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一窗烟雨 于 2014-1-13 16:33 编辑
昨天，有个叫宋彬彬的人从美国回来，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老师和同学郑重道歉。这个人的名字，我很小时就听到过。那是文革中，姐姐常常谈论那个在天安门城楼给伟大领袖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女生，并说，领袖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回答宋彬彬，领袖又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点头称是。领袖就说“要武嘛”。京城里一个喷嚏，全国就爆发流感，这一句“要武”，引发了全国的暴力浪潮，使人性中原本深藏的兽性如破堤之洪水，暴行导致许多人丧命。据说在这之后，北京市有一千一百七十二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六十年代出生的我，在红色风暴席卷华夏时，还是一个懵懂的小女孩，因为年龄小，便不曾亲眼目睹很多暴行，记忆里零零碎碎有一些，但与文革后从报刊网络看到的图片和文字记载的没有可比性。然而这些零碎的记忆如同旧毛衣上的线头，一经扯出，便止不住。 那时我家住在海州区武装部后院，武装部在马路边，马路对面就是光明小学，校长叫李立本。我们这个大院的学龄儿童都是就读于那所小学，也都说李校长很严厉，严厉的老师通常是招学生恨的。文革给了孩子们一个报仇雪恨的机会。我记得李立本被羁押在小学校里，当时全国都停课闹革命，学校都成了看守所或者监狱一类的东西，从墙外经过，总是能听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喊叫和皮带棍棒之类击打在肉体上的声音。那是个越残暴就越革命的年代，连我们这些学龄前儿童都天天背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你不打，他就不倒。”还有什么“造反有理，文攻武卫”。满街的大字报更是让人头皮发麻，不是油炸某某，就是火烧某人，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亿万只脚。好在那时的我还不识字，少受很多惊吓。小孩子们再怎么有保卫领袖的志向，也没人会让我们参加武斗和批斗会，于是来我们院子打水的牛鬼蛇神就成了孩子表现革命性的唯一机会。也许不是为了表现革命性的，纯粹是儿童的残酷心理作怪，或者只是对大人行为的愚蠢模仿。不管是什么原因，院子里的男孩们最喜欢捉弄李立本，三岁大的孩子见了他都可以高喊一声：“站住！背段语录。”李校长全没了校长的威严，甚至人的尊严也尽失，老老实实的站住，乖乖的背诵。有时孩子们顺心，背一段就放他过去，赶上那个小 哥儿不顺气，背好几段也过不了关。背完语录提了水桶，也不能顺顺当当的离去，孩子们会在他身后掷石头瓦块，高喊着：“打啊，杀啊，打死牛鬼蛇神。保卫.....”李立本就尽全力缩起身子，竭力减少承受攻击的面积，以最快速度逃离。 武装部是一栋二层楼，一楼关了很多犯人，有牛鬼蛇神也有小偷流氓。革命年代大家都要高唱革命歌曲，犯人们也得唱，每晚都从一楼传出歌声，我们几个小孩喜欢趴窗户看犯人学歌。这些人里就属一个小偷唱的好，几个年纪大的牛鬼蛇神总是跑调，红卫队的人发现谁跑调就猛扇耳光，他自己打累了，就让那个唱的好的小偷代劳。 现在穿绿军装带红臂章的红卫兵成了文革的代名词，可我对他们并没多少印象，只记得他们闯到院子来“破四旧”，砸碎各家的花瓶和鱼缸，鱼缸是都搬到院子中央的水井附近，摔碎，一条条大小不等的热带鱼金鱼就在碎玻璃堆里挣扎，最后死掉。对门的邻居我称之为老舅的很聪明，他闻着风就把鱼藏进了水缸，躲过一劫。四旧按理应该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花瓶和鱼缸怎么成了四旧实在令人费解。那个疯狂的年代令人不解其意的事情不胜枚举。大姐有两条很珍爱的长辫子，乌油油的一直垂到腰际，让她显得更美丽，听说辫子也被红卫兵列为革命对象，她出门就要先掖到衣服里，就是这样也还是难逃被剪的命运，某日，拖着一长一短的辫子回来。原来红卫兵们很会捉弄人，剪辫子，只剪一条，出人的洋相。给黑五类剃头，也要剃成阴阳头，极尽羞辱之能事。羞辱他人给了施虐者愉悦和满足感，而让许多人不肯凌辱，而自己结束生命。彭佩云就曾说，她在文革中被剃光头时曾有过自杀的念头。 不只是辫子跟四旧沾边，革命扫帚扫荡的范围越来越大。就在大姐被剪掉辫子不久后的一天，二姐穿着凉鞋出去，光着脚板回来，说是在一个路口被红卫兵拦截，检查她的鞋底说上面有美国国旗，把鞋给没收了。真不知道鞋底怎么会有美国旗，那时的中国人有几个认识 美国国旗？当时的生活水平，买双鞋不容易的，据她说那天被没收的鞋堆的像小山。不知有多少人家会为买鞋发愁。 红卫兵大串连那年的我刚满三周岁，记得三姐从北京回来，带了一对玻璃杯，白底带红花，引来很多孩子观看，大家都是第一次知道玻璃还能做杯子。父亲已被关押，在一个酷热的日子，大地被烈阳炙烤的发烫，母亲买了两根冰棍，用这对玻璃杯装上，让三姐和四姐去送给爸爸，大概除给他解暑之外也有让他看看玻璃杯的意思，没想到这对宝贵的杯子有去无回。 三姐四姐寻着批斗的口号声找到会场，见到残暴的场面：父亲正被几个戴红臂章的人用皮带抽打。惊诧和愤怒让两个十几岁的女孩失控，亲情血脉让她们不顾一切哭喊着冲上主席台，不仅跟施暴者厮打还抢夺麦克风，大声宣讲：“革命不是触及皮肉是触及灵魂。”两个装着冰棍的玻璃杯就在混乱中粉身碎骨，冰棍也被践踏成泥水。 三岁的我也感到了家里那天气氛沉重，母亲很紧张，她不知该把两个惹祸的女儿藏到哪里才安全，因为有好心人告诉，父亲单位的红卫队通知了姐姐们的学校，说他们干扰破坏批斗会。这在当时是属于反革命行为，学校当即派人来捉拿她们归案，幸好革命群众对日复一日的批斗会早已厌倦，会场一乱就纷纷退场，乘着混乱，几个平素跟父亲关系好的人把两姐妹拽开，从后门送了出去。大概学校里的造反派们太忙碌，当时没抓到她们很快就把这事忘记，没有来我们家搜查，姐姐们竟然神奇的逃过劫难。 随着年纪增大，童年这些记忆的碎片不仅没消失，反而愈加清晰。难道是因为怕遗忘，我们回忆再回忆，加深了记忆？ 陈小鲁讲过一个审判东德士兵的故事，士兵的律师辩称他枪杀翻越柏林墙的民众时只不过是在执行军令，可法官却说，士兵至少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寸，最终判决有罪。 时光如流，当年叱咤风云的红卫兵都进入老年，有人悔愧，醒悟：“再不道歉就来不及了。”有人执迷不悟，甚至强词夺理的为己辩解。也有抱侥幸心理，寄希望于时光将人们记忆冲淡。章贻和曾说：“往事并不如烟。”是的，往事不会如烟那般散去，总在某处总有某人会记得。记忆虽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然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记住往事会让我们避免重犯同样的错误，让悲剧不再重演。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难忘也不应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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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3 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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