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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的我相信银幕上的一切都是真实的，那时代中国大陆没有狗仔队，没有八卦新闻，电影演员的私生活包裹得比元宵馅还严实，幼稚的我把演员和角色混为一谈也就不足为奇。当李仁堂从青松岭跑到大庆油田，不甩鞭子赶大车而是穿上中山装当领导，我就像被热年糕噎住咽喉那么难受。在文革中，大众电影杂志更名为人民电影，五块钱一本，发行数额有限，没后门的订不到。我家邻居在邮电局工作，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订到一本，于是，我就用三分钱一根的冰棍外加几张花花绿绿的糖纸，和她家三个流鼻涕的小屁孩把关系搞得杠杠铁，几个孩子一伺妈妈看完，就你争我夺的抢杂志，然后屁颠屁颠的给我送过来。每期我都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不拉的从头看到尾，每期看过之后都有依依不舍的感觉，只有一期除外。那期上登了《创业》的主演张连文的一张生活照，天哪，周挺杉竟然穿花格子衬衫，留那么长的头发，还微微有点卷曲，让人怀疑用火钳子烫过，这哪有一点英雄人物的样儿？分明是特务流氓。俺的神那，这不是天塌地陷嘛。垮塌、毁灭、倾覆，怎么说都不为过，我简直想大哭一场。
那个时代的人是不是追星？我想也是追的，只是不敢像今天的追星族那么公开大胆，不可能像那个杨什么娟，花光家里积蓄跑去香港，就为跟偶像合个影。我们那时都是在心里偷偷追。据说有个女初中生，按捺不住春心萌动，给王心刚写了一封信，至于信里写的什么，进驻学校的工人宣传队长并未公布，但就此事召开全校大会，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严肃批评现在的学生思想复杂。文革中有句话，“阶级敌人就潜伏在我们身边”，身边有没有阶级敌人我不知道，但是大院里也有几个情窦初开的女孩子，爱聚一起谈论王心刚我是知道的， 她们一遍又一遍的讲《侦察兵》，各个一脸痴迷，一副花痴相。尽管她们把这个电影吹得天花乱坠，我却不怎么爱看。我喜欢阿尔巴尼亚电影里的游击队员，他们碰面总是一个说“消灭法西斯”，另一个必答”自由属于人民“，眼睛里无一例外的不闪着坚定的光芒。那神情才叫”酷毙帅呆“。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这么喜欢看高鼻子的外国人，邻居小珍就抱怨外国人不仅长得丑，而且名字起那么长一串，记不住也不好听，我问她哪个外国电影里的名字不好听，她很肯定的说《第八个是铜像》，我又追问里面谁的名字不好听，她扬了扬下巴：”那个女的，就铜像的那个对象，叫啥不好，非叫二妈。“
我，我，我简直哭笑不得。那女主角明明是叫阿尔玛或者艾玛，到她耳朵眼里就成了二妈！细想，这两个音还真是挺接近，可见翻译是一门美学，是一种艺术，试想，如果把德克萨斯译成“得可杀死”，岂不天下大乱。这个姐们对外国名字的认知度并未随年龄而增长，到本世纪，年过半百的她，在跟我聊一部美国连续剧时，义愤填膺的谴责女主角淫荡，弄得我莫名其妙，她见我不解和不认同她的观点，就拿出事实佐证，说女的跟她姐夫私通不是淫荡还是什么？哪里有什么姐夫？女主角明明是独生女！我愈发糊涂。“那女的一个劲喊那个男的姐夫，你没听见？“她也疑惑。我恍然大悟，片中女角的情人名叫杰夫，被这姐们儿理解为姐夫了。联想到儿时记忆，我真是笑到岔气。 好像是到了小学的高年级，黑白片减少，彩色的多了起来，国产的故事片也有了几部，不再总是新闻简报。《春苗》《决裂》《海霞》《闪闪的红星》，印象最深的是《第二个春天》 ，我看了又看，特别喜欢女主角刘芝茵，忍不住对姐姐夸赞杨雅琴好看。我姐却一不屑的一撇嘴，“你知道啥啊？第二个春天是老电影重拍的，以前叫《海鹰》，王晓棠演的，比这个好看十倍。”
”是电影好看十倍还是王晓棠比杨雅琴好看十倍？”我叫起真来。
“都是！”姐姐转身走开，丢下我独自陷入郁闷，埋怨爸妈咋不先生我。用现今的话说，杨雅琴就是我的女神，但我的女神不止一个。除了杨雅琴，还有王苏娅，第一次看到她是在《海霞》里，第二次是《决裂》，她的那双大眼睛给我印象特别深。那时还有部反映知青生活的片子《征途》，我是先在广播里听完小说连播又看得影片，听小说时特别爱听有关那个资本家小姐万丽丽的章节，资本家小姐，在我的想象里都是长得白净漂亮，穿戴洋气，说起话来娇声娇气。不记得是谁演的万丽丽了，只记得很失望，没我想象的漂亮，没我想象的洋气。那部片子里还有老演员秦怡，是姐姐告诉我的，说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老演员。饰演老农妇的秦怡，没让我欣赏到她的美貌，我是直到几年后看了《摩雅泰》才承认她漂亮的。 而王晓棠，终于在《野火春风斗古城》中见到，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演员分饰两角，很惊异。听说王晓棠最成功的角色是《英雄虎胆》里的阿兰，美丽魅惑的很多革命青年爱上女特务，完全丧失了立场。说红颜是祸水，可见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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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20 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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