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学习焦裕禄“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精神成为主流,加上与因反腐应声而倒的许多官员对比,焦裕禄的形象又变得光辉伟岸。但学习焦裕禄式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公仆精神,却让文武百官感觉到为难。因为贪官常有,而榜样不常有的现实就说明了人性对本身的欲望遏制力是相当有限的,过惯了官老爷的生活,一下子要他们成为清贫乐道的好官,无疑是童话故事才有的结局。
所谓的“公仆精神”,是孙中山首倡,袁世凯发扬光大,上台的都说要当人民公仆。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听到此说后几乎笑破肚皮,说那些争当人民公仆的其实都是骗子,他要当就当人民的父母,不当人民的公仆。因为当仆人的没一个好东西,不是拐骗主人的小老婆就是偷主人的钱财,而天下当父母的没有一个不爱自己孩子的。
因此,政治神话既不可靠,又不现实,强调“公仆精神”显然不足以解决贪官过多的现象。而宗教则不同。比如,尝试设想一下“焦裕禄也许是个基督徒”。
如果焦裕禄是个基督徒,那么他必定信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观。基督教的平等是所有人的平等,在基督教神权关系面前,无论是奴隶还是公民,贵族还是臣民,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是人,都一律平等,都不可以被忽略和排斥。人的平等不是建立在人的权柄之上,而是建立在神的权柄上的,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人只有在神面前是平等的,才能够在人面前是平等的。在基督教看来,上帝对他们一视同仁,都接纳他们成为主的信徒,信徒之间是平等的,都在神的面前享有平等的权利。所以,焦裕禄式的付出则成为了“你好我也好”的奉献,而这种奉献不会让焦裕禄们感觉到官民等级的区别。
如果焦裕禄是基督徒,他不会因“奉献”而在心理上可能产生的不平衡,毕竟人性是有利己优先原则的,与其让焦裕禄们觉得利人是牺牲自我,何不让他觉得利人就是利己?如《马太福音》7章12节:“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就是被圣奥古斯丁称之为信德生活的“黄金法则”。这条著名的“黄金法则”,表述了基督徒最基本的人际伦理。圣经里人际伦理反复强调“如好、和睦、和平”。《诗篇》34篇14节诗人教导:“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先知告诉以色列民说:“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各人与邻舍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按至理判断,使人和睦……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新约圣经中,耶稣更是强调与人和睦的重要性,《马太福音》5章9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同章23、24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保罗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对于基督徒来说,正是要将这“爱人似爱神,爱人如爱已”的诫命,实践在平凡的生活中。如果所有官员都是这样想的,何来官民矛盾?
如果焦裕禄是基督徒,那么他会觉得这些爱民之举是“天职”,不会觉得爱民是职责之外的德行,更不会把爱民当成是榜样宣传一样荒诞不羁。韦伯曾这样总结‘职业思想’同新教的‘核心教理’的关系:‘上帝允许的惟一生存方式,是要完成个人在现世所处地位赋予人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因此,‘劳动必须被当作一种绝对的自身目的,当作一项天职来从事”。‘惟有劳作而非悠闲享乐,方可增益上帝的荣耀。’并且,‘上帝更乐于人各事其业以积极践履他的意志’。因此,‘人须恒常不懈地践行艰苦的体力或智力劳动’甚至在对付使人堕落的性诱惑方面,‘除了粗茶淡饭和冷水浴外,用来抵御一切性诱惑的药方,与用来抵制宗教怀疑论和道德上的寡廉鲜耻的药方一样,那就是尽忠职守’。”每个官员都尽忠职守,还需要榜样的力量吗?
可见,这种代入法的设想反而比政治神话要符合逻辑和常理,焦裕禄如果真是如宣传那样伟大,那他必定是个合格的基督徒。可惜现在的文武百官都被强制要求是天生的“无神论者”,导致没有一丝毫的敬畏之心,道德崩溃贪腐盛行。所以,要打造一支真正意义上的清廉队伍,榜样力量还不如让官员有宗教信仰来得实际和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