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玉贝 于 2012-10-10 12:01 编辑
人生之旅 （一） 少年记事 幸福的学前生活 当我记忆的闸门打开，就像汩汩清泉，奔腾不歇，本以为早已忘却的记忆，重又历历在目，恍若发生在昨天。 我的一生既简单平凡，又有坎坷和艰辛，可谓阳光雨露，狂风暴雨皆有。 我的童年 快六岁时我来到济南，跟祖母长大，靠二姑、四姑养家。从我记事起就知道爷爷是街道干部，（早年是中医先生），什么爱国卫生行动、消灭四害呀，什么红十字会活动等等工作他都热心而又认真。爷爷性格耿直，对工作极其负责。二姑、四姑在医院工作，三姑有病，常年卧床不起。大姑和我们住一个院，在西屋，有四个子女。几个姑姑都很有修养，二姑、三姑、四姑皆大学程度，她们写得一手好字，他们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 我六岁(1951年)上小学时家境已十分贫寒，所以初中毕业，我选择了师范。从小学、初中到师范毕业，十二年的学习生活中从未买过铅笔盒，不是用爷爷的木头药匣子，就是用姑姑的纸药盒，但学习上全凭我自己，无任何压力，不论是哪种学科我都喜欢，成绩优秀，较全面均衡的发展。什么活动我都积极参加，多次获奖，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我永远都忘不了培养我的县西巷小学、十七中学和济南师范学校。 县西巷小学 我在县西巷小学，在上学的路上，每天要走进一条约500米长的古色古香的百年老街。县西巷巷道弯曲绵长，这所学校也很古色古韵，犹如一卷厚厚的历史书。我的启蒙老师是郭秀兰，她很年轻，长得小巧玲珑，大家称她为“小郭老师”。她引导我学习入门，入学时我梳着两条齐腰长的辫子，坐在第一排，小郭老师总是提问我，还让我当了小组长，以后是中队长。我们的课外活动是丰富多彩的，我经常参加学校的演出，有时候还去珍珠泉礼堂、八一礼堂演出舞蹈、表演唱歌、朗诵等等，也有时候去别的小学辅导节目。课间活动我们“跳房子”、踢毽子、跳绳，我尤其爱踢毽子，总也不瞎（坏不了，中间不停），直至踢到腿抬不起来为止，谁也比不过我。五年级时发生了一件让我甚至可以说全班同学都不能忘记的事。那是六一儿童节那天，老师带领我们游玩大明湖，我们玩得开心极了，就在召集大家集合返校时，我却“跑”入了湖内，一位游客把我救上来，好险哪！我浑身发抖，只顾哭，班主任李老师把他的上衣脱下来给我披上。老师和几个大同学将我背回家，一九九六年我们分别几十年的小学同学聚会时果真都记得这一幕！这事刻骨铭心! 转眼升入了六年级，老郭老师（老先生）担任我们的班主任。郭老师十分敬业，教语文很有办法，在指导写作方面他的范文尤其好，给我们的影响很深，我的写作水平有了较大进步，直线上升，直到现在一想起写点东西，就想起郭老师。 县西巷小学当时是济南市很出名的学校，只是这些年校舍发展得较慢，愿我的这所母校在新世纪加速发展，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中学时光 1957年我十二岁考入了济南第十七中学。十七中原名正谊中学，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鞠思敏先生创办的私立中学，1954年改为济南第十七中学。我上十七中时校长是马克先，他治学严谨，声誉极高。以后我才知道我与鞠思敏、马克先两位校长竟是济师的校友，好不荣幸！我为有这样的先辈感到万分自豪！ 十七中座落在大明湖畔，学校不大，但书香味很浓。院内有一条小河，小河两岸是假山，小河清幽曲折缓缓流入大明湖，很是优雅别致，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是很惬意的。上课铃响，校园里时而书声琅琅，时而歌声悠扬；下了课就更热闹了，不大的操场上，有的打球，有的跑跳，更多的是到小河边嬉戏玩耍，一会儿攀上假山石，像一群猴子，或攀上北边的钟楼玩；在钟楼上向北看就是大名湖，向南眺望千佛山，湖光山色，相映成趣。以后电影《大浪淘沙》就有很多镜头是在十七中校园内和大明湖拍摄的。 初中三年的学习非常顺利，语文、数理化、音体美等等科目我的成绩一直属于上游，经常受到老师表扬。我还是体操运动员，平衡木、高低杠、单双杠我都爱玩，都很灵活。 中学阶段正是我国大跃进的时代，大炼钢铁，宣传三面红旗，作为学生谁不积极响应号召呢！我们经常打着腰鼓走上街头去宣传。在班内、校内、街道上办黑板报，学校设有广播站，还在济南百货大楼门前设了广播站，我是广播员，天天去广播，去宣传，大人们都夸我，可自豪呢！那时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大炼钢铁了（根本不懂其真正意义），到处是“一脚踹”的炼铁炉。我们学生要到东郊铁矿去运矿石，回校后再把矿石砸成矿粉与煤粉团起来，烧成“结渣矿”，然后再把结渣矿倒进大铁炉里去炼铁，忙得经常“挑灯夜战”，气灯高挂通天亮，男女老少齐动员。学校大喇叭不停地叫，我们一个个弄得鬼脸似的。有一段时间还需要住校，把课桌拼起来当床，一到晚上睡觉了，大家又嘻嘻哈哈闹个没完，一天的疲劳荡然无存！有的男生为了逃避劳动，白天常躲到体育器材室大垫子底下，班长到处找，有时就踩在上面竟也发现不了，这些顽皮生常搞恶作剧，弄得老师、班长奈何不得。班主任陈志显老师累得白天给我们上课时，竟说着说着就打起盹，引得大家直笑（我们还不懂体谅老师），那时我就能给同学们理发(不管技术如何，敢下剪子)，这为我当了老师以后经常给同学们义务理发打下了基础。 少年逸事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十来岁我就挑水（一条街一个自来水管子，家家要挑水喝），洗衣、做饭、还会做鞋，自己的鞋自己做，缝缝补补的活也会。 我家住在钟楼寺街大明湖畔。那条街是长条石铺就的，经常从石缝中冒出些泉水来，鲜活的泉水是济南的命脉，“泉城”是名副其实的，“涌珠吐玉”之处不计其数，放学后我们经常在泉眼旁，顺着涓涓细流，在石头上找“龙”（石面长年经风吹雨打自然形成的条纹，形状似龙），趟水嬉闹。 从小一直在大明湖畔长大，真是一大幸事，那“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美丽景色使我总有怀念依恋之情。放学后，约上几个同学到湖边洗衣服。湖水清澈极了，能看见水底的沙石，小鱼小虾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我们边洗衣服边聊天，玩兴正浓时便互相泼水，有时还下水捞上几条小鱼小虾，放入随身带的玻璃瓶内，带回家放到院内井中或浇花用的缸内。这些鱼在井中可能是常年见不到阳光的原因长得大头小身子，细尾巴，但生命力很强，直到八十年代开街才没了井，也没了鱼。 我们经常从湖里捞一些沤过的树叶，洗干净后用手拍去烂叶只剩下叶脉，再涂上各种颜色，做成精致的标本。 有一年春节母亲带着弟弟妹妹们来看望爷爷奶奶，我和弟弟不知为什么吵架了，弟弟挺愣的，我怕他打我就往外跑，我前边跑，他后边撵，可我“地理”熟啊！顺着学院街直奔大明湖，然后拐了个弯就去了郑怀珍同学家玩了起来，弟弟可傻眼了，认为我掉到湖里，逢人就问：“你看见一个小姑娘掉到湖里了吗?”我玩够了后听说奶奶跟弟弟要人，弟弟差点挨了打，我只有偷着乐的份了！ 期末复习功课时我们也常常到垂柳依依的湖畔，在石桌上摊开课本。有时很专注，可经常没看多少书就走神了，看着那波光粼粼的湖面上荡漾着圈圈涟漪，几丝微风吹来阵阵荷香，湖北岸北极庙那长长的滑梯······我痴迷的望着，陶醉着，也有时借着复习功课之机，带上小说偷偷地看。《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姑夫书架上的《初刻拍案惊奇》、《红楼梦》等书，那个年龄看这些书非懂似懂，理解不透，但也从中汲取了不少营养，充盈了头脑，从此，书成了我的珍爱，成了我的导师。 有一次我在家里看小说入了迷，沉浸在书中的人物故事里，这时爷爷正在院子里修剪花木，让我给他拿把剪子，我却心不在蔫地拿了把菜刀，气得爷爷要把小说给我撕了、烧了，“那是我借的书啊！”我大声喊着，恳求着，在我再三承认错误下，爷爷终于放过了我。 院内有一棵葡萄树，爷爷给它扎了一个很大的葡萄架，葡萄树长得很旺。树枝蔓延铺满了整个葡萄架，夏天遮住了毒辣的太阳，我们在树下乘凉，傍晚在地下铺凉席，躺在上面和表弟表妹们谈天说地，老想变成神仙，一个个幼稚而神奇的想法油然而生。有时候三姑还要给我们讲上一段聊斋或红楼梦，我们听得入了迷。当葡萄结出串串果实时，我们垂涎欲滴，盼啊盼啊，葡萄终于成熟了！那时我想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水果了，我们还分给前院刘大娘一些。 我家喂着一只小猫，黑白相间的毛色，鼻子上还有一块“记”（一块棕色的毛），可爱极了，它和我最亲，我常逗得它蹦来跳去。它非常聪明，只要看着手势就知道我要它干什么，不幸的是一次他跑到街上被路过的拉煤车给压死了，奶奶把它埋在葡萄树下，从此葡萄树长得更旺了，可我也为此哭得泪人儿似的，伤心了好长时间。 初中就要毕业了，填写志愿表时班主任陈老师不同意我考中专。说我年龄小，学习好，应该上高中，上大学，直到最后一天才让我填写了志愿。我也想上高中，上大学，可家庭条件不允许啊，那时父亲早已蒙冤被打成反革命下放劳动（直至1978年才得以平反），家中姊妹兄弟多，母亲用孱弱的双肩挑着家庭重担，拉扯着一帮孩子，我不能总依靠姑姑呀！在姑姑面前我从不撒娇，像小大人似的照看着可爱的小表妹，我已开始懂得我是姊妹中老大，应该替父母分担忧愁了，所以决定上师范，早毕业，早工作，早养家。 在入师范前夕的这个暑假我和张舜利、田玉叶等几个同学找到了纬一路一家药厂仓库去打工。扛箱子扛包的活我干不动，只好包药，打扫卫生，每天能挣几角钱。中午我们几个同学把各自带来的午餐合在一起分享，有地瓜、窝头、蒸熟的南瓜、咸菜，都感觉花样不少，挺丰富的。干了一个月，用这钱买了一个小床单，一双鞋，穿着姑姑改过的衣服到了济南师范，15岁的我开始了新的住校生活。
济南师范求学 济南师范学校座落于工人新村金牛公园的南侧，我们那一级共十个班，我在十班，学号是1号。我们班共41人，女生26人，男生15人，我在班上年龄最小。女生大院在学校的西北侧，一墙之隔便是金牛公园，金牛公园便成了我们复习功课的好去处。我们班女生又分为两个宿舍，那个年代（1960-1963年）国家正处在灾荒时期，同学们大都十分困难，我们的行李都很简单，一床被子和简单的洗漱用品。冬天最难过，冻得睡不着觉，有的就合铺互相取暖。 学校对教学抓得还是很紧的，文学、数理化都和高中课程一样，因为师范是培育教师的学校，还增设了教育学、心理学、艺体课、书法等科目，最后还要留出实习的时间，因此教学进度很快，任务重。老师们的教学水平也很高，记得教物理的徐老师给我们上课时只带几支粉笔，像说书一样幽默有趣，深入人心，深受同学们欢迎，每字每句，我都能记在心里。还有我们的班主任郝老师，教文学的王老师等等，对我们都十分负责，这些老师不仅是教好文化课，还注意教导我们如何做人，将来如何为人师表，他们是培育教师的教师啊！学校一面搞好教学，还要克服极大困难开辟农田、种植农作物、蔬菜进行生产自救，解决师生的生活困难。学校以大礼堂为界，西边是操场，是我们上操、上体育课、锻炼身体的必要场地；礼堂东边就是农田，这也是我们的劳动基地。我们去浇水、施肥、除草、间苗，学会了许多劳动技能，锻炼了劳动本领。巴尔扎克说过：“苦难是生活最好的老师”，那时我们并未觉得苦，反而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学校常组织我们去郊区劳动。记得一次去东郊滩头运白菜，一天往返八、九十里路，一大早出发，回到学校时已经是半夜了，在路上我们累得实在走不动了，真想扔掉一些白菜，可又舍不得，还是坚持到了学校。 吃饭都在大食堂，按小组为单位围一桌，早上是地瓜面粥，中午清汤菜一盆加窝窝头，晚上照旧。每日如此，任何副食都没有，我们正处在长身体的时期，真是吃不饱啊！可有什么办法呢！国家遇上灾荒，据说连毛主席都不吃肉了，我们学生更得响应号召，八个月的粮食分九个月吃，我们毫无怨言！ 那是我已经是个小病号了，两腿一摁一个坑，一级水肿，学校也想尽办法给我们治，有时还发给我们粗粮制成的糠麸饼干，每月的一斤细粮，要掺上些野菜或树叶做成花卷，使我们的身体尽快恢复。当时这一斤花卷、半斤饼干我也舍不得吃，拿回家给爷爷吃，给最小的弟弟吃。 我班是一个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班集体。我任文学课代表，我和高继承、李云广、张宗方等同学经常把发生在同学中的好人好事，把学习雷锋出现在新气象编成小话剧演出，如《雷锋在你我身边》等等，我们班演出的《十送红军》、舞蹈《十大姐》、话剧《放下你的鞭子》都获得了好评，甚至感动得大家流泪，我朗诵的《爸爸的老师》、《毛主席在我们中间》等都获了奖。 有一件事令我终生难忘，令我感动一生！ 每次我回家，看到父母憔悴的面容，看到弟弟妹妹们那令人心疼的样子，我总也忘不了。回校后夜不能寐，就把这些事情记在了日记上。不知怎么这事就传到了同学中。又是一个周末我准备回家时发现了我的课桌内放满地瓜面窝头，谁给我的?只见里面有几张纸条:“这是一个团队应该做的”、“你的朋友”、“你的同学”“雷锋是我的榜样”······我十分感动，默默地流泪了，我不能接受啊！大家都困难，都需要啊！围在我身边的几个同学直劝我，最后我接受同学们的这一帮助，彭玉宏同学还帮我背着一直送到家门口，连家门也没进就转身走了，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我真有说不出的感动，这是同学们金子般的心啊！我们的友谊多么纯真、多么朴素啊，多么难能可贵！我们演出的话剧《雷锋就在你我身边》，就是根据这件事编写的。几十年过去了，可当时的情景却历历在目，一想起来我的心就不能平静，连我九十岁的老母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永远都忘不了在师范阳光雨露沐浴下，我的实习成绩获得了优秀，我从一个蹒跚学子到学业有成，虽然这几年很苦、很难，但也培养了我们艰苦朴素、勤劳、热爱生活的优秀品质，为我毕业后能适应各种环境奠定了基础。为能胜任以后几十年所担负的各项工作学到了本领，有了奋斗的资本，使我昂首挺胸走上了教育教学岗位！
（二 ） 初入社会
扎根农村
1963年从济南师范毕业，同学们各奔东南西，我响应支援农业第一线的号召，一个人背起行囊来到了济南东郊区王舍人中心小学报到。
夸美纽斯说过：“太阳底下没有比教师这个职务更高尚的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立志迈好工作的第一步，走好人生之路，为教育事业贡献一切。 当时是分配我到大辛小学的，这所学校离市区最近，就在这时有一位家住北园的同学哭了，她被分配到东郊最远的学校，可她已经有了孩子，怎么回家照顾呢？这时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没有负担，咱俩换换吧！”就这么简单，领导给我们做了调换，我去了小清河以北的苏家小学，她留在了大辛小学。北苏家小学离市区几十里地，而且不通汽车，从王舍人小学往北还要步行十几里，然后乘渡船过小清河方能到达，既遥远又陌生，极不方便，但不管怎样，这是我教学生涯的第一站，我满怀热情地投入工作。 刚工作就接受了教毕业班的任务。农村有些孩子上学晚，有的年龄比我还大，他们背后称我“娃娃老师”。在教毕业班的同时还兼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由于该校人才配备不全，我除了教语文、数学外也教音乐、美术、体育、地理等等，几乎教遍了所有的学科。大家又称我是“围着桌子转一圈”的老师。我用标准的普通话教学，把在师范学的教育心理学有机地与学生实际结合、创新，搞了别开生面的少先队大队活动，开运动会，我主持，我编稿，我广播，都说像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觉得很新鲜。我给学校带来新鲜东西，带来生机，很快就小有名气了。
由于学校离家远，不仅星期天不能回家，就连寒暑假也不能常回家，寒假和民办老师、社员排戏，什么吕剧、话剧、京剧、歌舞表演等，什么都演。我记得表演《逛新城》时，让我临时顶替（那个演员病了），我还没排练过一次就上场了。暑假、秋假参加他们生产队的劳动，和社员一起“锄禾日当午”，劳动间歇时间为他们唱歌（获得了“刘三姐”的美称）、宣传，还经常到处写仿宋体大字标语，几乎填满了那个庄的所有空白墙壁。
我这位娃娃老师就在这里扎下了根，工作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信任。 我住在一个老大娘家，一间小东屋，没有电灯，每个月用一、二角钱的煤油，盛在一个小药瓶里，插上棉花捻就成了煤油灯。房东大娘一直称我“张先生”（我才是刚刚十八岁的女孩，很不好意思），夏天蚊子多，没有蚊帐，大娘就用野草编起来的草绳点燃给我熏蚊子，冬天就更难过了，夜里经常冻醒，早上要砸开水缸里的冰才能取出水洗漱。 有一次我肚子疼得厉害，房东大娘说给我烧个“热巴滚的挂挂榴”熥一下就好了。我盼着，心想那一定是个晶莹剔透、牙牙葫芦壮的东西，我就像在做一个绚丽的梦在等着，结果就是一块热砖头！不过，这也够我感动的了。 艰苦的环境是最能考验和锻炼人的，这样的环境锻练了我的意志，锻炼了我的适应能力，也给我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我教的第一届毕业生成绩很好，升学率很高。第二年公社又调我帮着搞人口普查工作，要挨家挨户走访、登记，经常日夜加班，我的记录，我整理的各种登记表，整理的各种材料都获得公社好评，考试还得了满分，公社社长找我谈话，要调我去公社当秘书，我没有答应，我舍不得离开我的学生，我一心一意工作，积极进取，但在争取入党时却当头被浇了一盆冷水，原因就是我父亲有“历史”问题。 经过冷静思考，我相信“重在表现”，总盼着下一次。越是这样越应敦促自己继续努力，由于我的诚实、勤奋、实干，在这里踏踏实实迈开了人生的第一步，得到了师生们、社员们应有的尊重。三年后，当我调离该校时，我教的全班学生送我到小清河边都哭了，直到目送我乘上渡船，他们还在挥手告别，还在高喊“张老师，再见！”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他们，我也哭得不能自持，给我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文革期间
杨家屯小学是由杨北、杨南、李家三个自然村的学生组成的，有初中班，我开始教初中代数、物理、还兼音乐、常识等课程，这里的教研活动是按“片”搞活动（周围好几处学校为一片），我曾在片上作了经验交流，搞过观摩课，深受好评。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国处在一片“沸腾”之中，我们也不例外。老师们自然地分成了两大派，斗当权派，写大字报，没完没了地批斗、造反、串联、停课闹革命……当时我也戴上了红袖章，跟着毛主席闹革命，那一刻觉得真光荣啊！但是不久就说我是“黑五类”子女，不能参加造反组织，我的红袖章被取消了，意味着我不能干革命了。我想不通，不知背后流了多少眼泪，不是重在表现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于年轻的我来说那种痛苦是痛彻肺腑的！但我不敢多说一句话，也幸亏我年轻，平常人缘好，他们就说：你只管抄大字报吧，我就整天抄呀、写呀，写大字标语，写毛主席语录。我只有默默无语，牢记“沉默是金”！
我们区教育局领导整天挨批斗，让他上台讲搞了什么“阴谋”，为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让他背诵老三篇。稍有差错，就得将胳膊拧到背后“坐飞机”，批斗的花样可多了，弄得他整天提心吊胆，魂飞魄散，越是这样他就越出错，背老三篇也串了词，“笑话”层出不穷。在那段时间我们每天吃饭先向毛主席请示，再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才能吃饭。后来东郊区又组织了宣传队，把我调到区宣传队，我们围着整个历城县宣传了一圈，再后来终于复课了。想想那几年，有多少领袖人物、多少党的领导干部、多少科学家、多少学术权威人士蒙冤受屈，相比之下我只是受了点不公平待遇，不足挂齿，值得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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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8 18:42
楼主
谢谢老大哥赞赏并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