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1976（九）接受新任务

火娃

                                  作者   火娃   

       1976年10月末，我这次特殊的党校学习生活终于结束了。学员们各自返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这段学习生活虽短，但经历却非常难忘，这期间我所听到的、见到的、经历的远比在农场那个小天地里要多得多，特别是在这场历史大转折中感受到的更多、更深，仿佛心胸和眼界都不大一样了。
      我回到农场不几天，县委组织部来人找我谈话。他们说经过农场党委考察和推荐，县委组织部审查批准，决定任命我为农场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这个宣布当时对我来说并没感到突然，因为之前党委负责组织工作的杨春城副书记和组织科高振武副科长已经向我征求过意见，希望我能有思想准备，但谈话时我心里还是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      
     一方面我真心感谢组织上的信任，因为这种信任从“文革”以来对我确实太不容易了。记得上中学时，部队来挑选解放军仪仗队兵（那时不像现在个头要求这么高，1、71至1、75米即可），我和另班的一名同学被目测入选，政审时我们双双下来了。七零年前后，中苏关系紧张，全国大备战，市里在部分学校里成立“武装红卫兵”，还发下来一批步枪。要知道在那个阶级和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能被组织上授予一杆真枪，就好比得到一份红色身份证，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哪个不渴望呢？我那时是学生连的连长（学年级的头头），可这“武装红卫兵连”名单竟没有我，我有情绪，找了工宣队，可有位工宣队员说我没资格拿枪。下乡后一次征兵，当时我是一营（袁家大队）民兵副连长、团总支副书记，连队知青指导员、团支部书记。征兵来的部队干部很看好我，还找我谈了话，体检也完全合格，可政审时农场武装部硬是没通过我，还把我父亲的所谓“特嫌”说成是“特务”。每次打击都让我感到一种莫大耻辱，可那就是现实呀？后来我被农场从一营调到知青较多，管理难度较大的十二营（邱家大队）任主管知青工作的副主任。当时全农场这层干部中知青虽然不多，但没有几个不是党员的，只有我是个党外的大队副主任。应该说下乡以来，农场各级干部和知青们对我还是很信任的，他们相信我，可那时候的政策不相信我。海城大地震时，我用实际行动回报了当地人民。地震后，我受到“通令嘉奖”，十二营党支部和农场党委抓住这个机会，及时审查并批准了我的入党请求。不久农场党委又把我调到当时问题突出、矛盾尖锐的四营（四十里大队）任党支部副书记。两年中，我和班子一起把那个乱摊子又重新搞起来，成为全县的先进单位。说实在的，那时我也和所有知青一样无时无刻不想着回城，这段时间是我家里最困难的时候，父亲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我们兄妹四个，有三个下乡，母亲身体不好，一家人一年都很难团圆一次。另一方面，我面对组织上的需要和信任又能如何选择呢？我父母即使他们最得不到组织信任的时候，也一样坚定的要求我们这些子女要坚信组织，时时刻刻听党的话，何况我今天又是一名共产党员。可我心里非常清楚，接了这个任务就意味着我可能还要在农村工作很长一段时间，甚至真的要在农村“扎根六十年”了。尤其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走到今天，形势已经大不如前，人为附加在知识青年身上的那些“光环”正在逐步退去，“革命的生力军”已经成为社会的严重负担。我这个当年的“小知青”眼下也变成了地地道道的“老知青”，当年一起下乡的同学纷纷回城。过去回城时一些领导慰问、单位邀请、座谈会、报告会如今什么的都没了。每次回家见到一些不太熟悉我的人，听说我还在农村，都不免怜悯地鼓励我几句：“好好干，争取早点抽回来。”每每听到这些话，我心里好比针扎的一样难受。
        县委组织部同志说什么话我基本没听进去，但是从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出发，我当时还是坚定的表示：“我感谢党组织的信任，服从组织决定，我一定要在党委的领导下努力工作，坚决做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请党组织放心。”
      那时虽然粉碎了“四人帮”，可是知青工作形势却没有什么大的改观，相反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更复杂了。当地部分干部对知青工作往往不敢管、也不知道该怎么管了，因为那时中央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基层干部们哪知道该听谁的呀？不少大队干脆，一味的把知青管理工作推给了知青带队干部。知青们也越发感到上山下乡并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儿，而是当时完全是国家不得以而为之，再说多少冠冕堂皇的话也没人认真听。每年接收的新知青积极主动下乡的极少，完全失去了当年“老三届”上山下乡时那种冲动。因为后几届的知青成长经历就很复杂，他们大部分从上小学那天起就是自己拿着小板凳上学，那叫上“抗大小学”，所谓的“抗大小学”是不得不冠以的美名。原因是“文革”期间所有的学校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大部分学校连一块完整的玻璃都没有，桌椅板凳都成了之前造反派“文攻武卫”冲动时的“战斗武器”，想找一张完好无损的桌椅比登天还难。中学装不下大量小学毕业生，就把不少小学直接改为“戴帽中学”，这样小学校又不够用了。所以真正社会主义的“阳光雨露”他们从小就没沐浴多少？而那些懵懵懂懂的“革命”、“造反”的概念却让他们接受了不少，当然这是就总体而言，不排除一些家庭教育、个人学习自觉的优秀青年。这段期间是我们知青工作中出事最多、工作最困难的一个时期，之后工作中的许多事更让我刻骨铭心。
      根据党委的决定，上任没有几天，我就带领一个由知青和带队干部组成的工作队，进驻了当时知青问题较多、情况比较复杂的大队，协助大队党支部做好知青的稳定和管理工作，同时查处违反知青政策的问题。我在农场这一干又是两年，直到七八年盘锦大批知青清点前，我才和部分知青干部一起被抽调回城，结束了我整整六年的知青生活。

阿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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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林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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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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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夏居士

欣赏朋友好文章！

火娃

谢谢两位领导的鼓励。问好！

火娃

阿强 发表于 2016-10-26 22:30
欣赏朋友的——我所经历的1976（九）接受新任务

这一次，也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很大历练。问好阿强朋友！

火娃

林林五 发表于 2016-10-27 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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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林林五朋友的鼓励！问好！

火娃

申老李 发表于 2016-10-27 08:31
欣赏朋友的精彩佳作！上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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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娃

阳夏居士 发表于 2016-10-27 08:46
欣赏朋友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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