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 在山海关上小学二年级时,迟到对我和哥来说是家常便饭。可不是我们懒,不愿起床。天还没亮我和哥哥早就被母亲赶起来了,洗一把脸,吃点早饭,立即上岗——到火车站前去卖香烟。 为了生活,我和哥哥每人上学前有卖一条烟的任务。卖完再去上学。“买烟卷嘞,买烟卷嘞。”,“先生您买烟卷吗?”,卖得顺利,不迟到,不顺利,迟到成必然。哥哥从小比我机灵,点子多,我们卖烟比别人贱一、二分钱,就好卖一些,迟到的危险就小些。 迟到是很难为情的:同学们正在聚精汇神地听教师讲课,你突然咣当一声推门而入,“刷”眼光都射向你,我真像犯了罪的、做了亏心事的。背如针刺、满脸羞红…… 遇上严厉的老师,让你提着书包,面向同学站在讲台前听课,那滋味更不好受:咱可不是不要强的人,羞愧难当啊。众目睽睽之下只有耷拉个头,站得小腿发软,两眼含泪。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为了生存。我们一个个长大起来,就说我们的饭量,隨着年龄同步增长,也让母亲招架不住。还要供我们读书,更是力不从心。只有让我和哥哥也为家中出点力。我们不只早晨有卖香烟的任务;放学后,我和哥哥还要用一块包袱皮儿,铺在路边,或卖糖果、或卖肥皂。不挣个把钱,还有脸回家吃饭?! 有时母亲外出(见《母亲飞火车》一文),扔下我们兄妹三人,做饭自己动手。生一顿、熟一顿,也不知是苦。这可能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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