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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愿再等待记者们画出的饼，而是提出，一定要先给钱再接受采访，要价200元。 但他们的儿子似乎更要愤怒，他不明白为什么村里明明还有5个人，附近住着20多人，却被媒体说成只有他父母两人。他认为：“外面说整个村里只有我爹妈了，那不是说我不管他们吗，说我混得不好，还把爹妈留在农村。” 高生花也为了给儿子争这口气，嘴里不停地嘟噜：“我们不要谁管，我们有自己的儿子管就行了。我们也不要钱，你们都走。” 在他们的眼中，子女在外面混得好，是他们在村里地位的根本。 10多年前，驮巷村本有100多人，现在只剩下了5人。在距驮巷村不到1公里的星峁村，本有150多人，现在只剩下了20多位老人。附近四五个村，只有一个村委会还在运行。 当地虽然有广阔的土地，但由于缺水，都不算肥沃，一般的地只能种土豆，稍好一点的地也只能种玉米。而出门打工有时半年都能挣三四万，在经济的刺激下，村庄的人们开始了第一波外出打工潮。人少地多，土地贫瘠，劳动力匮乏，这都导致很多土地荒芜，留下的人可以在土地上恣意耕种。 外出 这样的空巢村绝非个例。距离赵石畔镇100多公里的横山县武镇镇高崖窑村是一个曾有着1000多人的大村，而今年最近的一次聚会，加上从县城、市里赶回去的离乡者，也仅仅有120多人。 36岁的高翔对于远离故乡很是无奈。他说，他们离镇上唯一的幼儿园有5公里。约10年前，眼看小孩到了上学幼儿园的年龄，而那么小的孩子每天要在山里步行，父母实在不忍心，高翔一家选择了到县城打工。 高翔的5个兄弟姐妹都已离开农村在城里打工，他家所在的小队，户籍人口有100多人，而现在只有一人还留在农村种地。 10多年前，农村的教育资源逐渐集中到乡镇，高翔再也见不到自己小时读书的学校，他的儿子也没法像他一样在农村就近上学。在第一波外出打工挣钱的热潮过后，像高翔这样的留下者，不得不为了子女上学，也做出外出打工的决定。 离镇上8公里左右的一所小学，现在几乎已经闲置。一位曾在该校任教的老师说，10几年前，还有好几百学生，可现在15个老师只有10几个学生，几乎是一对一教学。即使这样，老师们也只教到小学三年级，以后要到镇里的小学。 村民们认为，农村学校“教不好”，为了子女上学，他们也愿意选择到城里谋生。即使没钱，自己再苦再累都值得。 镇上拥有全镇唯一幼儿园、小学、中学，这样的“学校经济”也让原本并不繁华的小镇，一下子变得拥挤起来。 一位村民说，带着小孩在县城、市里上学，由于没有户籍，每年每个孩子的各种开销在万元左右，有些家庭承受不了，便选择镇上的学校，上学几乎不需要自己花钱，生活费也可以节省很多。 男人们在外打工，女人们则选择租住在镇上，每天骑着摩托车接送小孩。小镇私房的房租也不断攀升。 进城 外出打工是为了子女，家中的父母则是他们另一份牵挂。王明厚夫妇虽然不是两个人的村庄，但他们家独居在一个山头，附近有些似乎装修不久的窑洞，也已被闲置。 一位老人守一个山头，成了当地形象的说法。 人虽然都在外地打工，村的建制实际上也已不复存在，但这些背井离乡的村民，还是希望借此延长老家村庄在自己心中的存在感。 好在由于当地煤炭资源丰富，经济发达，村民们多在榆林市和附近的鄂尔多斯市打工，离家并不算远。 王明厚的儿子也曾把他们接到县城，可老人总是流泪，他们不愿意在城里呆。 在星峁村，77岁的周耿涛头上缠着白毛巾，典型的陕北农民的打扮。他不仅下地干活，还能一下扛起几十斤的牧草。老人说，他习惯了这样辛勤劳作的生活。 周耿涛的子女就在县城打工，每个月会回一趟家，给老人送点粮食和菜。 子女也接周耿涛去过县城，周耿涛说，他不想去。在县城的楼房里，周耿涛的妻子常常嚎啕大哭，他喜欢一出门就有蓝天白云和黄土地，县城的生活老人认为像在“坐牢”。虽然在子女家吃得好、生活好，可周耿涛夫妇还是不习惯，周耿涛说，在城市有了鼻涕都不知道朝哪甩，他们认为农村自在，坚持回了老家。 “死也要死在自己家”，怕离开农村后，家里没人，房子垮了，到时再想回家连家都没了。 | 
发表于 2015-4-13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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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13 2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