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张孝铭 于 2014-7-10 22:49 编辑
大跃进时代,我吃过三次“大食堂” 我的童年是跟新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家是农民,我出生不久,我们那里就开始“土地改革”(简称“土改”)了,我在土改中也是“证上有名”——分得了土地。1958年,举国上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大炼钢铁,大办食堂。此时全国人民,意气风发,为“超英赶美”奋发努力,当时的形势用“如火如荼”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在这个“火红的年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吃“大食堂”,而我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吃了三回“大食堂”。 这年秋天,我上了小学一年级,正赶上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各单位各学校也同样如此。我们家住在城里,我们所在的公社大队距城大约有一公里。放学以后,我们就到大队的公共食堂去就餐。 那时,我们家在家的人不多,但吃饭却分成好几处。我二哥有单位,他在单位食堂就餐。我二嫂是大队食堂的炊事员,自然在灶上吃饭。我母亲是城市居民,她吃饭在街道大食堂。我大姐在县师范学校,只有我和我二姐、两个妹妹在大队。大妹妹只有五岁,小妹妹还不到一岁,所以大食堂吃饭的只有我和我二姐,吃完后还要将两个妹妹的那份饭带回来。 大队办食堂,就是利用原来没收的地主的宅院,在小房子摆些收集来的八仙桌做餐桌,在大房子里架几顶大锅,按个大面板,找几个年轻的女社员当炊事员,做的无非就是馒头、面条、稀饭之类的。什么肉啊,根本就没见过。饭桌分老年人、年轻人和儿童几个层次,吃饭时,各按分类上桌就餐。这样,一家人就分成几个餐桌上。刚开始时,每天两稀一干,到后来几乎全是稀饭了,偶尔改善生活,加几个小菜,也就是胡萝卜丝、白萝卜丝、一小盘辣椒油、一小盘醋。后来才知道,那时应付上级领导来参观的。 我和我二姐吃完晚饭,要将两个妹妹的晚饭带回去。农村吃完晚饭后,天已经黑了,回家要经过一块墓地,每次经过这里,我心里特别害怕,但只有这一条路,只能硬着头皮,闭着眼睛过去。这种日子一直熬到了第二年。 1959年初夏,母亲、二姐、两个妹妹和我,从老家来到了在地区剧团工作的父亲身边。转户口时,将小妹妹的户口留在了原地,这样,我们六口人就吃着五个人的口粮。到剧团依然要吃大食堂。因为是家属食堂,没有餐厅,每人发给一个大约4两的馒头,一碗菜汤,坐在院子里的台阶上啃馒头喝菜汤。每次吃饭时,母亲总是从我们的馒头上掰下一块,留给一岁多的小妹妹。后来大食堂办不下去了,于是大家各回各家,自起炉灶。 为了保证计划用粮,父亲借来一杆秤,找来一堆石头,一斤一两的过秤,自制了一杆土秤,将每天的口粮过秤后才做饭。这时,虽然粮食定量不高,但在母亲的操持下,饭菜谈不上好,基本能填饱肚子,日子也还过得去。 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大食堂再次被迫开灶。此时,大食堂已非往日,粮食定量已经下降,餐中的大馒头不见了,多的时候是一大碗拌汤(即疙瘩汤)或炒面汤,蔬菜根本就见不着。我们家因父亲工作的需要,搬到外面去住,距离食堂大约有500米。每天吃饭时,就用好几层的大饭盒打回家来,再分到每个人的碗里。母亲亲自掌勺,给每个人分饭。好在母亲抽空找点野菜,白开水煮煮,撒点盐,以补贴主食的不足。 1960年11月,我父亲因病去世了,经济来源没有了。看着我们这些孤儿寡母,剧团的领导不忍心了,自作主张让我们退出了大食堂。自此,我们才能在自己家里做饭了。我们的母亲在此时显出了她勤俭持家的本领。每次做饭时,用我父亲自制的那杆秤,量出每顿的定量,又抓出一二两放回粮袋子。到了月底,再来个“总盘点”,有余粮,就给我们做一顿可以放开肚皮吃的面条或菜饺子。平日,她带我们挖野菜,初冬到乡村庄稼地里翻腾已经收拾过的菜地,找点烂土豆、白菜根垫补。就这样,我们五个人吃四个人的口粮,没有一个因挨饿而倒下。 就是我的童年,它不是故事,但它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当我成人之后,我对吃“大食堂”的饥饿仍然有着深刻的感受。但我不怨恨那个时代,因为那时全中国从领袖到老百姓都一样,都经受着那种熬煎和考验。而我们是共和国的长子,国家的兴衰,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应当承受这种责任和负担,给后来的弟弟妹妹们作出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