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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大周刊》】
冀州抗战期间之最
抗日战争时期，河北省冀县（今冀州市）同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饱受日本的侵略和蹂躏；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年之际，把期间“之最”予以整理。 1939年2月9日，日本侵略军用一个旅团兵力占领冀县城后，留一大队据守，拥有步、马、炮、工等兵种约千余人。不久，域内大部分村庄被占领。还于1940年建立了所谓“模范县”。日本侵略军在冀县构筑了48个据点、炮楼。直接残害军民5688人。直到1945年8月17日，被迫逃离。
最大的惨案 日寇使冀县满壁弹痕，尸骨遍野，“村村有哭声，日日添新坟”。他们制造了多起惨案， 路家庄村惨案，是伤害最大的。 路家庄村，今属冀州市官道李镇，位于冀州市域西北部，地处冀州、衡水桃城、深州、辛集交界处。1938年底，在该村进驻的一支“民军”团长派了几名士兵，把1面日本旗扯了下来。1939年3月21日晚，日本侵略军出动110师团2000多名鬼子乘72辆汽车，携带机关枪和小钢炮，由石门（今石家庄市）方向开来。22日早晨，日军10辆汽车停到村外，300多名日军跳下车拉成扇面形，端着枪向村子逼近。借助南风向村里施放毒气、发射催泪弹。“民军”和村民被熏得眼流泪、淌鼻涕，头晕、恶心，浑身瘫软，还有的浑身痉挛。日军则趁机用机关枪和小钢炮向村里猛烈扫射和轰炸。傍晚时分，又有60余日军前来增援，日军进村后，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路家庄村陷于血泊和火海中。 张凤彬家燃起大火，奶奶、母亲被烧死在家中，弟弟张凤臣被枪弹打死；高老亮被刺刀挑死，怀抱婴儿的儿媳被打死后，不满周岁的婴儿也惨死在日军刺刀下；村民商林玉同日军搏斗，几个手指被日军砍掉，鲜血四溅；医生张聘卿被怀疑是“民军”军官，日军将其抓住后严刑拷打，并残忍地剁去双手、挖掉双眼、掏出心脏。这天，在商东真家里就有6人被杀害。张德祥妻子活活烧死在屋里，八十多岁的老爹端水救火时，被站在后邻房上的鬼子开枪打死在院子里。当时，藏在他家的张立兴的娘刚出去就被打死在墙外。
23日早晨，鬼子到处抓人，杀人的手段更残酷了。凡是夜里没有烧毁的房子、家里还有人的，鬼子就用“开门打枪”的办法，谁去开门，谁就被害。张老希（三麻子）在镜子铺前被鬼子打了一枪，倒在地上还没死，鬼子拿起铺子里的木锉插进他的肚子，惨被杀死。对几个青年人，鬼子用铁丝绑住胳膊，用刺刀刺后泼上汽油，点火楞烧。对于16名“民军”，鬼子捆串成一串，赶到村东官道上，全用机枪打死了。 23日凌晨，穷凶极恶的日军见还有未被烧毁的房屋，就用炮火再次进行轰炸。全村火光冲天，到处是哔哔剥剥的响声，哭声、喊声一片。 在这一惨案中，日本侵略者屠杀军民237人，烧毁房屋700多间。 在战斗中，“民军”表现得十分勇敢。狗翻译问一个受伤的“民军”： “你是什么人？”回答：“当兵的。”又问：“愿死还是愿活？”回答说：“要杀要砍随你的便！”有位大个子战士，头上裹着青色头巾，被扒光膀子捆着双手，从村西头押往十字街，他随走随大声喊：“宁做刀下鬼，不当亡国奴！”这一仗，“民军”打死敌人也不少。鬼子撤走时，光尸体就运走了6卡车。
最狠毒的摩擦 1939年1月4日，刘伯承、宋任穷由南宫到冀县，与在冀县的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就团结抗日、解决冀南地区摩擦等问题进行会晤，因鹿的搪塞、无诚意，未取得实质效果。1月22日，鹿派兵2000多人，在今码头李镇宋家庄村将八路军东纵2团8连指导员何宜昌等22名指战员投入一眼水井呛死，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宋家庄案件”，摩擦进一步升级。
最贪婪的经济侵略 冀县盛产棉花，侵华日军把冀县作为战略要地占据后，大肆进行经济侵略和掠夺，攫取经济利益。 侵华日军安排专人搜集了一部民国18年出版的《冀县志》，勾画了沿河码头图；每到一处便打探棉花和皮毛行情，并绘制了一张《冀县产棉分布图》。 1939年2月9日随着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占领冀县，一批不穿军装的日本商人进了县城，他们在城内水瓶花坑东上沿挂出了“东棉洋行”(简称”棉行” ，下同)的招牌，直接指挥者是驻冀县的日军小队长中谷。“棉行”打着指导冀县农民种植棉花的旗号，执行侵华日军陆军部交付的《华北的植棉计划》（简称《计划》，下同）。按照这个《计划》，他们首先把当地的棉花控制起来，进而将冀县变成他们在华北的供棉基地之一。 “棉行”的具体业务活动有两条，一条是搜集冀县及附近各县的棉花情报，直接送日军驻石门棉产部特务机关长；另一条是派出大批日本商人，在棉警队的护拥下，从棉产区各村农民手中大量抢购棉花。他们在冀县，以及附近新河、宁晋、束鹿、南宫、枣强等县设立了十几个收棉点，用高出当地一倍至两倍的价格抢购棉花。1939年一春一秋他们就抢购棉花21万担(籽棉)。“棉行”的日本商人，先是将这些籽棉通过陆路和河运直接拉走，后来在城内建了轧花厂，就地加工成皮棉再运走。 侵华日军借助武力抢夺。1942年4、5月以前，主要是派棉警队和日本商人下乡用武力夺取和抢购农民手中的棉花。1942年4、5月以后，主要是掠夺粮食和其它财物。由棉警队和日伪人员随从“讨伐”的日伪军下户翻抢，并伴随扣压、逮捕伪村政人员或老百姓，说他们是“八路”，乘机向村中和户里敲诈勒索财物。例如，1942年秋，他们扣押了南小庄村(今南大庄)和阎家寨村看青的民兵队长，分别让村中送去2000斤棉花和1000元的“保释费”。 侵华日军在冀县进行经济侵略和盘剥达6年半之久，日本人共攫走了多少资财?很难做出完全精确的统计。后来，原在日伪“合作社”任职的部分人员回忆，6年多，日本侵略者从冀县攫走的主要物资、数量及价值，皮棉4800万斤，土布180万斤，油料600万斤，粮食400万斤，铁72万斤，总价值127亿元（法币），按当时冀县人口266424人(1937年统计)算，每人平均负担48838．4元。与此同时，侵略者还从民间抢劫了大批金、银、珠宝和文物，因无法估价，尚未计算在内。仅仅1942年一冬，他们就从冀县弄走铜锡20多吨。1943年，他们运往衡水火车站的棉花总计约有2100万斤。这一年，只有200来户的松篱村（今徐家庄乡）被迫给日伪送去棉花14000斤，粮食4000斤。
最早的战斗 白家庄战斗，是我军在冀州进行最早的抗日战斗。 1939年2月6日，冀中军区一分区赵承金、谭冠三部的一支南进支队由冀中开往冀南途中，行至白家庄（今冀州镇）时，接到情报，日军大队长藤田率60多名日伪军由县城向白家庄尾追而来，前面是骑自行车的汉奸和20多名日军，后面是40多名伪军。 支队首长立即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并且与冀州当地取得联系，待日伪军进入伏击圈时，八路军迅速发起冲锋。这次战斗共打死日军16人，打伤4人，日军队长藤田被击毙。
收获最大的战斗 滏阳河伏击战，是我军民收获最大的一次战斗。 1941年9月初，八路军冀中警备旅侦察得悉，日伪100余人，押运8船粮食及军需物资由衡水运往新河县城，遂决定在冀县衡尚营村（今官道李镇）东南方向滏阳河渡口设伏劫船，冀州当地军民积极配合。 6日10时，日伪船队进入伏击圈后，警备旅九连封锁河道，十连、十一连从左右猛烈轰击敌船队。战斗进行了5个小时，一小队日军除3人逃跑外，其余全部被奸，同时消灭伪军1个中队，活捉80余人，缴获迫击炮1门，八八式掷弹筒1具，捷克式机枪1挺，步枪数十支，炮弹40余发，子弹6000发及8船粮食和物资。警备旅侦察科长陆培忠、团除奸股长蒋鼎文、副教导员王文斌及十连连长郑海青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最惨烈的巷战 野庄头战斗，是冀州最惨烈的一次巷战。 1943年9月15日，中共束冀县(今冀州市的一部分)六区区委书记冯欣、宣传委员呼宗禄、敌工委员李书成同区小队指导员刘耀民及区小队全体人员共30余人，转移至野庄头村（今冀州市门家庄乡西野庄头村），住在村东南角。天将拂晓时，侦察员报告，大批日军和伪军从东、西、北三面向野庄头村包抄而来。区委紧急决定暂时隐蔽，如被发现就与敌人打巷战，坚决战斗到底。 刚布置完毕，一日军推门进院，被战士射中。引得日伪军集中火力向区委、区小队驻地射击。六区干部战士边打边向西南方向突围。当撤到村西南角最后两处房子时，退路被日伪军火力封锁切断，一部分人被迫退到房子里坚守。战斗从早7时直打到下午5时，日本侵略军才撤离。战斗中，区小队仅有部分人突围出去。班长、中共党员丁兰洲在身负重伤情况下拉响手榴弹，与两名日军同归于尽。王延年、田得洲等9人壮烈牺牲。冯欣、呼宗禄及小队文化教员宋云、司务长刘文成等10余人被俘。
最顽强的“破路”斗争 冀县广大军民，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顽强的“破路”斗争。 1940年7至10月，为配合八路军“百团大战”，中共冀县县委根据冀中、冀南军区统一部署，连续几次组织万余名民兵，大破石德铁路。几个月中，连续几次出动万余人，扒铁轨，割电线，挖路基，夜破昼扰，使铁路线经常中断，沉重打击了侵略者，有效开展了抗日活动。 1941年9月4日、6日，中共束冀县（今冀州市的一部分）县委发动群众5万余人，对辛集至新城段石德铁路开展两次破路活动，拆毁铁路3.5公里，运回钢轨30余根；拆除电话线150余公斤，电话杆20余根。
最深的军民情 在抗日战争时，冀县军民艰难与共，唇齿相依，谱写了一曲曲“鱼水情”的赞歌。 群众保护抗日干部及军队。在抗战时，人民群众千方百计保护抗日干部、战士及八路军的粮食。有一次日伪军扫荡，把今南午村镇新兴寨村全村群众集中到村口，将村民马丙义、马长锁父子从人群中拖出，并在他们身旁堆起柴禾，浇上汽油，声称“如不指出谁是抗日人员和八路军家属就将他们活活烧死”。人群中的抗日干部几次要挺身解救，都被众乡亲拦住。马家父子面对威胁宁死不屈，决不出卖抗日干部，最后被日本侵略军活活烧死。 今南午村镇南齐家庄村普通农妇韩金平和女儿齐春香，在侵略者的刀枪下不畏强暴，舍生忘死，把八路军干部认作丈夫、父亲，成功掩护等等事迹，至今仍然广为流传，深得人们敬仰。 今徐家庄乡徐家庄村时任党支部书记刘立存和村长张丙书舍生忘死，差点丢命，保住了八路军藏在村里的4000斤公粮。 抗战时的“堡垒户”。 1941年至1943年，是抗日战争最为艰难、严重困难的时段，在这种极端困难情况下，于1941年,冀县县委和抗日政府根据上级指示，做出决定，在抗日根据地展开建立抗日“堡垒户”的工作。 抗日“堡垒户”，当时遍布全县，一般设在抗日根据地的区所在地和较大村庄。一般1个村庄内设有1、2个户，有的设有3、4个户。当时，全县共建“堡垒户”173个。 抗日“堡垒户”的大爷、大伯、大娘、大嫂们、直至青少年们，做了许多极重要的抗日工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 生活上照顾抗日干部、战士,工作上帮助抗日干部、战士。“堡垒户”的家庭成员，不仅仅负责抗日干部的食宿生活，还积极参加、自觉帮助抗日干部工作，如，站岗、放哨、通风送信、护送干部、印刷文件、了解情报等。一些“堡垒户”家，发展成我党的“交通站”。 今北漳淮乡南内漳村王秀庭经常为党组织送信件。她常把信件缝在棉袄里或裹在包袱里、干粮里，或者填进鱼嘴里、藏在裤裆里。有一次，王去李家屯给县委干部冀广民送一封“鸡毛信”，她先把南瓜切了个口挖出瓤，用金箔纸把信包紧，放进瓜内，再用切下来的瓜皮盖好，装进篮子，放上碗筷，打扮成一个讨饭的，通过了敌人的岗楼，把“特急”信件，交给了冀广民。 当年,中共冀枣工委在“堡垒户”、今冀州镇伏家庄村刘玉芳家办了个“地下”印刷所,油印党的宣传品。丈夫胡灿章负责刻印,妻子刘玉芳负责装叠。为确保重要文件的及时发出,夜间赶印是经常的。无论时间多晚,就是不睡觉,他们也要把文件和宣传品整理好、藏好。为便于同志们随时来取文件,他们毫不犹豫地把自家心爱的狗活活打死。 踊跃参军。民兵是八路军和人民地方武装主要兵源。抗日战争期间冀县大多数青年民兵参军抗日，也有少数年龄较小的男女学生参加抗日部队，被称为“小八路”。1941年5月4日，束冀县（今冀州市的一部分）4000多名青年民兵踊跃参军并举行宣誓大会，向广大民兵发出“杀敌报仇，收复国土”通电。 今官道李镇王家道口村时任中共党支部书记谢鸿彬和今官道李镇西沙疙瘩村时任合作社社长郁洛善、今官道李镇羡家庄村民主人士王润之，等等，都是在共产党最为艰难的时候，送自己的儿子参了军。王润之的儿子是独生子，当时只有16岁。 抗日干部及军队保护群众。1942年至1943年，日本侵略军在“扫荡”中实行“三光”政策，致使抗日军民处境异常艰苦。1943年大旱，庄稼颗粒无收，人们只能以草根树皮维持生计。在饥荒面前，中共冀县县委动员广大军民积极救灾，号召军队和县区干部紧缩开支，脱产干部从每人每天8两小米（16两制）减到4两，将节余粮食救济无粮户。冀南军区第六军分区干部战士提出：“咬紧牙关，度过难关，党政军民总动员，救灾度荒坚持抗战”“我们是冀南人民子弟兵，应该与冀南人民同甘苦，共患难。”每人每天省出2两小米和尽可能多的油盐菜金来救助群众。 1943年立秋后第三天才下透雨，中共冀县县委抓住时机，指示各级干部带头拉犁、拉耧，帮助群众抢种小麦。
职位最高的烈士 冀县在8年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有433名，这些烈士包括冀州籍的和外籍曾在冀州工作的，冀州籍的386名，外籍的47名。 冀州职位最高的烈士是李力（1913---1942年），他又名李双福、李幼贤，今冀州市码头李镇烟家雾村人。 他先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后，他以教员身份作掩护，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发展了冀州市第一批农村中共党员，创建了第一批农村中共党支部。抗战爆发后，他化装成卖文具的商人，走村串户，宣传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1938年3月，任冀南老一分区地委书记。1940年秋，任冀南区党委委员、武装部长。1942年6月牺牲于左权县。
年龄最小的烈士 冀州在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烈士中，20岁以下的有81名。他们大都是一般战士，还有的担任司号员、警卫员、卫生员，等等。 年龄最小的烈士中，仅仅十七八岁，刚刚入伍、第一次参加战斗就牺牲了。17岁的北漳淮乡耿家庄村王彦起，1945年，入伍到冀南独立旅；17岁的门家庄乡赵家庄村赵书彬，1939年到冀中警备旅当战士；……。他们都是当年牺牲的。19岁的码头李镇南大庄村张振鲁，1942年5月到冀特区游击队当队员，6月就战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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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4 07:00
发表于 2015-9-4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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