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一窗烟雨 于 2014-4-29 20:28 编辑
几个月才能有一部新片上映，自然是一票难求，售票窗口上演肉搏战，为买电影票打架斗殴也是司空见惯。为了保障售票员的安全，售票处的窗户用木板钉死，仅留一个能容拳头通过的小窟窿。那个小窟窿前人头攒动，每人都使出浑身的力气往前挤，这种场合，是小混混们逞英雄的好时机，若是有本区乃至本市的打架大王到来，人群会自觉自动的闪开一条道，大王在喽啰们簇拥下，趾高气扬的走向小窟窿，买了票扬长而去，待他背影消失，众人又开始挤作一团。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女生想看朝鲜电影《一个护士的故事》，售票口几十人榨肉酱般挤成一块搅动的肉，如此激烈的场面，我们几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胆量上前，就此放弃又不甘心，愁眉不展之时我一眼瞥见本校的打架大王黑娃子带手下经过。这个黑娃子和我，不仅是同学还是邻居，他自幼顽劣，很能欺负女孩子，从小到大，瞄见他的影儿，我总是绕道走，既厌又怕。我们那时男女同学也不讲话，课桌中间用粉笔画道杠，双方不得逾越，若是一方不小心，让铅笔橡皮什么的小零碎过了界，轻则遭到怒目而视，重则拳脚相加。即使有赛过三八线柏林墙的粉笔杠保护，也没有女生肯同黑娃一张桌，于是，在教室后边的角落，老师给他了一张单桌。那天，大概是急昏了头，我竟然鬼使神差的跑过去求他给买票。黑娃子先是一愣，然后就接过钱，昂然的走向那堆搅动的人肉，揪住包在外层的一块布，一抬腿，噌噌噌，踩着一片脑袋肩膀，几下就到了窗口前，还没等肩膀脑袋的主人们醒过神，票已经到手，纵身一跃，飘然落地。我连声道谢，黑娃却一言未发，冲弟兄们一招手扭头走了。 在看过纪录片《春天》之后，电影多了起来，不必再为买票发愁。一批老片复映，外国片和香港片也源源不断，《屈原》，《大篷车》，《忠诚》，《冷酷的心》。《人民电影》也恢复了原名《大众电影》。记得恢复旧名后的第一期刊登了日本女演员高峰秀子的自传《一只虫子》节选，写的是她和赵丹的友谊，正因为读了这篇文章，我才跑到电影院去看《十字街头》，并没觉得赵丹有她写的那么帅，我觉得主演《我们村里年轻人》的李亚林和《青年一代》的达式常比他英俊的多。在看够了老片之后，南斯拉夫电影像一股清风吹来，《桥》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让售票口又排起长龙。南斯拉夫电影里的英雄不同于我以往在国产片里看到的李向阳王成，他们与敌人遭遇时，在濒临绝境时会举手做投降状，这曾让我很不舒服，英雄怎么可以这样？但是慢慢就接受了，感觉很真实。南斯拉夫电影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个性鲜明，令我着迷，还记得看到小战士被击中双腿卧地不起，眼看要被德军俘虏，好友咬牙扔出雷管将他炸死，我难过的泪如泉涌。对南斯拉夫电影着迷的不止我一个，那阵子，《桥》里的插曲“啊，朋友再见”响彻大街小巷，好像人人都成了游击队员。在看到南斯拉夫电影前，我推崇苏联的战争片，受父亲影响，把《保卫察里津》《攻克柏林》奉为经典，看了《苏捷斯卡战役》之后，我宣布南斯拉夫战争片才是经典，无论是写大战役，写具体事件还是写某英雄人物，都比苏联电影真实自然。 在我读初三那年，首批日本电影《追捕》《望乡》《狐狸的故事》公映，让国人大开眼界。我敢说，五十岁以上的人，鲜有没看过《追捕》的。这电影实在太受欢迎，各影院都昼夜不停的放，本人第一遍看就是凌晨两点场。怕睡过头，特意把你闹钟放枕头边。第一声铃响就翻身坐起，迷迷瞪瞪的跟着姐姐们去离家很远的一个影院，一边走一边揉眼睛，擦眦目糊。那几天课堂上只要有同学睡觉，不用问，都是半夜三更的看《追捕》闹得。看了一遍不过瘾，还要看第二遍第三遍，看三遍也没发觉影片被剪掉很多，情节都有些不连贯的。不仅减掉了杜丘和真由美的情爱戏，裸镜，甚至剪掉杜丘驾驶飞机降落海边，藏进带篷布的卡车混进东京，躲妓女家等，足足减掉了半个小时的长度。 《追捕》可以看三遍，《望乡》却一遍都没看，是真没看。当时很多人看了也不好意思承认。我们学校有个男老师，和老婆闹离婚，带着几个女生去看了，弄得全校舆论哗然。男老师带女学生看电影，这事本身就暧昧，更何况看的还是《望乡》，遭到师生非议，也就不足为奇。好在他还算明智，带了两三个，如果是只跟女班长两个人去看，说不定会被女生家长痛殴。未等舆论平息，这老师又闹出更大风波。老婆死活不同意离婚，他竟然带着漂亮的女班长偷越国境，在缅甸境内就被抓获遣返。女班长退学，男教师劳教，不过几年后，他们真成了夫妻，但并不幸福，女学生说，如果不是因为有孩子，早就离婚了。此乃题外话，与电影不相干。 渐渐的，国产新片也多了起来，我陆续的看了《小花》《戴手铐的旅客》《瞧这一家子》等。百花奖也恢复了，选票随大众电影杂志发，为了给自己喜欢的电影和演员投上一票，我负责排队买杂志，老爸作为一家之主负责填写选票，全家都发表意见，少数服从多数，不过也没有争议，一致通过的选了《庐山恋》和张瑜。当年百花奖评选的盛况，估计是再也不会重演了。 电影多了，我看电影的兴头一点没减。为了看栗原小卷的《生死恋》，我热心的陪同桌去医院看病，漏掉一堂重要的物理课，其实看病是借口，我们俩只到医院拿了点药就奔向电影院。不仅为看电影逃课还让家里闹了场虚惊。那是个星期天，姐姐搬进新居，兴高采烈的把我接到她家吃饭，饭后，夫妻俩送我到汽车站，看着我上了末班车才挥手告别。我一下车就碰见邻居小冬梅，冬梅见了我就喊：“老姐，快点，要开演了。”原来，她爸爸单位发电影票，她要了两张，正愁找不到伴。我一听是新片《梅花巾》，二话没说就跟她去了影院。 天黑了，我还没到家，爸妈慌了神，老爸拄着拐杖（他的脚文革中致残），走了一个多小时到我姐家，一听说早就回去了，他径直奔向派出所报案。我姐和姐夫也慌了，一个骑上自行车沿途寻找，一个到附近医院打听有无车祸伤者入院。我妈则在整个大院，挨家搜寻，她这一打听还真就有了线索，冬梅妈分析说可能是跟她闺女一起看电影。派出所的警察同志也安慰我父亲，一个中学生不可能在公交车上被拐走，估计是下了车又到别处玩了。老爸头脑冷静了些，也觉得警察分析的有道理。 我走出影院后，才意识到父母会担心，做好挨骂的思想准备，进家，却发现家人都不在，正纳闷，爸爸妈妈妈姐姐姐夫还有一大帮热心肠的邻居浩荡而来，见了我，不约而同都长出一口气。爸妈虽然没责备我，我却为此一直负疚。细想，也不能全怪我，也该怪科技不发达，那时候，我们整个大院，只有公安局长家里有电话，更别说手机了。如今，这样的囧事再也不会发生，如今的我，都想不起来上次进影院是什么时间，回忆起过去对电影的痴迷，恍若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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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29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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