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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迎接一万年以来的大变局 文|鞠建东 作者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教授 一、人类面临一万年以来最根本的变化 目前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激烈的变革时代之一。大概一万年以来，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将在50到200年之间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史无前例的。在之前的历史中，人类也曾遇到过重大的变革时代，比如说人类学会使用工具的时代，但是，过去的根本性变革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这一次的物种变革却有可能在50到200年、几代人之内实现，因此这一次的物种变革会激烈动荡，我们正在迎来一万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 这一次的物种变化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生物人和机器人将有机结合。可以预计，在50年到200年之内，人的一些器官将可以更换，人脑将和计算机芯片以某种方式结合。因此，人类作为生物人的时代将落幕，而生物机器人的时代将开始。 其次，精神和物质相统一。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物质世界和以网络为代表的虚拟世界相统一，而虚拟世界主要由精神世界来推动。我们现在全力推动的“互联网+”也是这种趋势的体现。第二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经济发展将越来越多地由ideas推动，思想创新和知识创新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们现在倡导的“万众创新”反映了这种趋势。推动经济发展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一定从物质世界的“生产实践”中来？不一定！从上个世纪到到现在，经济学的一大成果是认识到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可以用全员要素生产力衡量的生产力（productivity）的进步，而生产力的进步是由创新、人力资本、制度的进步等推动的。那么，创新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Robert Lucas）写了一系列文章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想法（ideas）在天上飘， 人们的大脑捕获了这些想法，用来进行创新。创新项目或者降低了现有技术的边际成本，或者提高了现有产品质量，或者创造了有需求的新产品，这就会推动生产力的进步。Ideas 真的在天上飘吗，我们怎么看不见呢？哈哈，这是个有趣的问题，看不见不一定没有。我专门问过卢卡斯，“ideas”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可能用完？他说：“管他从哪里来的呢，将来万一用完了再说，反正so far so good。”按照卢卡斯的说法， ideas 不可能全部从物质世界中来，不可能全部从“生产实际”中来。所谓创新是创造物质世界中没有的新产品，创新的源泉因而不可能完全基于物质世界，创新的源泉一定部分地来自于天上飘的ideas。 再次，个体与总体相统一。在一个生物机器人的时代，每个人的大脑芯片都是以一定的程序相连的，单个人在物理边界上不再独立。人，最终将成为集体、社会的一份子。个人与社会，或者说个人与众生，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古代的人类导师就认为个人与众生是统一的。实际上人与人在生理上也不完全独立。10多年前我女儿头疼，我也会跟着头疼。母子相连，父女相连的例子很多。我们这个时代只不过把人人相连以更加显性的方式表达出来。智能手机也就是不到10年的时间，现在人们已经是通过“群”连在一起了。 人类正在进行的物种变化大概会在50到200年完成。而这种变化的方向主要会在今后50年奠定基础。50年意味着什么？我们这一代人干20年，你们这一代人再接着干30年。我们这两代人的作为，基本上决定了人类物种的变化方向，决定了今后200年人类的走向，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类今后一万年的发展。 二、全世界都面临着根本思想创新的挑战 人类面临物种变化，最重要的是适应这种变化的思想、理论、文化的根本创新。我们很多人认为，只有中国这样的相对落后的国家才需要思想、理论、文化的创新，而中国的思想创新，只要“国际化”，只要学习西方的“普世价值”、“先进理论”、“先进制度”就可以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中国的思想界，经常忽略西方主流学界近年来，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思想变革的讨论。思想的变革和创新不仅仅是中国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全世界的需要，是全人类的需要，是人类物种变革的需要。 思想上、理论上的创新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事情，西方世界同样面临根本的思想、理论和文化的创新。例如，是否需要干细胞，是否可以克隆人，如何保护环境，隐私权和信息时代的冲突，宗教与宗教的冲突，科学和宗教的冲突，资本主义与不平等，专利保护与药物的提供，一人一票的民主与金钱政治、政府效率等等在美国和欧洲都讨论得非常激烈，而且没有答案、没有共识、没有方向。 从这一角度来看，奢谈“普世价值”可能导致人类在思想创新上固步自封。所谓“普世价值”主要两个来源：第一是近五百年来，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的实践总结，第二是西方主流宗教。固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在一定范围的国际社会之内，可能会存在着一些流行的观念，这些观念容易被视为“普世价值”。但真正的“普世”应该是“普适”，即放之四海而皆准，天荒地老而皆适。宇宙的演化以百亿年为时间单位，地球的演化以十亿年为单位，而我们则用过去三五百年的时间段去推测什么是“普适”，用不到1千万分之一的观察值去推断“永恒”的“价值”，是不是有点太勇敢，太夸张？“普世价值”无视人类面临物种变革的时代特点，希图用旧的思想体系指导物种变革之后的人类，压制根本的思想创新，从而可能阻碍、扭曲时代的发展。 三、创新会在哪里诞生？ 这一次的根本思想、理论、文化创新会在哪儿诞生呢？成为根本思想创新的地点大概需要有四个条件。 其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传统文化思想已被打到，至少不能太强势。经济学上有“创造性的毁灭”（destructive creation ）一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根本思想创新的诞生地首先要经历一个传统文化思想被打倒的过程。人们在思想上是空白，才有动力去创造新的思想，当地社会也才能够容忍新思想的诞生与传播。1793年乾隆帝给乔治三世的书信中写到，“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乾隆帝的清朝以“天下上国”自居，意识不到崛起的西方文明，他所主导的大清不可能实行思想和文化上的革命。现在的美国人民同样以“天下上国”自居。我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生活了20年。俄克拉荷马大概是美国最保守的州之一，民风淳朴，大部分居民每到周日必去教堂，美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不说其他，就是让一般居民同意不再拥有枪支都极其困难，何况其他物种变化所需要的根本变革了。 其二，这次根本的思想创新是技术推动的，因而需要人民对密集的大强度的技术变化有直接的体验。我们这代人的少年时期，农村是牛耕地，照明用豆油灯，生产力水平和2000多年前的孔夫子时代差不太多，到现在的汽车、高铁、手机。30年时间基本上经历了人类2000年的技术、生产力变化。 其三，这次的思想革命的三个特征，生物人向生物机器人的转变、精神与物质世界的统一、个体与总体的统一都需要诞生地有强大的一元论、天地人合一的文化传统。西方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相分离的二元论思想传统不能适应这次思想革命变化的要求。 其四，思想诞生地要足够强大，是大国，对世界有强大的影响，可以担当主导世界变化的大任。 纵观这四个方面的要求，传统文化思想被打倒，对大强度的技术变化有直接体验，拥有一元论文化的传统，是大国。不难推测，中国完全可以成为这次人类思想根本创新的诞生地之一。 四、要有思想自信 当今世界，迫切需要思想的根本创新。我们能够实现根本思想和理论的创新，从而为人类物种变革奠定思想理论基础吗？我们有这种思想、理论的自信吗？ 自信来自哪里？首先来自经验和教训。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这个民族（包括港澳台）对现有的几乎所有的思想理论都做过尝试：无政府主义、资本主义、民主体制、共产主义、权威主义、实用主义等等。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100年来对几乎所有思想、理论都进行了探索，拥有来自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任何思想、理论都有正反两个方面。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的自信首先来自于对各种思潮的正反两方面的深刻了解。中国人民在思想、理论上是成熟的。中国大概不会发生像俄罗斯一样，出现几个美国教授弄出一个休克疗法就把俄国经济搞垮了的事情。现在拿斗私批修、或者全民选举等等来忽悠中国人，不是很容易的。 其次，尽管有惨痛的教训，比如文革十年的动荡，我们在各个时期的思想理论创新，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理论，都闪耀着天才的光芒，指导中国70年来从弱到强。过去70年中华民族在思想理论创新上的成功使我们有一定的底气。正是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和鸟笼经济理论，白猫黑猫理论指导了中国的革命和改革。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这一次还是能不唯上，不唯书，只为实，实事求是，实现人类物种变革所需要的思想理论创新。 第三，我们在思想、理论上是开放的。 只要对于中国发展有利，只要对思想创新有利，不管思想来自何方，是来自世界银行，还是来自美国高校；是来自南美的经验，还是来自中东的教训，我们都学习，我们都虚心接受。华人学者、研究者、实践家遍布世界每一个角落，来之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思想创新都会汇集到华夏大地，百川归海，终会形成思想的巨涛！ 五、要有思想解放 中国经济面临困境，下行压力越来越严重。我认为，中国目前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最大的困境是思想的困境。中国在1949年以后首先学苏联，1978年以后学美国，现在没人可学了，思想失去了方向。中国社会的变革总是伴随着思想的解放。没有遵义会议之后的思想解放，确立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成功；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解放，确立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就没有改革的成功；这一次的中国经济困境同样要求思想的解放。 第一，我们的思想需要从行政控制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中国地区差别极大，结构调整全国一刀切，所有地方都在谈创新。上海要创新，搞服务行业，贵州也创新，也搞服务行业；全国最富的昆山县调整制造业，贫困县也搞科技创新园，也调整制造业。从人均GDP两千美元到两万美元都搞一样的结构调整，这有问题！在上海需要退出的行业，很可能正是贵州需要进入的行业，上海贵州怎么能用一样的政策？什么是国家管的，什么是省管的，什么是县管的需要理清楚。结构调整，改革不能全国一刀切。不同的省，不同的县条件千差万别，改革发展的战略、措施当然也千差万别。离开了省、县的主动创新改革，全局的结构调整、创新改革很难实现。回顾1978年以来的改革，为什么当时的改革能够成功？答案是三个积极性：调动了市场的积极性，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调动了中央政府的积极性。这一轮改革，如果县级政府，各大城市政府的主动性、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改革将行动迟缓，动力不足。现在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出国学术活动要报行政部门审批，不仅日程要报批，学术报告题目、内容简介也要报批，每天的行程都要报批。谁批？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怎么知道学者的学术报告是合格还是不合格？行政控制不能干预学术研究，自由的学术环境是思想创新的必要条件！ 第二，我们的思想、学术研究要从短期、局部的利益驱动中解放出来。学术研究现在流行数字化管理：发多少文章，发多少A文章，每年发多少A文章；拿多少项目，拿多少重点项目，每年拿多少重点项目。怎么克服局部、短期利益的冲动？评价体系需要关注长久、实质性的影响，需要关注根本思想、理论的创新。国家、地方都花了很多银子，也有不少富人捐款，但是大部分这样的项目都是支持“世界一流”的研究，都需要考核是否有“世界一流”的成果。根本性的思想、理论创新怎么考核呢？ 如前所说，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需要调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三方面的积极性。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实际上都构成全国市场的一部分。把地方政府从短期、局部利益的驱动中解放出来，并不代表把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动作用排除出去。通过制度设计使得地方政府的行为规范化，使得地方政府关注长远利益，使得地方政府能兼顾地方和全国的利益很可能是这次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 第三，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思想要从西方主流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经济思想是有路径依赖的，是以经济实践作为背景的。当代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体系以欧美的经济实践为背景，最主要的理论模型都是基于对欧美经济问题的总结。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不能够用以欧美实践发展出来的思想来解决。举个例子，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汇率处工作过两年，汇率处确定均衡汇率的基本方法很简单，假设汇率升值的时候，出口会下降，进口会上升。所以写方程式，左边是经常项目平衡（current account balance），基本上就是贸易顺差，出口减进口，右边是汇率的函数，调到经常项目平衡等于标准值（理想值是零）的时候，就是均衡汇率。中国目前的情况是仍然有巨额贸易顺差，但是现在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主流媒体认为中国的汇率还需要升值。问题在什么地方呢？理论不对，思想不对。所以目前中国汇率的问题，首先是思想上没有突破、理论上没有突破。 中国经济制度的改革有没有目标模式？理论界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以现代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的市场经济制度为改革的目标模式，认为现在的经济制度是“转型经济”，因而下一步的改革就是“民营经济主体化，产权明确化，要素市场化”，建成像美国那样、但不是像拉丁美洲那样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第二种看法，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出了一种“中国模式”，有别于美国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但是对“中国模式”的内涵众说纷纭，“改革永远在路上”。有意思的是，即使是同一个学者，也可能既在某些方面有第一种看法，又在另一方面有第二种看法。回顾中国历史，闭关锁国造成落后挨打，照搬西方某种制度的建设也从来不成功。照搬苏俄的“中心城市暴动”模式没有成功，照搬西方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也很可能前途堪忧。 我认为，只有现代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看起来不那么高大上的“中国道路”，才是我们改革开放、制度建设的康庄大道。这一次的改革将是对建国以来所有推动了社会发展，改善了人民生活的制度建设的总结和升华；将是对1949年以来农村合作制度，赤脚医生制度，开门办学制度，土地承包制度，民营经济制度，产业政策制度等所有推动经济发展的制度的总结和升华。 提一个观点供批评。我认为：以中小城市，尤其是县城和县级经济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发展战略是我们今后一段时间改革、开放、发展的主要战略方向。以县级经济为中心，调动县级政府和市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如果说目前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垂直式的改革，那么以县级经济为中心的改革就是平行式的、网状的改革。以全国市场为网，县是节点。以县为中心，平衡中央、地方，平衡计划、市场，平衡政治、经济，平衡改革的渐进与突破，平衡城市、农村，平衡对内对外两个开放。在现代网状经济中，县城是纲，纲举目张！ 你们是精英， 承担着人类历史发展的使命，中国经济变革的使命。落到实处，就是思想创新和理论创新的使命。我寄希望于你们，在这个伟大的时代，能够冲破思想上的束缚，能够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创新。不要唯书，也不要唯上，认认真真，踏踏实实，把中国、西方的理论运用于当代的实践，把中国的事情搞清楚，把思想问题、理论问题搞清楚，创造性地提出理论，解决问题，这样才不会辜负这个时代。 此文系作者2015年9月12日在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研究生新生入学大会上的致辞，发表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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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2-8 11:00
{:kaf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