽量以老大哥哥的口气讲话，会上大都数知青都哭了，许多人在会上主动检讨自己，与互相不团结的对方道歉。
后来我们了解到，这次打人和被打的双方家长都是沈阳市同一个新成立不久的单位职工。打人一方多是青年点新上来的知青干部和生产骨干，与被打一方长期不团结，将他们视为“后进青年”。由于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加上当地的大队、小队干部疏于管理，带队干部不善于沟通，大队老知青干部回城和调出较多，新的知青干部热情有余经验不足。青年点风气不正，被打一方经常打骂和欺压这些知青干部，积怨不断加深，最后一些知青干部决定用暴力方式解决问题。事发当天，双方再次引发矛盾后，被打一方的五个人集中在一起边吃边聊时。对方误认为这些人在密谋什么行动，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便发动了突然袭击，最后造成了二死三重伤的严重后果。一批年轻人由于简单、冲动，付出了他们本不该承担的生命和法律的代价，也给他们父母留下了终身的伤痛。
以这段回忆作为“我所经历的1976”这段回忆的收尾，总觉得有些沉重。但最后这段的知青历程本身就很沉痛。后来发生的“北大荒”知青大返城风暴、云南十万知青回城大绝食“抗争”都证实了这个时期的基本现状。这就是我作为一名农村基层知青干部经历的1976年那个不平凡的一年。
两年之后，党中央果断决定结束长达十年的大规模“知青运动”，我认为这完全是因势利导的英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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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7 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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