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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红涛廉洁几件事 杨红涛1984年9月至1992年3月担任中共河北省冀县县委书记，后调任河北省农业厅副厅长，现已退休。下面是1990年新华社《内部参考》刊登他事迹的文章（笔者写）中有关廉洁的几件事。 当官不携眷。为了便于在冀县扎下来干一番事业，也为了打消人们“怕呆不长久”的疑虑，不到一年时间，杨红涛就劝通了多年习惯城市生活的老母、说服了有称心工作的爱人和在条件优越的学校读书的两个女儿，毅然举家由衡水市迁往冀县县城。河北省省委书记邢崇智到冀县视察工作得知这一情况后，很为赞叹：“当官不携眷，必有他打算。你带了家，很好”。 对杨红涛来说，带家并不是为了得到领导赞许，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更不是为了谋私搞特殊。他把一家5口从衡水市搬到冀县，便利了工作却给自己的家庭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县里的同志看到他上有老下有小，出于好心想给他盖一处面积大一点，标准高一点的4间新住宅，杨红涛听说后，婉然而坚决地谢绝了：“上级对县级干部住房有规定，我不能搞特殊。如果我多占一尺，别人多占一丈也无法制止。”就这样，他住进了3间共63平米的一处普普通通的平房。一家5口人凑凑合合住，没有卫生间，没有会客室，70岁的老母还得和小孙女儿挤在一起。这样尽管住房面积窄了一些，但却换来了心底“无私”的宽敞。而无私，才能无畏，才能生威。因此，当1985年，县直干部盖私房中的不正之风刚刚露头，很快就被加以制止。 不准子女搞特殊。杨红涛对待子女要求很严格，决不允许搞任何特殊。大女儿杨敏从衡水转学到冀县，一些热心者想乘此把孩子安排到县重点中学——冀县中学，以平稳一下城乡教育的差距。杨红涛却执意不让：“不能因为我是县委书记，孩子就可由普通学校转入重点中学。从什么学校来的还到什么学校去。”于是，孩子尊嘱被转到了一所普通中学——冀县南关中学读书。在大女儿中学毕业后的工作安排上，他也是让孩子同其它人一样去参加招工考试，不以自己的权力给以任何照顾，孩子最后被安排当了一个集体工。 公私绝对分明。杨红涛在给自己和家人的“约法三章”中有这么一条：“不谋特殊照顾，不许贪占便宜，不许有非份之举”。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作为一个县的“首脑”，吃饭、乘车、打电话，在一般人看来也许很难公私分明，但杨红涛却坚持私是私、公是公，不许有任何混淆。1989年母亲病重，为不影响自己的工作，他给在邯郸任小学老师正在度假的姐姐打电话，希望前来照顾。通话之后，他把3.8元的长途电话费一分不少地交到了办公室财务科。几年来，他坚持凡是用公车办个人私事的都交汽油费、凡是到招待所陪客用餐和下乡吃饭都按规定如数交粮票和饭钱。 秘书高秀良说：“他不但不让沾公家的便宜，还常常损私济公，光我经手的，1989年一年，他就为办学个人捐资250多元，自己掏钱买食品看望农村孤寡老人、烈军属和有病的老干部近百元。” 春节，一向被国人视为合家欢聚的重要节日，但杨红涛却几次因公在外度过。1988年临近春节，他驱车前往北京探望为冀县发展献计献策的专家教授，回来时已是大年三十。在北京，他婉言谢绝了北京同志为他安排的难得的现场观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文艺晚会，赶到冀县家里已是深夜两点。可第二天一早，他又踏着积雪去访问县城周围农村的干部群众。 俭朴至极。1988年盛夏，杨红涛同县里几位同志到省城石家庄办事，临近午饭时间，他带领大伙到路边一家小店每人要了一碗过水面，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饭后，离对方单位上班的时间还有3个多小时，同志们考虑到他工作劳累，建议找一家旅店午休一下。他却说没必要破费这笔钱，建议到路边的树荫下等着。盛夏的正午，烈日如火，树叶纹丝不动，气温灼热异常。途径此地的衡水地区行署一副专员看到这样一幅图景，停车下来问明情况后，紧紧握住杨红涛的手，说了声：“共产党的好干部。” 杨红涛同乡镇企业的干部外出搞联合，谈引进，每次吃的也总是老三样：不是面条，就是烩饼，要不就是饺子。在没有外人的情况下，从不让摆七碗八碟的吃喝。路上渴了，就从自己提包里拿出几个从家里带的苹果给大家分分，谁要说给买瓶饮料什么的，他总笑着拒绝：“没那个习惯”。一次，徐家庄乡庄子头村的干部跟他一块去天津运动鞋厂谈联营项目，饭前约好有厂方的同志参加，于是，准备了一桌象样的饭菜，后来厂长因故未到，杨红涛就坚决让把这桌饭菜退掉，换之以每人一碗混饨充饥，并对村里的干部们说：“咱们出来是干事的，不是出来吃喝的，现在正处在创业阶段，能省一个就省一个。”令在座的村干部无不为之感动。 出外如此，在本县下乡也无不如此。为此落了个“面条书记”的雅号，还被人们编成了顺口溜加以总结：“杨红涛下乡吃饭，一头大蒜两碗面，吃得浑身流大汗。” 杨红涛以“抠”在冀县出了名。他用的黑提包让办公室人员拿出去修理过几次，换过拉链、提带，从1984年至1992年仍爱不释手。他办公室废纸篓里很难发现一张没有写过字的白纸。有时一张纸用不完，他就把空白撕下留作写便条用。他还几次批评一些同志不注意随手关灯，并规定办公楼前厅的大吊灯不是重大节日不许开用。 铁面无情。杨红涛不仅以生活艰朴在冀县出了名，而且也以“铁面无情”出了名。 有话说：“当官不打送礼的”，但凡送礼的都在杨红涛处碰了壁。1988年4月的一天，有人送一封信给杨红涛的女儿让直接交给她父亲。杨红涛晚上回家后接过一看，只见信封上工工整整写着两行字：“拆阅盼在无人时寅夜睡前最合适。”信封里有150元钱和一封洋洋洒洒的长信。请求杨红涛为其办3件事：一是为其写的电视剧筹集30万元。二是对其工作给予关照，安排到某单位。三是为其排除职称评聘上的障碍。并为此许以厚愿：物质上，“先送150元，事成之后还可得1万元”；精神上，“电视上有名”。并通过合作，使未来的岁月过得充实，争得多方面的效益、价值……。面对这样的一封来信，杨红涛被激怒了，马上找来写信人，退钱、批评，严词拒接了所有非份关照。事后他严嘱家人，凡是送礼的，明着送的，一律拒之门外，暗着送的坚决退回，要毫不留情。为此，还闹过一次小小的误会。一次，一家企业的厂长为感激杨红涛对其事业的关心支持，就趁杨红涛不在家时，自己掏钱给杨母买了块衣料，谎称是受杨红涛之托捎的。杨母不知其事真象就收了下来。杨红涛外出归来得知后，除让人退回布料外，还很不近情的责备了老母几句，搞得70多岁的老母难过了几日。 有言道：“朝中有人好做官”，但这一古言却对杨红涛身边的工作人员失了效。他的第一任秘书，因为跟他不分昼夜的辛勤工作，不到一年体重就降了八斤。但在为其安排新的工作时，这位已经是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的年轻干部，非但没得到“提拔重用”，反而还被杨红涛建议放到偏僻落后的乡任副职，进一步锻炼。几年内，他对身边先后3位秘书，均没有直接安排县科局正职，没利用职权为他们谋过一间房，给过一个“农转非”指标。 狠刹不正之风。1987年4月的一天，上小学一年级的小女儿杨惠做作业要用他的办公用纸，杨红涛加以阻止，说：“这纸你不能用，这是公家的，你没看上面写着红字吗？你要用纸咱们买去。”小女儿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公家的，我们班用的多着哩！”没想到一句话触着了杨红涛最敏感的那根神经：一张纸小，但纠正不正之风事大。全县有多少干部职工子女，如果都这样跑冒滴漏，如何了得！更重要的是要从小培养孩子们不贪沾公家便宜的美德。于是，一个由财政局和文教局组成的调查小组到学校进行了摸底，发现这所实验小学的655名学生中，就有112人使用办公用纸，占学生总数的17%，占总用纸量的20%，涉及县城47个行政事业单位。这件“小事”被上了县直端正党风大会，杨红涛要求县直各单位的干部职工，要从这件小事中受到教育，纠正不正之风要从严从细抓起。从此，基本杜绝了学生用办公纸情况。 | 
发表于 2012-6-10 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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